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缺席”让史学著作变空中楼阁

　　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引发对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反思 “现场缺席”让史学著作变空中楼阁

　　“20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特别喜欢写观点、写见解，很少有研究者愿意花功夫在研究历史的来龙去脉与细节上。历史现场的缺席，导致绝大多数的史学著作难以长久留存。”昨天下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刘福春历经30年，以一己之力研究写作而成的300万字的填补空白之作《中国新诗编年史》震撼了学界。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首先挑起的一场关于当下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审视，引发了陈子善、赵丽宏、孙琴安、黄显功等沪上学人的热议与反思。

　　一些文学史研究沦为无效研究

　　近几年来，“写史热”面临再度升温。大量“新编菖菖史”、“重写菖菖史”等学术著作“杀”入图书市场，而且规模一部比一部大，而最近又以因《百家讲坛》一战成名并开启“学术明星化”的易中天教授“以一己之力重写中华史三十六卷”再度成为公众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张新颖坦率地指出，20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特别喜欢写观点、写见解，很少有人愿意花功夫去研究历史的来龙去脉与细节。历史现场的缺席，导致绝大多数的史学著作很难长久留存。对历史发生原因的视而不见，导致了我们虽然阅读了大量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但对“五四”运动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一点，人们依然深感模糊不清。而“历史现场的缺席”正是大量的史学著作留不下来的最根本原因，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使一些文学史研究沦为了无效研究，而使一些文学史写作一再需要被重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认为，刘福春教授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以丰富的资料来展示20世纪新诗风貌的编年体著作，作者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所用的多为一手资料，并严谨地注明出处，对以往新诗史中缺漏或不详的史实做了有效的发掘与展现。尤有价值的是，刘福春在研究对诗歌出现时的批评、广告、版本变化；重要诗刊诗报的创刊、改刊、停刊及停刊原因；诗坛所发生的重要论争、活动、事件的起因、过程、主要参与者和当时的社会反映、诗人的行踪等作了客观的搜集和整理。

　　没人愿做扎扎实实的基石工作

　　回头看近30年来学术研究和创作，大量涌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是否真有价值是要打问号的，而尤为讽刺的是，一些国家出版、学术基金常常容易被这样的项目“骗”取，而真正朴实的、有意义的著作却越来越难得一见。

　　张新颖说：“每次有学生要求有关文学史的推荐书目，我总是为难。我非常不希望学生不关注文本本身，而直接偷袭他人观点。久而久之，学生们会认为做学术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那些用我们习惯的文学史观无法厘清的历史细节与线索能够进入到学生们的视野。事实证明，许多观点鲜明的文学史最终都被淘汰了。”

　　张新颖的观点得到了巴金故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周利民的共鸣，他说自己在做现当代文学研究时，案头常翻的还是像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词典》(1991年版)这样的文学前辈们留下的书。近些年出的，则不太敢用。某出版社编的工具书，甚至出现了一用就错的恶果。周利民打了个比方，“现在搞史学研究的人似乎更乐意去建造空中楼阁，这些楼阁最后被证明往往是海市蜃楼，就是没人愿意去做扎扎实实的基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