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落在现实后面可能是幸运(刘悠扬)

　　转播到腾讯微博7月3日，多位国内一线评论家齐聚北京师范大学，就《第七天》进行研讨座谈。余华也来到现场，公开回应来自各界的质疑。(主办方供图)

《第七天》余华/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29.50元

　　余华新作《第七天》出版半个月以来，引发了一系列文学及社会话题，评价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之中，余华本人却一直未做公开回应。7月3日下午，多位国内一线评论家齐聚北京师范大学，就《第七天》进行研讨座谈，余华也来到现场聆听来自专家的评价。研讨会上，余华公开回应来自各界的质疑。他表示，“假如要说一部最能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而之所以采用荒诞方式来表现现实，是因为他“把现实世界当倒影写”。

　　毁誉参半？

　　纯文学久违了“轰动效应”

　　当天的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出版方新经典文化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最近关于《第七天》的争议太大，研讨会原本只想“低调”举行，故没有邀请媒体参加，只有少数几家北京媒体听到消息后赶来采访。出版方向本报记者提供了当天研讨会的现场速记，从中可以读出不少有趣话题。

　　《第七天》经过半月反馈期，在读者中引发一片争议。尽管毁誉参半，却持续领跑全国各大图书销售榜。自从上世纪90年代纯文学边缘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久违了这种“轰动效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就表示，“无论肯定还是批评，都说明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非常之高，这总归是件好事。”

　　巧的是，《第七天》引发的“轰动效应”与这本小说讲述的故事与当下现实的“零距离”，几乎形成一种有趣的“互文”现象。这种现象也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因此，当天的研讨会话题一直没有离开“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就谈到，现实在“倒逼”作家，逼迫作家回应今天这个时代的东西。

　　新闻串烧？

　　媒体呈现的现实并非“现实”

　　《第七天》因直接涉及拆迁等当下热点事件，出版后得了个“新闻串烧”的恶评。部分读者甚至认为《第七天》就是平庸剪报，毫无才华。这一批评在研讨会现场引起诸多争论。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认为，这个话题其实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老实说，余华所写的那些社会热点已不是新闻，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的再奇怪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或者你一定要把它说成是新闻的话，整个这个时代本身变成了一个新闻。由此，余华的作品中人物有一种无力感，而在今天一个比较平常的、持有日常的观念、日常的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力量’的人。余华是艺术地、形象地把这样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那种无力感写出来，他把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死人，表达出来的绝望是很深刻的东西。”

　　对此，余华本人有个回应。他说，很多热点事件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两年后，河南的‘艾滋村事件’才被媒体曝光，可卖血在中国已经存在半个世纪。《第七天》里的‘弃婴事件’，多年前我做牙医的时候就见过很多，只不过现在慢慢被媒体曝光，其实它存在也已有快半个世纪了。‘强拆事件’起码有二十年了，从我们有房地产开始。”余华说，很多人的“关注现实”，其实只是电视或网络呈现的“现实”，他对“现实”的理解不是这样，“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

　　自觉转型？

　　现实“倒逼”作家做回应

　　在余华看来，写实小说抵达现实走的是康庄大道，荒诞小说是抄近路，“是怪诞小说也好，荒诞小说也好，都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而不是慢慢地抵达现实，否则我没有必要用荒诞的方式，我完全可以用十九世纪前辈的方式。”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却持不同看法。他表示，今天中国的“现实”并不是中国作家能够击穿的，“但是中国有一批作家，尽管他们对现实表现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有一份对现实顽强不屈的责任，如贾平凹、格非、余华等。”在他看来，这种勇气和责任足以让人致敬。

　　那么，中国当代作家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去表达现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表示，《第七天》引发的争议甚至可以看做一个事件：它在暗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死魂灵”的年代，一个文学上“野草”的年代。“为什么这样说？现实对于作家的要求提高了。现实在倒逼作家，逼迫作家一定回应今天这个时代的东西，倒不是作家自身想要转型。现实要求中国当代作家有更大的概括能力，但读者又不愿再接受作家写出十九世纪史诗性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作家都在转型，在探索新的写作方式。”

　　一本小说写七年？

　　“落在现实后面”反而是幸运

　　“语言苍白像白开水”、“小说中没有人物”、“这本书是近期亚马逊第一畅销书，但它绝不会获得文学奖”、“整本书就是讲人间是炼狱，死无葬身之地才是永生”……针对这段时间对《第七天》的诸多恶评和质疑，余华在当天的研讨会上统一做了回应。

　　余华说，小说才出版20多天，还需要更多时间去观察。“我真的没有预料到，《第七天》跟《兄弟》会有不一样的骂。《兄弟》故意追求语言的粗俗，被人骂。《第七天》的语言我非常讲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一样被人骂，说语言枯燥无味，像白开水一样，我确实没有想到。”

　　这部小说被称为“蛰伏七年复出之作”，许多读者表示失望。余华说，“我写作那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幸运。”他举例说，自己1996年开始写《兄弟》，当时的中国和“文革”时相比变化非常大，可是2006年最终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才发现1996年中国的“变化”才刚刚萌芽，如果不是“落在现实后面”就不可能充分观察“现实”，《第七天》也是同样的命运。

　　结尾太惊悚？

　　“死无葬身之地”才是文学意义

　　迄今为止，最大的争议是余华对《第七天》结尾的处理。许多读者不满余华为何用“死无葬身之地”的方式、用“死人”说真话的方式来表现现实。

　　余华对这个结尾的由来做了详细解释。“为什么找到这样一个死亡的角度？可能一个作家写作时间越长，野心就越大。这次我想把当今的社会，比写作《兄弟》时期更荒诞的社会，用一些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来表现。我找到了‘弃婴事件’。”

　　“从‘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以前是咒骂人的地方，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我们的现实世界。如果有人问我文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说就在这儿。如果我没有从‘死无葬身之地’来写现实世界，而是采用波拉尼奥《2666》‘罪行’的方式，可能真的没有文学的意义了。”

　　研讨会上，陈晓明、林建法、黄燎宇、程光炜等文学评论家，还谈了他们对这部小说的其他解读。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读《第七天》的时候好像感受到了彷徨期的鲁迅。程光炜说：“我觉得杨飞可以说就是《野草》里的主角。鲁迅在《野草》里面就是活人和死人的对话，甚至活人和死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就像《第七天》一样，结构很别致，活着与死去实际上是混在一起的，《第七天》重写了鲁迅的《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