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新作思考"家国天下"：中国人需要对现实发声

　　日前，梁晓声思想随笔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部书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有良知，有担当，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思想者梁晓声。

　　梁晓声在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时，还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带着《今夜有暴风雪》的残酷和梦想撰述知青生活。事实上，他还有一串长长的履历：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回城之后，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88年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在人文学院任教。这本随笔集，集中了他近年来对于“家国天下”的思考和责任。

　　如，在《中国档案制度质疑》中他说，自己也曾给别人做过“政治结论”，现在应该还存留在别人的档案里——“那是一个正直青年梁晓声曾经的作为”。《少年初识悔滋味》中，梁晓声回忆自己曾是一位被撤职的班长，因为纵容一位战士私底下养鸡而被举报。《纸篓该由谁来倒》中，他回忆自己作为一位普通教师的生活。《低消费，也潇洒》中，他又还原为一位喜欢去早市买便宜货而被老婆批评的底层市民。他在《关于张澜》、《三份提案》又成为一位敢于说话的政协委员。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责任。

　　在他的身上，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三十年的爱恨纠结”。梁晓声一直倾注心血关注中国文化、社会和民生，积极创作与时代、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图书发布现场，梁晓声一个人坐在讲台前 ，一讲就是两个小时，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瘦削的面庞时常显得很严肃，现场不时传出掌声。

　　“我在法国乘公交车，因为不懂规矩从前门上车，司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我一顿骂，我又听不懂，不知该怎么办。陪同的法国朋友对司机说了几句话之后，司机忽然变得客气起来，和蔼地请我从后门上车。我问他，你说啥了？对方说，‘我说你是日本人。初来法国，日本人在法国很受尊重，因此可以被原谅。’”这样的解释让梁晓声非常愤怒又陷入沉思。

　　他说：“红灯停，绿灯行，大家都知道。但如果没有车的时候，你会不会闯红灯呢？这种事我做过。但在国外，和我同行的外国朋友却坚定地站立在红灯前死等它变成绿灯。我好奇问了一句原因。他说，也许对面的窗户里会有孩子在看着我们。”这样的回答又震撼了他的心灵。

　　“阳光底下，农村人，城市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

　　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一书中，梁晓声将内容分为“公民的底线”、“人性的质地”、“被撕裂的中国”三部分。他以朴素的情感、动情的笔触，勾勒出变革时代的中国的某些制度的缺失、群体的焦虑、人性的凉薄及个体尊严的失落。他从精神构建、社会制度、物质追求等多种层面，透视当代国人的困境。他变身为不同的身份、身处不同的层面，对时代发声，他的思想随笔集充满了血性和知性。

　　在回答“为何重视非虚构写作文体”时，梁晓声说：“在十八、十九世纪，无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哲学家，都曾对国家、社会以时评的方式发声。雨果、托尔斯泰、萧伯纳、海涅、拜伦、雪莱无一例外。我不认为作家就只是写小说。作家应该像那些经典作家一样，发表对社会、时代的看法。”

　　因为如此，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写下《龙年一九八八》、《九三断想》、《凝视九七》、《思考毛泽东》等思想随笔，后来有写作《二十一世纪的证明》、《郁闷的中国人》等杂文。“我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书记员。”

　　在梁晓声看来，当下时代光怪陆离的现实，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我认为，当下，如果小说反映现实生活尚有一定的力量，电影、电视剧就太不够了。我们几乎很少从影视中看到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非虚构’确实是一种好的方式。”

　　梁晓声承认以前也很在乎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和评价。“我相当敏感。总是希望甚至巴望着听到好评。但到了45岁、尤其50岁以后，我会想，中国少我一个小说家又会怎样？”“我相信，中国需要更多的人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3年，梁晓声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了三份提案：一是，呼吁“有效惩处贪污腐败”；二是，谈“城镇化该往何处去，值得研究”；三是，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重视”。出版此书，他最开心的是“编者把这三份提案也收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