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多种可能(红孩)

——观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

　　当今的文学是眼花缭乱的。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作家相比，今天的作家很少不被商业化所浸染。几年前，我曾撰文《散文进入商业化写作时代》，有个别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跟我进行了多次辩论。人家的意思是小说进入商业化写作的可能性大，而散文和诗歌就相对弱些。我说文艺评论呢？对方不置可否。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面前，谁也不是圣人。在谈论文化产业已经很响亮的今天，最核心和最突出的问题，不仅是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关键是人的被产业化。过去，一个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是不屑于把自己的劳动价值用商品或货币来做衡量的。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光有了理论上的认同，还不足以具体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很快，就有了职称的评定。于是乎，很多单位出现了工程师比厂长工资高的现象，知识分子从而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然而，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坚持多久，随着一批批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纷纷走入社会，原来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已经不复存在，而更受青睐的是公务员的部级、局级、处级、科级，至于民营企业，才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与职称，主要取决于你的业务能力。当然，就社会的整体而言，有了高学历与职称，在应聘上起码是取得准入的证明，至于实效如何，那就看个人的能力了。

　　多年来，我们一直惧怕讨论“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这个话题。认为，人一旦成为商品，人的尊严就要被损害。但问题是，不管你是否回避，生活是最真实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成为商品，这是不争的事实。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围绕私营企业到底可以雇用多少人为界，有的说三人以内，有的说八人以内，超过这个数就被视为剥削。而剥削这个词，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出现的，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对于这样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基层具体实践中，一直是被困扰的。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和胡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解放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主体是文化人，人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所以，我对文化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文化人的选择一直非常关注，譬如出版社、报社的改革，文艺院团的改革，演出市场的改革，哪怕是稿费的多少，我都非常关心。我向来不看领导在媒体上怎样激情表态，我只看身边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群他们的脸上是否洋溢着幸福，我这也是从中央电视台上学来的，人家记者不是多次拦住观众问：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

　　六月十八日晚，应朋友之约，在北京东城区文化馆三楼剧场观看了女作家方方根据自己的小说《树树皆秋色》改编的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方方的小说我是熟悉和喜爱的，此前也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作为话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剧场大厅，我取了一本这部戏的小说和剧本编在一起的书，在剧本的封面上赫然打着“雅皮剧”三个字，我看了感到很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联想到的是轻喜剧。回到家，在电脑上百度搜索，得出的答案是——“雅皮风格是典型的经典主义，在迷乱的都市中雅皮风格始终得到优雅人士的欢迎。没有浮夸的表现、没有庸俗的媚俗、没有俗套的装扮，‘高层次’的品位是最重要的，在繁杂的人们中，雅皮本身就是亮点。绝不与人雷同是雅皮们必不可少的要求，高雅的外表装着精致的生活。”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方方在中国地质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诠释这部话剧的创意者为什么选择方方的小说作为“雅皮风格”的“第一主打”了——“我认为我和池莉还是有所不同的，这好比两台电脑，我和她是个人有个人的模式，我的读者要比池莉的读者要少许多，我的文学观和她有所不同，我认为她是现实主义的作家，而我则更倾向于理想主义，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对现实有一些不满。”其实，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没有绝对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作家在写作时常常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当中，离开现实谈理想是空洞的，没有理想谈现实是枯燥的。就以《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为例。这部话剧显然是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代言写作，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大学生，他们的生活表面是发生在校园里，尽管在爱情、家庭、升职、乔迁等问题上带有浓郁的校园特点——即知识分子生活，但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舞台上去考量，你会发现这种校园特色并不是封闭的，它与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整体。

　　我注意到，这部话剧采用小剧场形式，人物少，服装道具简单，吸引人靠的是演员大段的台词和旁白的叙述衔接，应该说，演员的工夫是没少下的。但问题是，整部话剧看下来，给人的感觉还是小说味儿十足，戏剧效果并不是很强烈。说白了，整出戏是用戏剧的形式在演绎小说。我不了解，方方在之前是否写过话剧剧本。想必电视剧剧本是写过的。这里就有一系列问题要讨论，即小说是否都可以改编话剧？话剧剧本是否要忠于小说原著？小说作者改编自己作品是否带有局限性？诚然，有人曾提出，郭沫若、曹禺、老舍作为文学大家，都以经典的戏剧而屹立于中国文坛。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大师们所创作的话剧几乎都是直接创作的，而不是改编自己或他人的小说。历史已经证明，把小说改编成话剧成为经典的非常少，鲁迅、茅盾等人就是例证。当然，我不反对当代作家做这方面的尝试，萧红的《生死场》、陈忠实的《白鹿原》应该算是相对成功的，但离经典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

　　《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的出品单位为光谷客·17排剧院，联合制作单位为《长江文艺》杂志社和武汉市艺术学校，其在二○一三年上半年已经推出的改编剧目陆续有《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桃花灿烂》、《有房子的女人》、《男人游戏——斗地主》等七部戏。我因不在武汉，无缘看到这七部戏演出后在观众中的真实反应。就我个人而言，看到有这么一个团队，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定位和艺术追求，在艺术生产和产业运作上做着某种探索和尝试，无论如何都应该值得称道，被加以肯定。至于这些艺术产品能否在多年后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谁最初的创作都不是奔着经典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