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与创造(徐则臣)

　　十几年前刚开始写作，一肚子发泄不掉的倾诉欲望，满脑子文学的经典款式，以为只要活到老就能写到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写作的疆域里可以信马由缰，即如风行水上，随处成文。十几年过去了，发现年轻就是好，如此不靠谱的想法都敢有。现在你要让我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除非把我灌醉了。世事正如此，即使你想得到，你也未必做得到。身高到不了一米八，体重也就一百四，我们的局限性自己得清楚。我说的不只是我自己，包括所有写作的人。想象力不是万能的，创造力也不是水边低地，插根柳枝就能长出棵树来。

　　不断地写，不停地看，很多东西就写腻了，很多东西也看烦了；原因很简单，来回就那老三篇。就是红烧肉你也不能顿顿吃，何况大部分是粗茶淡饭。这些年我用力主要在三块：一是关于北京；二是河边的故乡；第三块，基本上是天马行空的虚构旅程。前两者从现实来，从想法到故事再到细节，你没法不给它们一一找到可靠的来路；可以想象，可以虚构，但都得“靠谱”，不能空穴来风。后者自由度要大一些，但也不能任意妄为，总得有好的想法来统领故事和细节，否则实在不值得提笔来写。可是人并非化学实验室，东拼西凑的原料往试管或坩埚里一放，冒两个泡，新鲜的思想就出来了。我们不可能三天两头就有一个足以为外人道的好想法。说到底，好想法需要等，坐在树桩旁边等着兔子自己撞上来。在这个生态遭受前所未有之重创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兔子已经不多了，喜欢撞树桩的就更少了。

　　抽象的东西都如此难搞，需要扎扎实实从生活中来的，关于我居住的北京、以及我曾经居住的水边，想要在形式和内容上时时花样翻新，就更难了。你能过的生活就那么大，能够激发和启迪你想象力和好想法的因素也就那么多，就算你马不停蹄地全世界跑，就算你整天把耳朵挂在别人的嘴上，还假使你能耐得住寂寞坐在国家图书馆长年累月不出来，不必仔细考虑也可以知道，你的收获也是有限的。你还是逃不掉一个人的局限，你是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也不行。而文学和艺术喜新厌旧，一不小心你就是个旧人。做三两天旧人还能忍受，做久了，别人不烦你自己都烦。所以，搞文学和艺术其实是个高危职业。当然，前提是你不打算仅仅混口饭吃，哪怕死皮赖脸也无所谓；你还想追求进步，还想顶风作案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看多了老三篇，能不看我尽量不看；写多了老三篇，能不写我也尽量不写。我想来点别的，但来点别的谈何容易。你想在别人已经到达的终点上再往前走半步都很难，你想在自己的极限处再往前走半步更难——这个终点和极限既是题材意义上的，也是艺术和思想意义上的。艺术和思想上的终点和极限不难理解，高度到不了就是到不了，跟你是不是年轻力壮没关系。题材上的局限好像有些费解，不就换个领域写写嘛，原来写打铁的现在改写木匠活儿。如果你现在还是这么认为，那我要祝贺你，你还年轻，你的胆量和我当年一样大。如果就是把人物手里的铁匠锤子换成木工刨子这么简单，我早就去写心仪已久的科幻小说了。锤子你看得懂，刨子你也看得懂，但锤子和刨子的内心你未必就全看得懂。隔行如隔山。

　　——但是我要努力去看，深入他们的内心。这几年在国外隔三差五地待过一阵子，看了一些西洋景，也看了一些西洋里的东洋景，有一天我突然想，能不能写点“外面的事”呢？如果你对当下的文学比较熟悉，你会发现，“外面的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在写，即使他们是“我们的人”，那也是过去的事了。在“我们这里”，极少有人僭越妄为把手伸到外面去，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其实缺少一个写“外面的事”的传统。传统很重要，传统意味着相对成熟的审美规则、表达路径和比较完善的意义阐释系统。也就是说，你能够在“传统”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进得去又出得来的方法。可我现在找不到。找不到让我心怀忐忑，也让我高度兴奋。忐忑和兴奋同时来临时，通常表明你开始“创造”了。

　　对文学和艺术而言，最美妙的词大概就是“创造”了。黑暗里你给出了光，荒野里你走出了路，大水中你驶来了船。这么说貌似上帝创世纪，看着相当宏大，其实没那么严重，点燃一根火柴也是光，两脚宽的小径也是路，简易的舢板也是船——但它们是新鲜的，起码于我是这样。在原有的写作疆土上，我开辟了新的海岸线，多了一个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向度。和过去的写作相比，这个题材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当然，一切才刚刚开始，关于“外面的事”，我才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是这个《去波恩》，另一个是《古斯特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