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化的剧场艺术值得考量(颜榴)

　　近期话题：雅俗之辩

　　小品化的剧场艺术值得考量

　　2013年央视春晚，有两个小品因出自同一个演出公司引起了观众的热议，这是开心麻花继去年入选春晚之后的第二次，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麻花这个北京的民营戏剧团体。开心麻花成立于2003年，经过9年多的经营，在京城积累了观众群和知名度。北京市文化局最新的统计显示，大大小小的民营演出机构在京城有500家，这个数字占到文艺院团总数的9成以上，扮演了演出市场相当活跃的角色，成立较早的麻花应当算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但无论是麻花剧团，还是其他小剧场艺术，近年来一直受到专业角度的质疑。首先，西方的小剧场运动在19世纪末产生时，是一种探索性质的艺术革新和实验活动。中国的小剧场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的戏剧危机当中萌生，其特点有二：一是在话剧观众锐减的情况下把演出从大剧场搬到小剧场，二是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迅速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反叛传统的精神，在题材与形式上有别于现实主义，因而一开始就具有实验和先锋艺术的面貌，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命运也充满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人道的关怀。但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盛，文化的反思意识逐渐退场，被商业大潮裹挟后的小剧场艺术，不再具有实验色彩。或由于生计所迫，或出于盈利目的，小剧场的舞台以高票房为标的。其次，当前这种小品化的剧场艺术值得考量。小品本是戏剧的一种元素训练方式，自它在电视晚会中登场，便颇契合观众的口味，而由于电视媒介广为传播，小品(主要是喜剧小品) ，备受中国百姓追捧。或许是电视小品的成功效应使然，不少小剧场艺术取材于报刊热点，以一种类似于活报剧的方式呈现，逐渐形成了快餐式的、调侃式的面貌，样式简陋却顶着话剧的帽子，终究不是戏剧艺术。如果说，戏剧是雅，小品是俗，实验、先锋是雅，通俗、流行是俗，这便存在着雅俗之辩的问题。

　　从戏剧史上来看，戏剧的雅与俗是辩证的。14世纪的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今天被封为英语文学开端的经典著作，曾被视作淫秽小说。其后英国的戏剧大家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中也有一些当时粗俗的俚语和下流话，起初被认为是俗而不是雅。法国人文主义的杰作《巨人传》中夹杂了不少社会下层的行话，一些段落庸俗粗野。至于俗和雅的关系在现代主义艺术登场之后则更加纠结。1896年，法国剧作家雅里的《乌布王》上演，这出戏犹如一桶疯狂炸响的语言爆米花，将传统戏剧的所有要素全部颠覆，批评者称其为荒诞不经的闹剧和滑稽剧。但这部戏剧，也是拉伯雷式的狂欢在现代戏剧的一次变更与复活，它使现代戏剧从此改弦更张，预言了一个无意义言说时代的降临。而雅里自创的“啪嗒学”则引导了“后现代”的解构浪潮，开启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残酷戏剧的先河。

　　具体到中国话剧这个命题上，我们只有一百余年的话剧史，我国的经典剧作和作家与西方难以等量齐观。西方有强大的戏剧传统和结构完整的戏剧殿堂，由此产生的颠覆与解构自然有可供庖丁解牛的对象。但客观地说，中国的戏剧殿堂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话剧与大众的结合远远不如西方那般有着丰富的剧场艺术。比如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曹禺与老舍的戏剧，更多的是负载了历史与政治的内容，纯粹的话剧艺术的构造不完备、不丰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戏剧艺术还属于未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戏剧在危机的逼仄下有所警醒，面貌大改，此种情势下呈现的更多是对西方现代戏剧的移植与变形。面对这样一个不那么健壮甚至是贫血的肌体，如何能提及摧毁，又怎么去解构呢？事实上，中国戏剧还没真正树立起经典的概念时，泛经典以及经典的解构意识却一起进来了，这是中国当代戏剧的软肋所在，不少专家从根上质疑的正是这点。

　　其实，小剧场艺术按照学界的归类应属于后现代文化。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是把圣殿放倒，界限砸碎。后现代主义艺术在商业的强心剂之下，就是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早在1986年已经预言的“娱乐至死” ，这个空心化和碎末化的美学谎言属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但是西方依旧有后现代主义的戏剧大师，如彼得·布鲁克等，因为其丰厚的戏剧遗产足以滋养它自身的发展链条，但我们的这个链条并不明显。即使是美国的商业戏剧，也没有如此简陋化，他们是在游戏，即使解构，也是按某种规则与方法进行解构。遗憾的是，我们的小剧场只是擅长将时事热点、流行话语揉进故事，更多的是在利用人的负面心理做文章，许多所谓的解构，既没有方法，也没有逻辑可言。

　　如果要解决俗和雅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回归到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理念的真正理解上来。受到欢迎的并不是作为话剧艺术的麻花剧团，而是演小品的麻花剧团。在诸多以“笑工厂” 、“笑坊”命名的民营剧团中，追求的是最高频率的笑点和包袱，但别忘记，这方面西方一直有绝佳的先行者。从半个世纪前的喜剧明星卓别林到当下的“憨豆先生” ，那种荒谬与反荒谬之间的张力，那种笑中带泪地批判现代世界的内涵，表面是俗，其实是大雅。当雅还没建立起来时，俗无疑是简陋的。由此看来，娱乐是双刃剑，只有使娱乐拥有深刻的精神内核，才会有真正的话剧艺术诞生。那时，我们对端上餐桌的“食物”再也不用有不必要的疑猜。

　　(颜榴  中国国家话剧院《国话研究》主编、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