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看清这个世界？(王文)

——《大国的幻象》创作谈

《大国的幻象》 王文著 东方出版社

　　应光明日报编辑之约，我来谈谈《大国的幻象》一书的写作缘由和过程。

　　我决定出版这本集子，始于2012年初的伊朗之行。从启程踏入伊朗航空的第一步开始，我就处处感受到个人成见与伊朗事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在一些人的成见中，伊朗是一个沉闷的、保守的甚至专制的国家，但无论是在德黑兰街头，还是在伊斯法罕的古桥上，我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欣欣向荣的社会、热情奔放的女子、民主且不设防的政府机构，和受民众爱戴的国家领袖。

　　在伊朗的每一天，我都为先前的成见与现实反差而感到羞愧。我反思道：“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证明了传播学中的‘信息贫瘠论’：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我们太倚重于那些具有强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们思想与观念的贫瘠丝毫没有强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这里的悬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强大信息源呢？”

　　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是被西方国家、媒体及其软实力形成的强大信息包围甚至是“蒙蔽着的”。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常常会随着西方思维来认识世界的严重现象，因为西方说的，就是很多人所倾向和深信的一切。久而久之，我们正在形成一种自我认知逻辑的慵懒，人们对潜移默化的“知识殖民”与信息逆差变得沉默，失去了反抗的勇气与能力。

　　在这种逻辑下，我重读这些年行走美国、欧洲、日韩时边走边记下的文字，觉得还有一些不过时的价值。这些文字偏重于记录作为一个新闻人行走时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感与内心的思考。

　　在这本书的前两章，我收录了2008年、2011年、2012年三次访问美国时的一些日记，讲述了在金融危机、拉登被毙、2012年美国大选等三个大背景下的美国普通生活与我见到的一些场景。我想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在走“师夷”的道路。先是学英国，后是学日本，再是学苏联，改革开放以后更多地学欧美。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榜样力量正在倒塌。

　　我不只一次地提到“不能与美国比”，即不要学美国那个样子。美国的民主像个“选举野兽”，涉及政治的东西都用来选，过去我们很崇拜这种“民有”“民治”“民享”，但这三个翻译如果能译成“民能做主”“由民做主”“为民做主”的话，就会发现“美国式的选举”在许多地方都只能实现前两者，而第三点往往会陷入越来越多的辩论式的扯皮之中。

　　过去一些人非常崇拜这种民主辩论，但现在我们发现了它的无效率和纸上谈兵。除此之外，我还通过自己在纽约、芝加哥的亲历警示国人，美国不是人们想象得那样光鲜。正如几年前，我的恩师丁刚先生曾大力呼吁的“脱美国化”，中国现代化真正要成功，就必须要寻求一条“脱美国化”之路。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传播的桎梏，仍有一些中国人过于崇拜美国，使得当前的国家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对“美国化”缺乏足够的抵抗与防范。

　　第三章讲的是我近两三年来在欧洲的采访经历。通过对挪威卑尔根、丹麦哥本哈根、俄罗斯莫斯科、英国伦敦与牛津、奥地利维也纳等地的亲历描述，我感受到一个社会发达却又暮气沉沉、衰落速度远远超过中国人的想象，但骨子里充满傲慢的欧洲形象。这促使我这样的国际新闻媒体人变得越来越爱国，越来越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对于一个公民国际地位与尊严的重要性。

　　当然，我在这一章中也写到，在欧洲容易使人在感官产生“小的、老的、旧的”感受，在国家崛起的今天，需要警惕某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事实上，许多富人在欧洲大手大脚的购买奢侈品，正在不断刺激欧洲人破落贵族的傲慢与不屑心态。

　　相比之下，第四章讲述在日本、韩国的故事更值得中国人深思。在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受到继续日本学习的重要性。无论历史上有多少障碍，日本是中国真正崛起的试金石。这块试金石正在测试中国崛起的包容性，而对待同样对中国崛起不适应的韩国，也在考验着中国人的包容与大度。

　　下篇“思考”有相当一部分是我过去在《环球时报》《东方早报》和《联合早报》撰写评论文章的一些精华内容，以及为《求是·红旗文稿》《人民论坛》等偏学术类期刊撰写的一些文章。之所以现在不做过多修改再拿出来，除了自信当时所言之外，还想尝试着启发读者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信息化时代对中国民意的塑造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中国该如何学会对外民意的表达？第二，中国与西方博弈的未来前景如何？中美该如何走出历史漩涡？

　　值得提醒的是，这里有一章是2011年4月关于自由派的争论，其中收录了作家野夫的两篇反驳我的文章。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争论之后也未再联系他。但我仍然要对未事先获得他的许可而擅自决定收录其大作，表示歉意。此前，我们曾以短信、微博私信沟通，都坚信各自的观点对得起历史，那么，原文收录的形式是对所谓“历史”的最好交代与记录。希望我的这个举动能够得到他的理解。

　　事实上，正如野夫与我的观点差异那样，人们对中国、世界的不同认识很多时候受到成长经历、阅读偏好、游行见识甚至一些偶发事件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判断虽不乏忧患感，但长期仍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对于世界诸大国的看法则常常受到亲历经验的影响。

　　我之所以最后把书名改为《大国的幻象》，就是想提醒读者，大国之大，不只是在于国土之大、国民之多，更在于国情之杂。我们对于欧、美、日、韩甚至伊朗等可以称之为世界国家群中的佼佼者的看法，很多时候都会得之于感悟，失之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