新诗创新 莫走弯路(张器友)

　　新诗要实现卓有成效的创新，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非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实行个性独具的情、理交融的审美创造，避免走上弯路。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的非理性世界受到了文学艺术的充分重视。各类文学艺术都因之洞开了主观化和内向化书写的门窗，但人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不少人把非理性绝对化，排斥一切理性的意义，如借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鼓吹“原始欲”“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又如认为文学创作是到潜意识的深井里打水，是“纯粹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

　　还在朦胧诗讨论中，有人就明确表示：“我的文艺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到“第三代诗人”实行“革命”时，这类观点更为风行，诗歌创作被表白为必须从“不是诗”开始，诗人必须从“不是人”开始。他们以“反文化”为中心，张扬非理性“生命的自觉”和“非诗化”。

　　“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者说：“朦胧诗呼应的是‘思想解放’，第三代诗人开始的是‘生命自觉’。”所谓“生命的自觉”，就是放浪形骸，张扬人的感性生命，抗拒外物对于“生命的压抑”。用一个“莽汉主义”诗人的话说，就是“扎根于青春、热血、疾病以及厚脸皮之中……就是要翻山越岭，用汉字拆掉汉字，要大口大口吃掉喜玛拉雅山……最大愿望是冲到前面去破坏自己，用举起的生殖器打倒旺盛的的生殖欲”。他们搬了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存在是一个“荒诞”，人被抛到这个荒诞的所在，用荒诞反抗荒诞便是生命的意义，因而也便是“生命的自觉”了。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推崇人的感性、潜意识，把情、理交融的审美创造当成人的神经症、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和宣泄。

　　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和宣泄，在理性迷乱的状况下，常常表现为对价值理想的解构，导致反价值的写作。这批诗人不少与底层群众有着较多的联系，都是被现代资本排斥在社会边缘或社会底层的“局外人”，诗歌甚至成为他们自外于世界现存秩序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些诗人“退出”的路径就是回归“原始生命”，即所谓非理性“生命的自觉”，实行笼统的“反文化”。所谓“反文化”并不是反不好的文化，而是反人类的全部文明。在他们看来，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以各种方式来束缚和控制人，成了人的异己力量，“造成了人的异化”。他们要把立足点插进“前文化”世界，实行感觉和潜意识还原，用“无意义”解构意义，用“前文化”解构文化。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霸权之下人类的生存状况与人类的全部文明混同起来，以为人类苦难来自文化压抑，他们就是要以“非理性”的生命形式抗拒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文化。并且认为“反文化”是“通往诗歌本质的唯一道路，不了解这一点的诗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论现代诗歌”。这样，他们在反不好的文化的同时，常常把“好的文化”也解构了，在解构假丑恶的同时把真善美也一起解构。由此，他们的生命理想也就陷入了虚无主义乌托邦。他们早期写作的作品，以佯狂的非理性姿态放肆地解构一切，都大抵如此。就是说，非理性的“生命自觉”和抽象的“反文化”，走向了“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的非理性主义泥沼。

　　潜意识和性本能的放纵和宣泄，还突出地表现为对艺术规律的解构，导致了“非诗化”的产生。“生命的自觉”被归结为放纵“原始生命”的“反文化”，诗人便“坐到文化的背面，从‘你不是人’开始”。“第三代诗人”中的一批人都曾经以写“非诗”自居，不过他们并不真的认为自己的作品就是非诗，而是在强调从“你不是人”开始写作的这类“非诗”才是“真诗”，才是卓越的创造。

　　他们实行“不是人”的“非诗化”，做法各有不同，有人“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有人“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都是一些决绝的命题，决绝的举措。止于语言的诗人提倡“口语写作”，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的黑暗，由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使人产生异化”，企图彻底破坏既成的语义系统，“从世界全部的隐喻”中即从无所不在的“文化”中“退出”，“回到隐喻之前”。他们实行“个体无意识的天然流动，裸露生命冲动的原欲和生命感觉的瞬间展开”。故作姿态，拉拉杂杂，浑浑噩噩，忘情于语言的原始性拼接和堆砌。止于肉体的诗人认为人的身体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所异化，没有了“下半身”，所以必须返回到“下半身”，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的体验中”。他们或拼贴黄色的段子，或直露地做无所顾忌的潜意识和性本能宣泄。凡此种种，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诗歌的创新，而是彻底地解构了诗。这种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好转，当初钟情于非理性宣泄的一些诗人开始理性地调节自己的作品，注意到诗歌的本体特征，但更年轻的一些诗人又企图重走老路。前一个时候的“梨花体”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原因依然在于诗和非诗的问题。只有独到的思想内容与相应的艺术形式实现了完美融合的时候，诗歌的创造才能称得上成功。

　　诗有它的本体性规定，不是随意地胡涂乱抹就可以成为诗。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是些性情奇特的人，不能见于当世，行为乖张，其中阮籍狷狂嗜酒、放浪形骸，经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但是他的《咏怀诗》，却遵循着诗歌本体性要求，在有意味的形式中传达着傲然独得的诗性情怀。“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他写得多好！苍凉的比兴，体情入物的刻画，直逼灵腑的叩问，把不与世俗相浑融的愤世情怀传达得多么深沉。他们如果活在今天，当会告诉当代的嬉皮士们，非理性的怪异行为不是艺术，不能把诗当成怪异行为的复制品。

　　也许会有人辩护说，这是“反审美”。是的，“反审美”即以畸形的“丑”的形式实现诗美的传达，这其实也是一种审美。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作家和诗人都这样做，因此辟出了一块新的审美天地，但我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一些诗人是因为主体的羸弱，或是因为错误的认知，仿佛有一种病态的“畸形崇拜”，在非理性的催动下，他们把丑变成为窒息一切的存在，使接受者产生无聊、厌烦、恐惧，生出逃离、排拒的心理，李金发早期的一些作品和近些年某些末流的“诗”都生出过这种结果。而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获得成功的中国诗人，总是注意到理性对非理性的调节，注意到把民族传统中和谐为美和气韵生动的精神融入其中。譬如戴望舒，他提倡“纯诗“，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同时又融汇晚唐诗风，从未排斥理性的作用。他不赞成使用韵和整齐的诗句，自然有自己的追求，但当他进行这种实践，恰在于防止“使诗情成为畸形”，他说：“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适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所以，如果把问题推向极端，一任非理性放纵，无视诗之为诗的基本要求，无视理性及其制导下诗歌的音乐性，无视意象营构和意境的创造，使诗失去“有意味的形式”，“反审美”就不能实现成功的审美，诗就成了地道的“丑”，也就成了真正的“非诗”。

　　对潜意识的发现和自觉开掘，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时空观念，相应地也极大地丰富了叙事、抒情方式。但是它并不排斥理性，对于诗歌来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是古今诗歌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中，大概“意象化抒情”是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了，正确地实行这种抒情方式正可以防止非理性的泛滥。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而诗歌艺术中，诗人一旦启用 “意象”，他就应当遵遁着“美的规律”，实行思想感情的对象化。他尊重感性、潜意识等心理特征，但又必须排斥粗糙的心理“真实”，依据自己的思想情绪、审美理想进行自觉自由的审美创造。诗人们的理性不尽相同，高尚的理性与低下的理性造就的艺术品级不尽相同，这是自然的事。同时，只要是诗歌的营构就只能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现代主义诗潮中象征主义大诗人及其成功作品，多是在看重非理性的同时，也注意到理性的意义。瓦雷里甚至认为：“一首诗应该是‘智’的庆祝，它不能是别的东西。”而且，即便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其杰出者也是注意到理性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德国有神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谈及文艺作品时，就要求人们“努力去吸取非理性面及反理性面，通过理性来使它形成，使它变成理性形式的一种”。这些无不告诉人们，新诗的创新要杜绝对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片面崇拜及其“非诗化”，和其他艺术一样，它只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