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卖”之下的批评权利(闻言)

　　从《泰囧》到《小时代》，中国电影遇到一个被一些人看作是“惊喜”，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尴尬的现象：一些无意于“争霸”的电影，一些非专业人士“玩”出来的电影，在票房上却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成功，收入达到天文数字，而一些专业电影导演苦心制作的“大片”，票房排名却被远远甩到后面。比这一现象更不可理喻的是，专业电影评论家们对这种“大卖”影片提出的批评，受到很多电影追捧者的追骂、调侃和嘲讽。电影批评遇到的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

　　票房的说服力似乎给电影批评贴上了封条。思想内涵、作品的价值观、电影艺术、技巧等等这些批评家们手里的武器，突然哑火，不再具有力量感，没人愿意听你唠叨。《泰囧》出来后，批评家们的发言还算是“一家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冷静”、“启示”作用，而面对《小时代》，所有这些发言都遭遇到不屑一顾的攻击。文艺作品所应具有的品质、价值观的传递、电影本身的艺术性，都成了多余话题。批评的失语，至此可谓达到最典型的地步。

　　“大卖”之下，批评有无权利，人们是否可以对作品本身提出批评，能否借此对文艺思潮或文化思潮进行批判，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难点和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文艺经典致敬，是否应当把今天的作品拿去和经典作品比较，人们对此已经变得犹豫。“正统”的声音失去了自信，一些本来是代代相传的观点和看法不值一提。比如，上世纪80年代，人们通过很多事例证明，任何创作在最高处都有“极致”性，这种极致性的一个标志，就是其不可改编性。米兰·昆德拉也多次表述这样的观点，即任何文学作品可以被改编成其他艺术，都是其美学上没有达到成熟的标志，完美的文学作品如果被改编，必然在品质上会产生疏漏和偏差。这是对文学经典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的强调。这样的理论在今天还能有市场吗？眼前的很多事例恰恰在反向上做出证明，影视是助力文学作品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渠道和途径，美学意义上的那些说法，早已被放到故纸堆里去了。坚守已经等同于守旧，分析不过是吊书袋，批评似乎就是一种愚腐。很多创作已经变成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追捧是惟一表达敬意的方式，不容批评即是一种“捍卫”。面对这样的情形，批评家们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定力，找不到说话的方法和分寸，批评家只能以缄默表示自己的态度。

　　其实，不仅仅是文学和电影，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当前花样翻新、过剩推出的声乐选秀节目里，音乐批评的介入几乎等于零，不过是大腕、前辈歌手与选手之间的对话，夸张的赞辞、过度的表情以及肢体语言，变成了对各类表演的惟一评价。批评家的专业眼光，批评的有效介入，对创作和表演中出现的流俗与取媚，作品价值观出现的混乱和“反智”现象，批评家们能不能拿出足够有力的理论论述，有没有勇气仗义执言，有没有融艺术感悟与思想境界于一体的剖析，能不能率性而又艺术地表达，这涉及到批评家的理论准备、批评勇气、批评能力、表达技巧等多方面。但首先应当强调的是，无论“大卖”到何种地步，批评永远具有天然的权利，批评的力量正体现在这样一种自信和坚持中，如果失去这样的信心，不相信批评会在各类尖叫与渲染中发挥独有的作用，那则是批评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