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评论 >> 正文

莫言,一路风景走向诺贝尔(孟庆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27日13:36 来源:中国作家网 孟庆龙
高粱红了·莫言水墨造像(孟庆龙画)高粱红了·莫言水墨造像(孟庆龙画)

  秋天,总是令人喜悦的日子。

  去年的金秋,我与莫言曾经一起参加了“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我的国画人物《清韵》与莫言的书法作品不仅同时入编了《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作品集》大型书画册,而且还与国内著名作家高洪波、贾平凹、汪国真等人,一起获得了“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最高奖——“文心墨语”荣誉奖。

  今年的金秋,似乎也来得特别喜人。我回苏北休假之前的一天(10月9日)晚上,曾从中国作家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作家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成为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消息。据说,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在10月11日由瑞典文学院向世界宣布。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刻,我就潜意识感觉到莫言应该比村上春树更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这样认为,并非因为莫言是中国作家,是我所喜爱的老朋友,而我又偏爱他胜于村上的缘故。皆因莫言的作品——一直以来以虚幻、野性的民间风格所决定的。我始终认为,与村上相比,莫言是近年来在世界文学序列的当代名家中,土得掉渣的乡土文学作家,更易于接近大众;而村上春树则是洗练的城里人,他创作的多是都市文学题材,与莫言是有着城乡差别的。尽管,两个人的骨子里都有着相通的东西。莫言受传统中国文学经典《聊斋志异》影响较深,村上则受日本古典文学《雨月物语》影响较大,而日本的民间故事集《雨月物语》毕竟又是深受《聊斋志异》影响的产物,即使是日本版《聊斋志异》,但与中国的经典的《聊斋志异》也还是有其差距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的是,两个人的文学创作所表现的主题,其间的不少作品主人公自由穿越于阴阳两界的此岸世界或彼岸世界之间,都是具有对于现实的超越性,都具有为探索通往灵魂彼岸的多种可能性开拓出了广阔的艺术空间。莫言与村上春树,才由此而形成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热门人选。但遗憾的是最终的莫言,还是靠着他获得了中国矛盾文学奖的《蛙》的民间乡土小说的叙事风格与独特的艺术探索,赢得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青睐,也赢得了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荣誉。

  其实,我知道老友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是瑞典文学院公布两天之后的事情。记得那个秋末的晚上(10月13日),我正在苏北老家的乡村一个婶子家与那家的本性叔叔看着电视,闲聊着近来钓鱼岛的事件,突然,新闻画面中就出现了关于老友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特大喜讯。

  面对中国文人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一次次的热衷与不屑,一次次的谈虎变色,一次次的模棱两可,如今的中国,终于走出了一位属于当代文学的世界级大师。莫言凭借优秀的长篇小说《蛙》喜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大奖。我的高兴自然也如莫言诸多的朋友一样,自不待说——不仅仅因为莫言是老朋友,更因为我的军旅之初曾受过莫言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如亦师亦友的军旅名家李存葆文风的气势磅礴,周大新文风的诗韵唯美,阎连科文风的苦情悲悯,黄国荣文风的淳朴厚重……他们的文学,他们的创作,他们笔下的故事,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曾令我不时地在多年里的阅读中击节感叹,泽心润肺,亦喜亦忧……莫言获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既激动而又感慨,为中国,为文学,为老友莫言。于是,如《蛙》去年喜获中国茅盾文学奖时一样,我在苏北乡村的夜晚,伴着喜悦,亢奋,激动,便急切地给老友莫言发了短信,表达了我对他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由衷祝贺。

  《蛙》彰显了莫言作为中国作家的胆量与气魄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11部长篇小说,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与莫言其他的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性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的同时,在整体上无不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并堪称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巨著力作之一。

  《蛙》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小说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生动有力地揭示了计划生育工作对于中国毁灭人性的巨大伤害。“姑姑”自称是组织的走狗、信徒,组织上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她曾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曾亲手杀死过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和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同样自愿充当了 “走狗”,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了人工流产,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作为人性化的本来面目。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的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祈祷……莫言在《蛙》这部小说中,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同时,也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中还写到了“代孕”这样当下流行而又敏感的社会题。代孕女陈眉(为蝌蚪代孕的陈眉,按村里辈分实为蝌蚪的长辈姑姑)原是很漂亮的女人,因为火灾毁坏了姣好的面容,最终决定用代孕的方式去帮助家里、帮助父亲渡过生活难关。可她自己也绝不会想到,充满戏剧性的是自己受精代孕的竟然会是村子里的晚辈蝌蚪的孩子。莫言说:“我是用看似非常轻松的笔调在写非常残酷的事实。这事实中包含着重大的人性问题。孩子生下来被抱走后,陈眉面临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当她决定‘我不要钱了,我要给我的孩子喂奶’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莫言说:“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蛙》中的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妻子和差不多足月就要降生的孩子推上了手术台,最终导致了两人的死亡。莫言的写作,尤其是长篇,长期以来一直被读者和评论界认为是泥沙俱下的,看似无节制的语言狂欢背后,却隐藏着机巧的构思。然而,《蛙》的语言却平实简朴得叫人不敢相信。

  《蛙》的结构有别于他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整部小说就是来自于剧作家蝌蚪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将书信、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糅为一体、拓宽了小说艺术视野表现空间的作品,称得上是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艺术尝试。对此,莫言在回答记者是曾表示,很多古老的小说都是用书信体来写的,这种写法甚至比第一人称叙述还自由。

  阅读过莫言小说的读者都知道, 莫言的小说一直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间展开:一个是残酷现实,细腻生动地展现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貌,其核心主题是“饥饿”和“不公”(比如《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丰臀》等);另一个是浪漫世界,以强大的想象力推进到被官方历史严厉遮蔽的微暗世界,关键词是“生命力”和“人性”(比如《红高粱家族》、《红树林》、《蛙》等)。这两条藤蔓分别蔓延,各自结出了丰硕果实,并在彼此吸引中渐渐靠近。因为莫言文学创作的这些类别与其他作家的特点,所以他在原创性文学方面,才有了类别于其他作家的自我突破与创新。

  其实,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它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或称为问题)。作为同样的一个写作者,莫言所写的有关乡村计生工作的内容,我并不陌生。而且还特别熟悉,甚至某些方面来说,我觉得我比莫言还有生活基础和话语权。可是,我却没有莫言的胆量与气魄。我这样说,自然是有我的道理存在的。

  30多年前,也就是在我当兵入伍前的一年,我曾经作为乡政府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小组的成员,在一个村子做过三两个月的计生工作,还与那个村子与我搭伙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专门到麦田给追肥的乡村妇女作过计生工作作为国家基本国策的宣传。只是,我没有胆量和勇气像其他村计生办的人员一样,成为乡亲们所痛骂的“土匪”和“还乡团”。我所负责的那个大队的计生小组,也仅仅是在乡政府很不满意的催促下,带着乡村的育龄妇女到乡政府医院做做透视环的检查,再给每人发上一斤潮牌(当地的一种面食)作午饭而已。由此而导致的我所负责的大队的计生工作自然是落后的面貌,常常要受到乡政府一次次大会的点名批评。当然,其他村子的“英雄人物”确实出了不少,在乡政府领导眼里红得发紫的也不少。但是,面对那些怀孕了几个月的乡村妇女,我真的做不出,也难以成为扼杀那些生命的罪魁祸首。我记得,当时乡里的宣传政策是: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而对于违反计生工作的当事人,怎么做都不过分。于是,在这种“不过分”的前提下,所衍生的种种恶习、劣迹至今都实行着。计生办的人摸准了谁家的媳妇大肚子了,半夜三更便突袭到其家里,把女人逮着就弄走,然后就送到乡里医院做人流,那情景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如果哪一个大肚子女人躲出去了,那计生办的人员早晚想尽办法也得给逮着流了——即使你要生了,也得给你弄出来,或是把男人强行弄去给扎了。直到如今,30年来没间断过。

  到了土地分到户之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30余年,乡村青年男女外出打工多了,有的甚至于不结婚就在外边生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只要不是儿子,就继续生,黑孩子有多少,无法统计。但在基本国策“不过分”的前提下,乡村的计生工作更是花样翻新,个别村支书特权多多,若与某些乡镇计生负责人勾结,几万元的现金送上,也就万事大吉,该生你就生,交钱就行。有的贪污,有的受贿,都在“不过分”之下,皆大欢喜。但是否真的就是按照国家计生工作的基本国策去处理,就很是值得怀疑。

  我老家有位邻里的外姓魏爷,他的媳妇姓孟,我叫大姑,他们的儿子曾经当过兵,后来复员回村了,大概第一个孩子生了丫头,就想生第二个,自然没有响应计生工作,只好如同别人一样全家外出打工躲避。镇上计生办的人自然每次去抓人都找不到,于是,也就把他们家盖起不久的三间新瓦房全部给扒了。扒了就扒了,魏爷与他的家人也就几年再不回村,在哪里打工、做活,反正也没谁知道。只是,每当我回到苏北探亲,看到他们家在小河桥头附近一侧被扒了的房子,经受着一年四季的风雪雨淋,我都感觉惨不忍睹。后来,直到该生的生了,孩子也大了,10多岁了,也有了相当的积蓄了,一家人才又回到小武河,又盖了二层漂亮的小楼,把罚款交上,也就万事大吉。

  曾经有很多人在我回苏北时告诉我说,在乡村,有的计生人员为了扒房子,还在某某村、某某村打死了几个人,死的人家里气不过,就告到县里、市里、省里,风餐露宿,无济于事。听到的,看到的,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多少次,尽管我也曾萌发过写一部关于计生小说的念头,也积累了二三十年的素材,可是出于我所了解的所谓的“基本国策”,搞文学这么多年来,我却又总是忐忑不安,而无了莫言的胆量与气魄。一次次的创作欲望即使萌发了,但也只能是一次次地“流产”了。计生工作,既让我们看到了农民为续“香火”的愚昧与无奈,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无奈与苦衷。计生工作的政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矛盾而又复杂地实施着。小说怎么写?写不好就出事。但是,莫言的胆量让他写出了矛盾的复杂性与苦痛。这是莫言文学的胆量与气魄,也是他与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成功了。

  我想,不仅仅是我,很多作家似乎都是缺少莫言的胆量与气魄的。一个有气魄和胆量的作家,往往诞生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争议的作品,有争议才有读者,才有他的独创性;有争议,才是作家走向成功的基石。如果说,小说有捷径的话,胆识与气魄就是捷径。莫言就是这样一位胆识与气魄独具的作家。

  此前,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也是在“残酷现实”中,用了令人震惊的笔法,描写了计划生育工作队强行抓捕了刚生了孩子一个月的齐文栋嫂子,去做结扎的恐怖细节。其中的母亲形象因其“丑陋不堪”而招致广泛的批判,作家余华曾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为莫言的独特创作美学作了很好的和有力的辩护。

  贾平凹也是这样的一位有胆识与气魄的作家。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曾经写出了后来不仅有争议而且还被列为禁书的《废都》,我读后就感觉,这是贾平凹写作以来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可谓是他人生无与伦比的一部代表作品。莫言说,如果他的人生里没有了《丰乳肥臀》这部作品的存在,他的文学人生就是不完结的,文学构架是要坍塌的。那么《废都》对于贾平凹而言,我想也是同样的举足轻重,贾平凹所塑造的主人公庄之蝶的种种人生际遇所遭遇的女人唐婉儿等等,似乎在《废都》中,不仅仅是体现了文化人的糜烂生活,而更多地却还是折射出了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人生的信仰、价值观的空虚乏味的境况,贾平凹的前瞻性就在于,他批判性地独创了作为西安古都这座城市的文人与社会十年后乃至今日的整个社会状况。时至今日,《废都》的解禁再版,也恰恰说明了平凹君的前瞻性与小说创作的成功所在。

  由此,这让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作家作品的诞生,争议也就是向成功迈出了极大的一部。试想,平庸的作品会有争议吗?而但凡每位作家有所成功的作品,哪个又不是较有争议的呢?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遭禁遭争议的文学巨著;新时期文学中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争议的最大成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抱着甩出这颗炸弹准备离开军旅而走向成功的……结果,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例子太多,不一而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争议的成功,《丰乳肥臀》也是,乃至他的《生死疲劳》等都是不甘平庸的争议下的成功范本。如若不然,条条框框之下的平庸之作,何岂与诺贝尔文学奖有缘?《红高粱家族》是胆量与气魄造就了莫言新时期文学的独创个性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丰乳肥臀》亦然——在贫瘠的年代,母亲为了孩子们所付出的一生荣辱、艰辛,为了诸多孩子能够不遭受饥饿而偷食粮食,并带着血丝从胃里吐到水盆的种种细节,它让我们看到,莫言的描写不仅想象力独特丰富,而且更让人很容易想到燕子喂养子女的泣血之美……当然,其中也包括莫言新世纪之初出版的以血淋淋的、残忍笔法著名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皆是胆量与气魄的结晶。莫言的成功,就在于自己与自己的较真,自己不断地打破自己原有的创作模式,创造新的故事、人物与语境,并一次次地营造着中国文学的与个人文学的新的文学巅峰。

  在《檀香刑》中,莫言通过胶东半岛农民义军奋起抗击德国殖民军队的故事,乃至把自己独特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不仅如此,莫言还在其中极富象征意义地植入了他自己故乡的地方戏种“猫腔”,并通过大量令人读之惊悚的例如“剐刑”等场景的具体描述,引发了读者的精神和生理的剧烈反响。而借喻佛家的六道轮回创作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在莫言的小说探索上,无论是“轮回”的结构,还是语言的弹性,叙事的生动,想象力的丰富,以及小说轻松的叙事把握、人物角色转换的能力,等等方面,他的文笔所彰显出的汪洋恣肆与天马行空,都不能不让人惊叹不已,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向我们展示的是原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工作队在河滩上崩掉脑袋后,他家的长工蓝脸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妇,住了他的房子。含冤死去的西门闹深感冤屈,在阎王爷面前绝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决者为惩罚他,判决他带着前世的记忆(不给他喝忘忧汤)轮回到阳间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蓝脸的家里,亲眼目睹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他先变成驴子,驴子死后还不服,又被罚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继续不服,再被判投胎为猪。其中“西门猪”的章节写得不乏汪洋恣意,想象磅礴,令人记忆犹新:高智商的西门猪带领牲畜栏里的猪们反击人类的统治,英勇战斗,跳出猪圈,一路冲杀,突破人类猎手的重重包围,胜利地渡河来到河中小岛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终于自由自在地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在小说中,莫言让我们看到的是现实和浪漫以及荒诞的诗意色彩,在一头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猪王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出来……可谓在莫言的笔下,被塑造得活蹦乱跳,生动有趣。这就是莫言——富有独特想象力和驾驭小说语言丰富多姿的莫言。一个与众不同的莫言。

  所以我们说,莫言的所有小说创作,其实都是胆量与气魄的结晶。他的所有小说与《蛙》一样,尽管叙述的故事各异,人物各异,然而,一直以来它的小说探索却又都是以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所著称文坛的。并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独具个性魅力的。不然,他在中国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也不可能保持了二十多年创作不败的业绩。

  据说,从1988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小说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二十几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文章曾赞誉“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就更是推崇备至,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在世界文学领域少有的畅销书作家。而对于莫言的短篇小说,大江健三郎也同样赞誉有加,他曾说:“如果全世界评选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话,我敢断言,莫言一定在前五位。”这足以说明,莫言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都不会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在世界文坛大师级的地位与影响力。

  莫言获奖的当天,我记得,瑞典文学院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有人说,莫言的作品得到世界的关注是借了电影的光,比如《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拍成《红高粱》,并获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白狗秋千架》被导演霍建起拍成《暖》,《师傅越来越幽默》被改编成《幸福时光》。但另一位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军旅作家周大新面对媒体采访时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莫言获奖是作家蓬勃的原创力的胜利。他说:“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透明的红萝卜》到2010年的《蛙》,莫言在创作中形成了个人标识强烈、复杂多变、难以复制和模仿的文学气质。”周大新认为,作家不但要思考自己的人生,关注个体命运,同时也必须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我们的民族经受了太多太重的苦难,数次沉浮,现在终于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有一些宝贵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韧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付艳霞坦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成绩,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高密东北乡”体现了莫言的理想主义,也体现了他的中国经验、中国风格。所以她认为,莫言的特色不仅仅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他的最大价值,是创造了自己的文体——“莫言体”。

  莫言自己也说:“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

  “原创力”、“莫言体”、“独创性”——这里所展现的自然就是莫言文学的个性特色以及独有的艺术感觉。

  毫无疑问,莫言获奖,名至实归。

  《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家族》的文学影响

  莫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一个农民家庭,原名管谟业。1976年8月参军,在渤海边上生活的他,既站岗也喂猪、种菜。1979年秋天,调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任过保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1984年秋天,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此后,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和中国作协副主席以及国内多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莫言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公开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文学创作30多年,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迄今为止已发表了80多篇短篇小说、30余部中篇小说,出版了长篇巨著《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酒国》、《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11部,以及文集、散文集、影视文学剧本、话剧作品多部。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期间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由此引起文坛关注。此后的1986年又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原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三期),反响强烈,被读者推选为《人民文学》1986年

  “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到1987年,他又相继创作发表了4部涉猎红高粱的系列中篇小说《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并将5部中篇小说系列组合成一部2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于1987年5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此后,1988年,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分别担任男女主角的电影《红高粱》破土而出,不仅夺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但也推动了莫言在中国文学界深远的影响。由此,《红高粱家族》也成为了莫言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富有争议的、开拓性的、最红火海内外的代表作之一。据说,迄今为止,已经被译成20余种国家的文字。

  由《红高粱家族》产生的极大社会影响后,莫言的小说创作也一度如江河奔涌,进入了勃发期,几乎30多年无低潮。其中,他所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1987年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被《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上世纪90年代夺得中国首发刊物《大家》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红河文学奖”,获得高达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檀香刑》获21世纪首届鼎钧双年文学奖、台湾《联合报》年度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和成为第7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生死疲劳》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香港第2届华人长篇小说红楼梦奖;《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期间,他还先后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和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等荣誉。

  《透明的红萝卜》作为莫言的成名作中篇小说(1985年发表于《中国作家》第二期),据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目前国家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已经确定将《透明的红萝卜》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

  记得,有媒体采访莫言时曾问及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的原型,莫言说:“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在《透明的红萝卜》的小说中,莫言通过黑孩来诉说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多了幻想的那一段时光。而透过黑孩,我们自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理解莫言所有有关“高密东北乡”的作品的内涵。莫言为什么要加上红萝卜这个意象呢,而且还是透明的?我想,这无疑便体现了莫言小时候的饥饿经历,莫言的小说对“吃”、“喝”一直是情有独钟的。在《透明的红萝卜》的开头部分,生产队长正是一边咬着手里的高粱面饼子,一边去敲出工钟的。吃,比一天内的任何一种工作都要来得早、来得重要。这里,莫言还特别地写到队长的吃的活动结束的情形:“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老田鼠”在这里真可谓一针见血,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跟动物是没什么两样的。这个比方提醒人们对自身的肉体需求和动物因素的关注。红萝卜每每出现在饥饿需要觅食的情况下——无论是“食物”还是“性”,第一次是出于对食物的渴望;第二次寻找红萝卜中出现了菊子姑娘和小石匠在黄麻地里的一幕;第三次是小铁匠在无意中伤害了心爱的姑娘之后的困兽之举。在这里,莫言用作为食物的红萝卜来统领一切应该是有道理的。它预示着饥饿与食欲的人生最起码的双重意识,对于欲望的展示。

  在《透明的红萝卜》的小说中,黑孩从一出场就被定位为弱者,他才10岁左右而且相比同龄的小孩又矮又小,在初冬的时节,身上只穿着他闯关东的父亲留下的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那数得出肋巴骨的鸡胸脯和脊背上、腿上闪亮的伤疤,说明的是他受到后娘怎样残酷的虐待。他过早地背上了生活的重负,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挣工分,还要承受某些人的羞辱和痛打。在常人看来,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孩是无法存活下来的,所以在开篇就有队长的那两句话——“黑孩儿,你这个狗日的还活着?”“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对于一切生存的机会,黑孩都本能地不愿放弃,所以“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攥在手里而不叫一声;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这样存活下来的黑孩不仅有着坚韧的生命力,而且对于生活中的苦难,黑孩也始终没有流露出自我的反抗意识。黑孩以巨大的毅力承受着小铁匠的奴役、打骂和老铁匠的冷漠无情。拉风箱的吃力、炙烤,他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他坚忍地活在苦痛的现实中。作为一个弱者的黑孩,时时都在以一种自虐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强大。正是这种隐忍才造就了黑孩坚韧的生命力。黑孩给读者的感受最深的是他对美的追求以及丰富的内心世界,一个封闭了内心的孩子对声、色、音、味触觉的敏感远远超越常人,充满神秘。莫言既在小说中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外在世界生活中的人和事在一个孩子心中的折射,也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心态。这是一个被畸形的社会扭曲了的畸形的心灵。在他孤独的内心中,各种感觉异常敏锐。

  莫言曾说,一个人无论写出多少作品,他的作品都是对童年的记忆,他所有的作品就是一个个人的自传,因此童年记忆在作家的创作中是很重要的。黑孩的身上有着莫言童年的印记,一定程度上,黑孩是童年莫言的一个象征,莫言通过黑孩的眼睛描写那个特殊的时代以及在那个特殊时代生活下的人们。在文中,黑孩最为在意的人是菊子,因为菊子是第一个让他感到温暖的人,黑孩应该是把菊子作为一个母亲的象征的,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后母对他的虐待,又让他对母亲这一概念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对菊子的类似于母亲的依恋在一定程度转变为一种朦胧的爱恋,只不过黑孩没有得到过母亲的温情,这种爱恋在内心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莫言的很多小说中,我们都可寻觅到山东高密的影子,那里是莫言生长的地方,寄托了他深深的情结。莫言曾经在多个地方组织的个人文学创作经验报告会上说,关于他的文学创作,故乡就是他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将这个话题转换为儿童的视角去表述,那就是他文学的最大成功所在。    

  我们知道,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像《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这样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作品;还是以《酒国》为代表的模糊地理概念的超现实色彩的作品,选用儿童视角来讲述故事,一直都是莫言的偏爱。莫言说:“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后来被别人点破后我才发现采用儿童视角讲述故事原来是我的一种潜意识。我想这可能和一个作家的出身、经历、生长环境及其创作心理有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少年岁月吃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善于幻想,所有这些都使我从小就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观望和想入非非。而在这种情况下,儿童视角就成为了我讲述故事的首选。”有人曾问及他为何总把农村题材、农民生活作为自己作品永恒的主题时,莫言说:“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20岁以前的时光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即便是当兵后前10年的时间我也是在农村生活,所以农村题材、农民生活都是我所熟悉的,农村的街道、村庄、树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所以,每当有大的创作计划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潜心写作;另一方面也便于我直面现实、身临其境。毕竟故乡在我的心中是由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学概念的,她成为了一种情感的产物,是我个人情感的习惯和延续。年少时的记忆是无法磨灭的,对故乡的浓厚感情像酵母一样总是在我创作中发酵……”

  苦难,不仅潜移默化了莫言少年时美好的乡村记忆;苦难,也同样会助添着莫言少年时天马行空的憧憬与思维。莫言以自我的想象力与对文学的嫁接所写出的《透明的红萝卜》,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对于少年记忆最为美好的人生解读与人生意义的诠释。关于这点,我想但凡有小说写作知识的作家都会清楚这种潜移默化的记忆与美好。贫穷,不仅助添着人生意识形态的思考,也同样会助添着每一位作家捡拾历史记忆的生命源泉。由此也让我想到,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所创作描写儿时淳朴乡村民情的小说《干姐》、《秋的诉说》、《岁月的河》、《秋在小武河》也就不会走进读者的视野,潜移默化着我对故乡小武河留有的某种美好与伤痛的记忆。尽管,失去的记忆,已经一去而不返,但故乡的记忆和儿时的美好与伤痛,毕竟会滞留于每一个作家的心灵底处,成为人生与文学的永恒。莫言如此,每位小说家亦然。

  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之初,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之美的“红萝卜”之后,“红高粱”又作为更大的、更为广义的象征意义的意象之美走入了莫言更大更广的视野与记忆。于是,就读解放军艺术学院完成了中篇小说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之后,莫言又在文学欲望火热的激情中,开始了极度亢奋的《红高粱家族》的探索。除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之外,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红高粱的系列”中篇小说《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并在文坛与读者中的影响,也由此而越来越棱角分明。尤其是后来,小说被具有先锋意识的电影界鬼才的青年导演张艺谋的发现,《红高粱家族》不仅造就了经典的电影《红高粱》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国际影响,张艺谋与莫言的珠联璧合,也造就了一代世界级文学大师莫言的浮出水面。此后,不仅张艺谋自己由此走入了国际大导演的序列,但也推出了年轻的巩俐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了国际著名影星和东方美人的代言人,更有了此后巩俐与老谋子几十年的情感纠结;当然,也推出了中国影视圈男人味十足的姜文后来的好事连连——外国妻子、中国女人尽收囊中。而且,莫言、张艺谋、巩俐、姜文,20多年下来,这一干人马等,依然大红大紫于中外影坛与中外文学界,经久而不衰。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红高粱》的电影画面,看看高密东北乡那些儿火红得浩瀚如海的红高粱,我们也就一览无余了一代鬼才张艺谋与高密东北乡走出的鬼才作家莫言文学艺术感觉的融合,又是多么的妙处横生了。

  ……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熬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熬在红高粱地里激情相爱。新婚丈夫被人杀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酿酒厂,再赶走其他土匪之后,余占熬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9年后,日本鬼子强迫村里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余占熬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痴呆的余占熬,站在女店主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以上这些就是电影的画面强烈的视角冲击力——野性,粗犷,豪放,温馨,浪漫,还捎带着残忍的血淋淋……这些充满着蒙太奇的画面,这些神秘的虚幻组合的画面,在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固守传统意识形态思维的国人眼里,无疑令人新奇的、好色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极大冲击力的。这种冲击与影响,毫无疑问,绝不亚于中国当年在西部沙漠中实验的原子弹,那么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是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人的意识形态与迂腐的传统思维模式的。既让人恐慌、亢奋、激越,但也令人沉迷、温暖、向往着。其影响力与渗透力之大,绝非影视圈、文坛能够包容的。张艺谋成功的电影《红高粱》所注入社会的思维在意识形态中,无疑是大裂变的。就像抗战时期的美国人扔在广岛的原子弹,顷刻之间的裂变,令人的记忆永恒而又持久,忐忑而又不安。《红高粱》对于社会的冲击波,无论从意识形态的压抑,还是社会进步两方面的人性思维,都是空前的,深远的。看过当年的《红高粱》的电影,我有这些感觉,我更相信,喜爱与不喜爱《红高粱》电影或是莫言《红高粱家族》长篇小说文风的作家、评论家、读者都会有着这样的感觉。无论你承认与不承认,这种感觉都会潜移默化在每个人的视野与心里。

  记得,在阅读莫言《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的一篇散文中,他曾这样说道:“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红高粱家族》所张扬的自然就是莫言创作的不拘一格的个性色彩和浪漫主义的情怀。而独立的个性色彩,再加上张艺谋当年所推出的电影《红高粱》独特的、残忍的、血腥的蒙太奇画面,自然也就奠定和成就了莫言在新时期文学界的影响。无论是张艺谋与莫言,还是莫言与张艺谋,这两个鬼才的嫁接与互补,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狼狈为奸”而又相得益彰。

  我们从中篇小说《红高粱》到组合后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不难看到,莫言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角度——是沿着两条线路展开的,其主线是土匪头子“我爷爷”(余占鳌)率领的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辅线是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所发生的“我爷爷”与“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也就是“高粱爱情激荡”的最好的意象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史》曾经在评价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时说:“莫言小说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的是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是以追忆的姿态讲述的故事。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蕴含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整体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所追求的是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小说的展开是由感觉引导,情绪推动。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叠合在一起。在语言运用上,小说追求一种富有力度的表达,一切都服从主题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重视感觉,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动感,还有对于语言色彩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应该说,对于莫言小说的评价准确而又到位。

  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首版小说,我是1991年才得到的。不是莫言相赠(因为这之前虽然我特别喜欢莫言的小说,也读过他发表后被文学选刊选载的大量中短篇小说,但是我与莫言还不熟悉,只能说是个人意愿的相识与相知),也非我个人所买。而是1991年元旦期间,我有缘在济南军区部队基层走进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大型文学双月刊帮助工作的时候——在作为几个月的处理大量来搞回部队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为了感谢我的不辞辛苦,当时就让我到图书仓库选择一些我喜欢的图书,作为帮助工作几个月的奖赏。走进仓库选书的我自然很挑剔,一般没有印象的和不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我是不选的。后来在大量出版的图书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书架上搁置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精装本,那一刻真的是有点欣喜若狂,于是就有了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从拥有到至今,它已经相伴我20多年(去年搞活动与莫言见面时,我同时带去让他签名的长篇小说还有我购买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第一版的书,莫言签字时也是吃惊不小,大概他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本他最早的长篇“古董”《红高粱家族》)。此外,我当时还选了后来我所熟悉的著名老作家冯德英的长篇三部曲《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小说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部小说精神主体的,却是展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对有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以及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在莫言的笔下才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是激情而浪漫的“生命图腾”。

  “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性而又浪漫地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我奶奶”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我奶奶”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莫言用他独有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写得诗性、奔放而又唯美。还有,“我爷爷”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莫言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我奶奶”让“我爷爷”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

  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我爷爷”与“我奶奶”的野合,为了占有“我奶奶”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尽管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即使是对“我爷爷”这个贪财好色的人,莫言也赞美了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我爷爷”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我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我爷爷”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莫言一方面强化了对“我爷爷”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

  评论家董炳月在评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时认为:“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是借鉴了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董炳月的评论无疑是贴切而有深度的。

  《丰乳肥臀》走红后对于莫言文学人生的喜忧参半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创作完成后,1995年10月开始,分两期首刊于《大家》文学双月刊,同年12月获得了“大家·红河文学奖”和奖金10万元。此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而我所购买并收藏至今的后来又由老友莫言签名的《丰乳肥臀》,也就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首卷本。

  记得,那时我还在济南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时,云南《大家》文学双月刊创刊后,我就开始了个人的订阅,《大家》作为云南冲出的一匹文坛黑马,除了每期刊登一位引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大家作为封面外,它所刊载的小说与评论文章都比较先锋性和个性化,令人受益匪浅。此后,我订阅了大约七八年。而在此之前,除莫言之外,大家还专门约稿了鲁军领军人物之一、山东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李贯通的中篇小说《天缺一角》,发了其中一期的头题。后来,李贯通的中篇小说《天缺一角》还喜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大奖。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横空出世,在当时来说,不仅是莫言文学的亮点,但也是他文学创作生命的重大突破。其在文坛与读者中的影响之广,争议之大,可谓空前高涨。对于莫言的文学与人生来说,我想都是喜忧参半的。此后不久,也就是在莫言的文学人生进入岩浆一样高喷的时候,他却突然离开了军旅,作为总参政治部一级创作员而最终转业到了中国检察日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和影视编剧。我想,这也必然是莫言的无奈之举。这个举动也为文坛与热爱莫言的好友们留下了一团团拨不开的迷雾。

  那么,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到底写了什么东西?让炽热文坛的莫言突然迷雾重重地置于朋友和读者的心目中,难以自拔?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之后,便被文坛称之为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也是莫言所有的作品出版以来最为饱满的长篇小说。这部以大地母亲为主题的小说,奇诡瑰丽,汪洋恣肆,令人叹为观止。莫言在这部小说中,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描绘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书中的母亲和瑞典人马洛亚牧师生下了上官金童,和其他人生下了其他姐妹,这些姐妹亲属是贯穿中国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倾情地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或者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但命运多舛,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以及癫狂岁月下的官方权力话语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并不可抗拒地被裹挟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争夺和厮杀是在自己的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兵匪、战乱、流离颠簸、亲人死亡,以及对单传的废人似的儿子的担心、焦虑,而母亲在癫狂年代用胃馕巧偷生产队里磨坊里食物的行为,则体现了鸟儿吐哺的深情……母亲是一种意象符号,体现的正是《红高粱家族》的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时,也涵盖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对民间苦难及其承受者的爱戴、同情和关怀。

  小说通过母亲含辛茹苦、艰难地抚育一个又一个儿女,并且视上官金童为生命一般重要,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是第一本位的。生命的承传、沿袭是人类赖以永恒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莫言在《丰乳肥臀》的小说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揭示了“人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美的主体,生命的承传、延续,是当最受到礼赞的。”没有生命的宇宙和世界,无论美与丑、纯洁与肮脏、卑鄙与高尚,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小说的深刻性也就在于将这个看似简单又普泛深刻的道理蕴含在母亲率领儿女们的顽强的“求生保种”的生命过程中。那么生命的创造者——母亲,无疑要受到尊敬与赞美。母亲是无私,是爱,是奉献,是生命的载体。对母亲由衷的尊敬与感恩,也表明了人们对生命的终极崇拜和热爱。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作者的母性意识或说女性意识在小说中起着主导作用。创造社会历史的可能是男性为主,创造生命历史的,或说人类历史的却是母亲生命源初的女性。这里似乎既体现了作家的心灵深沉的恋母情结。而上官金童,作为作家思想意识的化身,他对母乳的依恋——恋乳症,在这里也找到了情感的回答,它源自于作家本人的一种生命情结。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象的巨流,一泻而下的50余万言,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这也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突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丰乳肥臀》是莫言早期创作中的一座高峰,也是篇幅最为饱满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所书写的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同时,小说中情爱的排他性与阶级的对抗性相互交织,命运的无定性与政治的无情性,相互交织,在以人物关系为线索的故事叙述,充满了悬念丛生的情节性、盘根错节的浑朴性,从而由多个通俗的男女情爱故事,完成了一个严峻的人生大主题的演绎,并使作品在引人入胜中启人思忖。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评论家白烨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认为,《丰乳肥臀》是莫言雅俗融合的成功力作。白烨说:“我以为,《丰乳肥臀》是莫言小说中最有分量,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作最让人为之称奇的,是它以恢宏的结构、磅礴的叙事,由上官一家人在时运搅动中的分分合合与生死歌哭,揭示了百年中国社会演进的历史脉络,探悉了置身其中的人们从伦理到精神的历练与遭际。而这一切,又都内化为一种雅俗融合的艺术表达。这使得这部作品,既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又使人读后难以释怀。”他又说:“人们在通常的字面意义上,觉得‘丰乳肥臀’这个书名既过于明目张胆,又不免有些媚俗,这种感觉自然而然,不无来由;这种感觉以及它所引起的争议,显然又给作品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关注,一重特别的意蕴。以‘丰乳肥臀’的中心意象为基准,作者在叙述语言上,也是粗粝奔放,了无遮拦,作者以雅话俗说的方式,使作品最大程度地切近感觉和靠近生活。这些特异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作品的语言体系,在雅与俗的双向对流上,葆有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据说在海外已经不同程度地与《红高粱家族》一样被翻译了20多种语言的《丰乳肥臀》,却最终还是让莫言无奈地经历了喜忧参半的苦痛。尽管,《丰乳肥臀》出版不久,我已经知道莫言在争议中离开了部队,我也曾暗中为这位老战友惋惜过,但是,我依然猜不出他是如何真正离开部队而转业到了中国检察日报社的。我弄不明白。我为莫言惋惜,也为部队放弃了这样的天才作家而痛!但我知道,莫言的离开部队,一定与《丰乳肥臀》这个长篇小说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一定还不轻快,与批评与争议有关!

  最近,当我读到莫言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的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老在《羊城晚报》的撰文和莫言通过媒体的解释时,我才终于将心中的迷雾驱散了。

  何老在文章中透漏说:“莫言在文学创作道路的起步时可谓相当不容易;而到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到总参创作室进入文学创作喷发期时,又碰到了更大的困难,可以说是一段相当艰难的经历。这要从他的代表作之一《丰乳肥臀》的发表、出版和获奖,以及获奖后的遭遇说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大家》上发表,遂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很快荣获《大家》设立的首届‘红河文学奖’,奖金十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丰乳肥臀》的出版与获奖,不啻是文坛的一声春雷。评论界,尤其是一些青年文学评论家著文热情肯定这部可以作为莫言代表作的作品,并指出它是莫言创作高峰期到来的征兆。我是赞成这一见解的。现在回头看,《丰乳肥臀》正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授奖辞中的所说的‘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重要注脚。然而,正是因为这么一部作品,莫言写了不少检讨。而到了2003年,当他把此作修订扩充加了有特色的插图交中国工人出版社再出一个修订版时,又再次遇到麻烦。每每谈起《丰乳肥臀》的经历,莫言都总是回避……”从何镇邦老所透漏的莫言的这些内容,我也终于弄明白了心中的纠结,更加证实了我当年猜测他离开军旅而转业的内因所在了。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媒体最近也透漏了莫言在《丰乳肥臀》出版后的境况。莫言说:“《丰乳肥臀》是我的文学殿堂里的一块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这块基石,整座殿堂就会倒塌。但引起争议最大的也是《丰乳肥臀》。”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言取了《丰乳肥臀》这个名字,本意是用健康丰满的乳房和肥大壮硕的屁股来歌颂女性和生殖,歌颂母亲和抚养,歌颂大地和包容,当然里面也包含着性的意识。但到了最后,好多人却只在书名和内容上发现了不健康的“性”。据说,起初,出版社的人心怀疑虑,希望莫言能改一个色彩更中庸一些的书名,莫言也知道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决定用了《丰乳肥臀》的名字。《丰乳肥臀》在《大家》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大家·红河文学奖”和10万元巨额奖金后,惹眼的书名,凌厉的小说风格,再加上一笔数目不菲的奖金,《丰乳肥臀》名扬中国,使那些关注文学和不关注文学的人都知道莫言写了一本有意思的《丰乳肥臀》。这时,一些大脑里还残存有“革命样板戏”文艺观的老作家们坐不住了,他们阵线分明,在一些杂志上大力抨击《丰乳肥臀》,用的手法也是不讲文艺只讲政治,给莫言和他的小说扣上了很多吓人的大帽子。

  不久,莫言所在单位里便成立了两个审查小组,每个成员分一章,连夜突击阅读《丰乳肥臀》,试图做出结论。尽管莫言和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熟悉的,甚至算得上是朋友,但他却依然很是无奈。于是,写检查不行,还得要求他要有行动,得给出版社以个人名义写信,要求出版社停止印刷《丰乳肥臀》,即使已经印出来的也要封存销毁……

  莫言离开军旅所缠绕在我心中的谜团,直到今日我才真正地弄了个明白。

  莫言的幻象思维与语言的魔力是上帝的恩赐

  莫言的小说成功,不仅仅是故事的独特性的成功,他对于不同小说语言的独创性与变化多端的戏剧性的艺术手法,更是令人望尘莫及的。阅读过莫言早年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的读者都会知道,莫言的语言是多么的富有浪漫激情和魔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那赋予红高粱以生命的象征也就一目了然:“……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我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醉能爱的地方……”“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是作品中那些演绎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他们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

  作家、评论家胡殷红曾经写过一篇素描莫言的随笔《能说会道也莫言》,她这样称颂着莫言的小说语言:“莫言的作品我最先读过的是《红高粱》,这个小说把文法规范句式‘拧巴’着使,比如,‘高粱高密辉煌、高粱爱情激荡’,太有诗意了,虽然看上去东拉西扯的词堆在一起,但真能搅和得你心旌摇曳。我觉着,这就是语言才能。”

  的确,莫言在小说中的语言驾驭是不拘一格的,仅《红高粱家族》中小说精彩的、浪漫的语句描写,就不胜枚举:“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陶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等等。小说中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

  再比如,莫言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形象而又生动,就像魔力一样拽着你不得不走进他的小说世界。此外,在叙述过程中,莫言有时还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等等,都给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涂上了一层浓郁的幽默、诙谐、俏皮的色彩。阅读时,常常会令我想起马克·吐温那个老头儿的小说语言的诙谐与幽默,而无以自拔。

  在《红高粱家族》长篇小说出版时,莫言在小说的前边写下一页类似于前言的自白小文,读来也同样是浪漫得令人捧腹:“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而在《跋》的短文中,莫言又说:“写完《红高粱家族》第五章,我就匆匆地把五章合一,权充一部长篇滥竽充了数。长篇小说较之于中短篇小说当然有它的一些章程,但要把这章程像中药方子一样开列出来却是任谁也不轻省的营生。其实,文章之道并无至理,穷途变化,存乎一心。南拳北脚,各有招数,各打各的就是了。但如此支吾,也属妖言,虽没写好长篇,但也却想写好长篇。怎么写好长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觉得也不必谈虎变色,无非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话罢了。对待长篇小说应像对待某种狗一样,宁被它要死,不被它吓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文学之初,那种语言描写独有的狂放、诡异、浪漫、自信的个性风格和幽默色彩,处处裸露无疑。

  2009年9月13日,莫言曾应邀在德国文学界做了一次题为《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的报告,此报告的演讲,依然别具一格,精彩异常。俏皮、幽默而又魅力无穷的语言,不仅赢得了德国文人们极大的喝彩,而且也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莫言说:“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笑声)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冒虚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听妻子话,我来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带回来。(笑声)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笑声)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笑声)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上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笑声,掌声)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笑声,掌声)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笑声,掌声)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别人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掌声)我老婆的这两点宝贵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笑声)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笑声,掌声)”——莫言的诙谐、幽默无处不在。

  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开头,莫言这样描写道:“在光滑整洁的宇宙中,数不清的天体穿梭般运行着。它们闪烁着温馨的粉红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状,有的是屁股型。它们好像是随意运动,其实却遵循着各自的轨迹。吱吱哇哇,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莫言对宇宙和天体的描写,不仅幽默、俏皮、调侃,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又很容易令人想到《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是那种宏大的景象——犹如吞吐八荒的宏大叙事的语言描述,其独特性不仅豪放、大气,而且唯美、诗性。无论它们像“乳房”,还是“屁股”,但都是有“遵循着各自的轨迹”的,是有规律的。阅读这部长篇,我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有了某种感觉和启示,莫言无疑是得到了上帝恩赐的最好的中国作家。上帝创作宇宙与世界万物,都是有规律的,而创造和赋予人的生命体也是有规律的。万物在规律中承载着各自的轨迹,每个人面对着各自的规律也在行走着各自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轨迹。上帝赋予了莫言极大的文学天赋与智慧,上帝悲天悯人的大爱,更是在莫言的文学之旅中得到了应有的发挥。那么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今天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自然也是上帝的恩赐。毕竟,诺贝尔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通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乃至《蛙》的语言描写、故事结构、叙事风格和文体的内蕴所在,我们都不难看出,莫言对于《圣经》的解读,对于《圣经》故事的了解是绝不陌上的。在时下的高密,无论是从乡村还是到城市,几十年来,可以说,很多人都是蒙受上帝恩典的虔诚的基督徒,高密也是耶稣基督圣灵充满的地方,是时下基督教会的复兴之地。在这样基督教会复兴的地方,潜移默化生活了几十年的莫言,即使他还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也不可能不对《圣经》有所研究。起码按照我们阅读的《丰乳肥臀》的判断,20年前的莫言就已经通读了博大精深的这本世界发行量独一无二的《圣经》全书的。而且,莫言对于2000多年前的耶稣基督为救赎后人乃至今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而又复活的故事,让世人永得生命永恒的真理,更是有所了解的。因为《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所贯穿的马洛亚牧师与上官吕氏的家庭、子女间从头至尾的联系,乃至文字中涉猎的基督徒受洗的过程,莫言都有着极其真实的描写与交代。比如《丰乳肥臀》小说开头后马洛亚牧师的出现,直到故事行将结束时的文字描述,都体现了莫言对于《圣经》故事的不陌生与吸收。在小说的结尾,莫言这样写道:“这天正是礼拜日。马洛亚牧师捧着一部《圣经》,站在落满灰尘的讲台上,对着台下十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诵读着《马太福音》的有关章节: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也正是《圣经》一书中《马太福音》内描述的关于圣子耶稣基督降临的故事。

  再如,莫言在《蛙》的小说中所写的姑姑从接生孩子到后来做计生工作对于所扼杀的那些没有出生的生命的自责与反思,以捏泥人来期望能够在自我忏悔的谢罪中,得到那些没见过阳光的生灵的宽恕,更融合了《圣经》对于世人在救赎中虔诚的忏悔,体现出世人由罪恶到善良灵魂的转变与安适。同时,也体现了莫言企图通过《蛙》的小说,对于中国几十年来计生工作所出现的不合理、不协调的种种弊端的批判,能够引起决策者们的反思。这是人性灵光的体现。我们自然也拭目以待,这种反思能够人性化地给予中国苦难而艰辛的乡村百姓以泽惠和福祉。

  不过,莫言小说语言的丰富多彩和极具张力的表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照小说创作的不同文本而来的,在《檀香刑》中,他的语言表述与描写则是充满着戏剧化韵味的,我们随便打开小说一看开头就知:“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手念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见“凤头部·第一章·媚娘浪语”)——你看,在莫言的笔下,一开头就血腥吧?瘆人吧?幽默吧?诙谐吧?“包子温暖着俺的手,发面的味道扑进了俺的鼻孔。俺第一口吃了那颗金丝枣,蜜甜的滋味满喉咙。一颗红枣下了肚,勾出了胃里的小馋虫。俺第二口要开了包子褶,露出了胡萝卜羊肉馅儿红。羊肉鲜,胡萝卜甜,葱姜料物味道全。为人不吃贾四包,枉来世上混一遭。”(见“豹尾部·第十五章·媚娘诉说”)——你看,随手翻来的语言就是这么俏皮有趣,犹如戏曲唱词般地韵味儿十足!这就是莫言小说语言不断变化的魔力,令人在阅读中迷醉而神往,不怕你不读他的小说。

  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搧了顾彬的耳光

  莫言以长篇小说《蛙》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仅引得国内文学界与中国社会各层的关注,遂也引发了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作为曾经一度批评莫言作品没有思想没有意思的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沃尔夫冈·顾彬,在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反应,其前其后的说法,则令人不乏啼笑皆非。

  据《深圳特区报》和《新京报》两家媒体报道,在一个周末由一家网站主办的“诺贝尔奖下的中国文学——对话顾彬”在北京大学举行,活动由诗人潇潇主持,与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以及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分别做了对话,并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

  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对话,便知道作为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于早年莫言的批评,又是多么的不称职。

  潇潇:“在莫言获得诺奖前,我曾经请教过您对中国小说的看法,当时您说中国的长篇很有问题,但中国有些不错的中短篇小说,那么莫言的获奖还会令你坚持原来的看法吗?”

  顾彬:“老实说,我也重新思考自己的标准了,因为我发现我所有的标准好像都是从现代主义中来的,而现代文学在德国1967年就基本结束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我的标准可能有点过时了。如果德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马丁·瓦尔泽公开说莫言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那么我应该重视他怎么说,不应该认为因为他不是汉学家,就认为他胡说八道。另外整个德国汉学界热闹死了,谁都高兴。如果我不思考他们的观点和态度的话,我就有问题,我应该重视它。所以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思考思考自己过去的观点,看看它到底是对还是错。”

  ——在回答潇潇的问题时,顾彬的说法在这里说明了一点,他看待莫言文学的标准是局限于上世纪的60年代德国文学界的思维模式,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而不是自我的独立思考。这说明,他作为一个汉学家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是不称职的,起码对莫言小说的理解,是没有自己思想的伪批评家。

  潇潇:“莫言是您批评得最多的一个作家,也意味着他是您关注得最多的一个作家。可能您的潜意识里面会认为他会获奖,要不然你不会关注他。”

  顾彬:“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谁都说他,他在美国、德国都很成功,他有代表性。在英语国家,中国当代小说家非常红,但诗人不一定是。而在德语国家是相反的,最红的是你们的诗人,他们的诗集卖得很快,参加他们朗诵会的人很多。也许莫言的成功对我来说是一种刺激。另外他是我的朋友,我敢批评所有的朋友,这也是我的风格,如果一个人不是朋友,我无所谓。我不想拍什么人的马屁,今天这是我的观点,但可能明天我就会承认自己错了。”

  ——顾彬这老头的说法似是而非,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与莫言是朋友,才批评,那么批评的标准是什么?顾彬说“我不想拍什么人的马屁,今天这是我的观点,但可能明天我就会承认自己错了。”个人的文学观点,也可以反复?你自我认为昨天对莫言的批评你是对的,今天看到别人赞誉莫言,你就又动摇了自己的批评?你还有自己的文学价值与审美尺度吗?

  潇潇:“您曾经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如此说来2012年的诺奖是不是就授予了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呢?”

  顾彬:“上周四晚上7点03分,听到了莫言获奖后,记者的电话就来了,不给我时间思考,所以我所有的回答还是老套,当时的回答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中国人不要忽视的一点,我的一些观点经常是来源于中国当代的学者,也许是中国人告诉我,莫言说过作家不需要思想,莫言的小说没有什么思想。”

  ——你看,顾彬的解释是记者没给他思考的空间,所以他的回答还是老套的,可能对也可能错。但他又说“但是中国人不要忽视的一点,我的一些观点经常是来源于中国当代的学者,也许是中国人告诉我,莫言说过作家不需要思想,莫言的小说没有什么思想。”这里说明,他的观点是来自于中国当代学者的,而非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才说莫言的小说没什么意思。一个冠冕堂皇名誉德国与中国文学界的汉学家顾彬,此时的解释还不够令人啼笑皆非,还不够滑稽之极?

  此后不久,《新京报》又撰文《顾彬:重读之后再评价莫言》一文中透漏:2006年,顾彬曾因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日前,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对于莫言的一通批驳又一次引发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提出质疑,认为他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这个揣测是否确实,顾彬对于莫言的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判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他又有怎样的认知。对于陈晓明的异议,顾彬表示自己并不知详情,因为自己很忙,不常上网,更很少通过网络去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他表示,德国之声记者的原文他不曾见过,但是他的夫人在看后表示,很多言辞被译得“过于激烈”。他同时表示,采访中提及的莫言的写作风格是上个世纪末的看法,也并不出自他个人,而是某个德国的汉学家。他认为莫言是一个认真、内心开放的人,内心开放的标准是莫言能包容自己对他的批评。但他仍然认为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一部分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他认为自己的阅读经验是,经常会仰慕译者的名去选择阅读,而他所了解到的很多国外的出版社也会因为译者的知名度而追随他的选择。所以,他认为“葛浩文”这样一个商标使得莫言在英语世界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他同时认为葛浩文的翻译非常巧妙,不是逐字逐句逐段,而是整体翻译的,而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规避作者的弱点,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选择王安忆来翻译,也许这样的机会就给了王安忆。对于是否细致读过莫言的作品,他有些回避,并开始解释个体阅读的差异。他表示自己看过《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但那是在二十年前,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阅读。他说,就是不一定全部看完,但你同样可以有所判断。他表示,看莫言作品,很多时候是,翻了一部分,就看不下去了。随后,他又补充说,最近好像还看过《酒国》,只是书中女人的形象让他很不舒服。他还表示,最近很多媒体针对他关于莫言的争议赶来询问,他的态度是也许自己需要一段时期沉默下来,细致阅读后,再发评论。他甚至提及自己还有一些资料留在德国,而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教授后,他可能会长期留居中国授课,这给他带来一些不便,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明年之后,在他重新阅读莫言后,再做评议。同时他认为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思想。他认为“今年诺奖颁给莫言,也许是某种政治因素起了作用。”

  ——从两篇报道来看,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行为思想是多么的滑稽、幼稚。只靠别人的说法就认为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就敢大张旗鼓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只能说明,顾彬一直是在猎奇,在制造舆论抬高自己的身价,借此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知名作家为自己沽名钓誉。而今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又说自己的思想停留在了某某年代,又说要重读莫言。并且,还在自以为是地认为“今年诺奖颁给莫言,也许是某种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面前,顾彬的解释不仅难以成立,而且也确实是自己搧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纽约时报》认为:莫言获奖打破了欧洲作家垄断局面。该文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是为期一周的诺贝尔颁奖的文化高点。该报评论称,过去10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他的获奖也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欧洲作家数量占优势的局面。

  台湾《中国时报》认为:莫言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该报认为,莫言得奖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和冲击性,国际文坛对他的认识也不是从近年才开始。事实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长期以来对他的推崇,已经让莫言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高度。他说:“这次莫言的得奖,无疑是对中国崛起的无法忽视。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我希望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

  英国BBC媒体赞誉:莫言作品充满历史厚重感。该媒体称,伦敦大学中文教授米歇尔·霍克斯说:“莫言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拥有广泛的读者,是诺贝尔委员会非常愿意看到的。”BBC认为,莫言更关注中国的过去,而不是当下的问题,有大量作品涉及辛亥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他在中国被推崇为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

  据上海媒体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之一、评委会前主席、瑞典学院终身院士,82岁的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到沪。谢尔的此次中国之行,在谈到他喜欢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时说:“中国文学在瑞典一直很受关注……中国媒体把我们颁发给莫言的获奖词翻译成‘魔幻现实’,我不喜欢。‘魔幻现实’是一个过时的词,容易让读者把莫言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作品联系起来,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获奖词原意是指莫言的作品具有幻想、幻觉的特质,而并非魔幻。”在谢尔看来,莫言虽然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他一些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回归到了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莫言讲故事的方式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中国方式,就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样。但他同时也将这种方式与国外写作手法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叙事手法。”谢尔认为,莫言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高密。“在他创造的高密县,出现了沙漠、高山这些真实的高密所没有的景色。里面的人也并非现实中的高密人,而是囊括了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人。高密不再是一个小县城,而是一个微缩的世界,是历史、空间和人物的凝聚。莫言所做的,就是带领读者去体验这个世界。”谢尔表示,正是莫言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让他获得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谢尔还说,莫言获奖后,中国文学在国际市场上会更受欢迎,这会让更多出版商愿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面对以上这些媒体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于莫言小说的赞誉,我真的不知道,没有潜心研读完一个作家的作品的顾彬,又该如何反省自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呢?

  莫言小说为人类世界创造的财富不可估量

  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仅在高密迎来了海内外100余家媒体的狂轰滥炸,诸多老友的短信祝福,国内各种文学团体的研讨会、座谈会也是层出不穷。而引起更大社会关注焦点的恐怕还是莫言获奖后与经济相关的话题了。

  据《中国经济周刊》10月23日发文透漏:莫言收入或达两亿,将成中国作家首富。文章同时还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实际分析:如莫言的新书已经提前上市;莫言著作的影视改编权正在激烈争夺中;有企业家声称,想送给莫言一套北京的别墅……这说明,获奖后的莫言不仅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中国极为难得的优质社会资源。

  莫言的第一笔收入是约合750万元人民币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据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可以免征个税。有人说,这仅仅是开始,而更大的一块收入则来自于莫言作品的版税收入。

  据了解,莫言被宣布获奖后第7天,他的新作《我们的荆轲》面市。此后,莫言作品在国内唯一全版权签约商家——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与作家出版社联手出版全套20部作品《莫言文集》。该文集包括莫言的11部长篇,《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两部中篇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3部短篇集《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师傅越来越幽默》;以及散文、文论和剧作共20本。其中,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共收录了莫言的三个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此外还收录了不少演出剧照。《我们的荆轲》2011年夏天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反响强烈。莫言访谈录《碎语文学》记录了他和评论家王尧在2002年底的一次谈话,较全面、完整地展示了莫言对文学、小说、创作的态度和想法。莫言演讲录《用耳朵阅读》收录了他自1998年至2009年在各类场合发表的演讲41篇,体现了莫言对文学、人生、文化、世界的诸多看法和态度。也充分体现了作家演讲的魅力。新修订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则收录了莫言从1981年至2011年间的优秀散文。据了解,20卷本的《莫言文集》,准备印刷上百万册,整体定价大概在700元至800元。按照100万册,每套700元来算,《莫言文集》的定价总额就有7亿元之多。按照精典博维的工作人员的说法,莫言的版税(即稿酬,按照图书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获取)属于商业机密,“至少在10%以上,绝对是国内作家中最顶尖的。”《莫言文集》一项就能给莫言带来7000万元的版税收入;此外,除《莫言文集》外,《我们的荆轲》等五本莫言新作,按照每本36元的定价、每本220万册的销量计算,则能给莫言带来近4000万元的版税收入。仅新书版税一项,莫言即可获得1.1亿元的收入。除此之外,还有影视版权改编费。莫言获奖后10几个小时内,就有20多家电影公司向精典博维询价。一家影视制作公司曾透露,如今国内知名作家的版权改编费在二、三十万元,莫言至少得100万了。精典博维的出版策划人张轩洋则告诉媒体,莫言作品的版权改编费现在已经达到千万元了。

  在作家麦家看来,莫言获奖对于中国作家群体意义非凡,“感觉就像在奥运会上许海峰拿了首块金牌一样。”他说,今年伦敦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中国奥运冠军孙杨,家乡省、市两级政府对他的奖励近500万元。而莫言喜获诺奖,在许多人看来,含金量绝对超过孙杨,山东省各级政府对莫言的奖励会比孙杨的奖金高很多。

  莫言数年前创作的一部电视剧剧本,一直没有开拍,获奖后第二天,已有人出价120万元买下这部手稿。如果再加上已出版作品今年的版税收入、海外版权收入等,莫言2012年的收入达2个亿,似乎不成问题。

  据说,莫言获奖的当晚,精典博维陷入一片忙乱,整个营销部门甚至总裁陈黎明本人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今年5月,精典博维才买断了莫言在中国内地所有作品,包含新作品及延伸品的出版权。“决定签约莫言之前,我们已经考察了好几年,当时我们认为莫言让人充满想象力,当然也考虑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精典博维营销部副主管唐娟说,“他居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意味着什么,就相当于经纪公司签的电影明星获得了奥斯卡奖。”唐娟说,莫言获奖将会给他们公司主要带来了两个影响:首先是关于莫言作品版权的售价,包括电子版权和影视改编,可能会更有话语权;第二是印量上的飙升,其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蛙》此前市场印量大概20万册,获奖之后,莫言新书起码要印刷到50万至100万册。“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出版商、影视剧公司就主动来找公司合作。”该公司总裁史翔说。

  除了精典博维外,拥有莫言相对完整作品版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无疑也是“莫言概念”的受惠者之一。该社称,近期出版的莫言全套文集在获奖后三天内,订单达10万套,按每套标价600多元,总价超过6000万元,订单还在不断增加。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表示:“这两天,原有的11本长篇小说系列也在加印。”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表示,莫言对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首先,莫言的书籍销量在国内外将出现井喷式增长,出版社能够获得丰厚利润;其次,将有更多的莫言小说改编成为影视作品,票房和收视率成绩预计非常可观。为防止黄牛趁机炒高价格破坏市场,有的书店甚至推出凭身份证实名制购书,人均限购两本,并需提前10天排队预约登记。除了实体书店,国内多个图书网上商城,莫言的多数作品均显示售罄。当当网的销售数据显示,自莫言成为诺碑文文学奖得主热门人选后,其代表作品《檀香刑》、《红高粱家族》等日销量增长早超过以往20倍,每天销量超过万册,大多数书籍已经处于缺货阶段。

  精典博维工作人员日前还透露,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已有20余家公司洽谈影视版权开发;10余家大型电信、网络运营商前来接洽购买莫言作品电子版权。业内人士表示,莫言的小说是一座影视题材富矿,故事性比较强,相比其他作家的作品,他的小说改编成为卖座的电影、电视剧,比较具有可行性。

  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都可以拍成大气磅礴的大片,但是,至今没有导演发现这些小说里隐藏的巨大戏剧冲突。”莫言表示,虽然有多家影视公司谈过改编的事情,但全部没有下文。莫言自称,他对编剧工作不自信,但如果哪天能把上述3部作品搬上银幕,他愿意担任编剧。

  据某网站所做的网友调查中,多达26%的网友期待《丰乳肥臀》能被改编成电影作品。《蛙》这部莫言的长篇小说,成为第二期待改编作品,得到15%的网友欢迎。另外,《生死疲劳》、《檀香刑》也获得不少网友的期待。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一个多月,但是围绕着莫言及其作品的热评、热议、热卖,依然是高烧未退。在学界专家的解读中,莫言的文学世界也逐渐清晰、鲜活起来。同时,热度早已蔓延到作品之外的出版、旅游、文化产业、股市上市公司、注册商标……可以说,这些行业只要能沾上边的,都在赶这股“莫言热”。

  由此,也让我们看到,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仅仅是莫言个人经济与荣誉的收获是空前的,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是超越时空跨越的。他的小说就彷佛挖掘不尽的“梦幻工厂”一样,既旷日持久,又充满着滚滚不尽的资源与财富。那么,这个极具价值的“梦幻工厂”到底会为中国,为整个人类世界创造的精神、经济两方面的财富有多少?我想,真的是不可估量的。首先,莫言的老家高密市是当仁不让的受益者——据说,高密市目前已经开始借力莫言文学品牌 ,深挖红高粱资源,并倾力打造当地民俗民艺旅游胜地,这种文化旅游产业的形成,为莫言的故乡所带来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无疑是是旷日持久的;其次是国内国外的出版业、签约代理商、翻译界所推动的世界性的社会与经济财富也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地球只要存在一天,人们只要读小说,海内外的出版社就要出版莫言的作品,毕竟,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们,在世界文学的某些方面是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存在的,不是空穴来风的。那么由此推断,莫言对于社会的价值就是源源不断的,旷日持久的;再是影视业的改编也会创造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效益,甚至还会如《红高粱》一样地大红大紫,乃至更火,并不断地推出一位位的世界级的国际大导演“张艺谋”、国际影星“巩俐”、“姜文”等等……但无论哪行哪业借助莫言的小说“梦幻工厂”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财富利益都是千丝万缕的。毫无疑问,莫言的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必然间接地推动和解决了世界上一些人的就业、生存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实际的。毕竟,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吃饭,而莫言则恰恰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靠着他畅销的小说改变了自我生存环境的同时,也让世界更多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他的小说,让各行各业受到了益处,他的社会贡献甚至可以说,绝不亚于社会上的任何一家大的企业与财团。所以我说,莫言小说为人类世界创造的财富是不可估量。他为人类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

  我曾批评过莫言但也赞誉过莫言

  与众多喜欢和热爱过莫言的读者一样,我也批评过莫言。那是1999年6月的一天,是周末休闲的日子,我走进了当地的一家新华书店,并看到了莫言刚刚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于是我翻阅起来,其中在莫言的前言中,有关于莫言对于散文“虚构”的一说。后来,针对莫言关于散文的“虚构”一词,我专门写了一篇批评莫言的文章《莫言,请你悠着点儿》,并刊载于1999年6月15日的《潍坊晚报》文化版,后来,还收入了200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个人散文随笔集《岁月消磨的记录》一书。内容如下:

  十余年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长篇小说,间或观看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电影,人们无不感到莫言就如一座喷发的火山,咄咄逼人,既搅动得文学界雾气蒸腾,又使人沉湎在他的故事中难以自拔。于是,莫言的《红高粱》就像当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样,在中国大地尽人皆知。也让他的故土高密东北乡尽人皆知。莫言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此后,莫言沉默了一段时间,又向读者推出了气势恢宏的《丰乳肥臀》,此作的推出无疑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再度震撼了中国文坛,还获得了《大家》创刊后的首届文学大奖,喜得了《红高粱家族》也难比拟的10万元大奖。虽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文艺界产生了褒贬不一的种种说法,但莫言就是莫言。是文坛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莫言。莫言之所以被文坛看重,并成为焦点人物,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反传统的独特艺术视角和野狂的创作风格,使他奠定了自己在文学界的深远影响和地位。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答辞中,曾赞扬中国作家莫言对小说形式的贡献。国内一位评论家也称赞莫言“有资格进入中国当代伟大作家的行列,也足以和20世纪世界文学大师们比肩。”这都足以证明了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开拓性。

  当然,莫言没有固守在原有的风格上停滞不前。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莫言经过再次的调整心态,他一改往日反传统的风格,而推出了现实主义作品《红树林》的长篇。尽管《红树林》的出版,经历了文坛和新闻界的热炒,然而,《红树林》的发行和产生的影响却远远不及《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那么令读者看重。尽管如此,鄙人认为,莫言仍然还是位不同寻常的作家——于探索和变化中求新,并善于打破自己固有的创作模式,走出自我,这又恰恰是莫言的个性所决定的。从《红树林》的出版,读者可以看出莫言早已认识到了这点,而且也确实在改变和调整着自己的创作心态和思路。无论这种新的尝试与改变能否使莫言真正地冲出自我,相信文学界自有公论。不过,莫言的的确确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而且,这错误发生在莫言身上,也自然是喜爱莫言的读者所始料不及的。更是不愿看到的。

  莫言散文集的出版,本是一件好事,读者不仅可以通过莫言的散文集,全面、真实地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及多年的创作经历,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认识莫言。然而,莫言对其散文创作观点的论述,却又实实在在引起了文学界的不满和喜欢莫言的读者的伤心。鄙人也和读者一样,不知莫言是出于什么目的!

  记得,作家王安忆在阐述小说创作时,曾经把小说归类为个人感情的产物。

  这种归类非常贴切,也非常真实。恐怕没有一位读者和作家不认同她的这一观点的。如果当年的《红高粱家族》没有莫言个人感情的投入,那么故事再真实,再有可读性,而缺乏艺术生命的话,作品怕就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么同样,散文无论作为记事、叙事、抒情的文本,如果离开感情的投入,离开“真实”,她还能称其为散文吗?

  散文,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更不该有绝对的规定模式。模式规定太死,散文就难有发展。但创新也毕竟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非莫言阐述的观点,即:散文也可以同小说一样进行虚构。读到莫言对散文创作的论述,鄙人首先感到的是震惊!莫言如何形成的这种观点?莫言肯定有自己的想法,甚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读者未必就苟同。如果说,散文可以同小说一样进行加工和虚构,那么,小说就必然失去了她存在的艺术价值。同样,虚构的散文如果可以当小说来读,读者不仅要问莫言,你带给读者的真实感情到底有多少?如果散文集可以视为小说集来读,那么你莫言就不该把其当作散文集,视为小说集,不提“散文”二字,读者肯定不会认为你莫言投入的是“虚伪”的感情。相反,大家一定还会还原你一个真实的莫言的。可是,你莫言如今欺骗了读者,读者自然不会买你的账。

  由此可见,一个优秀的散文作者,无论你想表现什么主题:历史的,当代的……只要生活的体验能够让你冲动,并促使你在冲动的过程中,以真情实感记录下你个人对生活及人生的感悟,竭力从思想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自己的作品,那么你所创作的散文,必然就会讨得读者的认可——毕竟,“真实”才是散文的灵魂!

  莫言,请你还是悠着点儿! 

  1999年6月13日于武彧堂

  此后的2001年3月,潍坊吕剧团应中纪委之邀,进京在全国政协礼堂作汇报演出大型吕剧《李二嫂后传》和高密籍剧作家牟家明创作的反腐大戏《碧水长流》,我作为随团记者前往北京采访。3月1日第一天晚上演出的是《李二嫂后传》,当晚,莫言应邀前往看戏,演出结束,还与驻军首长一起接见了故乡的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了莫言,并让同行的摄影记者田源专门抓拍了莫言当晚看戏现场的照片,回来后,我便写了一篇特写类赞誉莫言的文章《看戏的莫言》,并配图刊载于2001年3月9日《潍坊晚报》文娱版。此后,这篇文章在年底参加全国晚报文化新闻奖评奖时,还沾了莫言这个名家之光,获得了中国晚报2001年年度文化好新闻三等奖。内容如下:

  3月1日当晚,离《李二嫂后传》大型现代吕剧在京全国政协礼堂演出还有半个小时,我便透过大厅内的灯光,突然发现了在专家席位上的莫言,他正与身旁的一位将军窃窃私语着。莫言的装束与周围人相比,显得非常特别,总让我觉得他那骨子里永远也丢弃不了的农民本色。一身类似于粗布的深蓝色对襟褂子和宽宽松松的深蓝色裤子,就这么自然舒服地穿在莫言的身上,仿佛一位刚刚从寺院或是庙堂步入“尘世”的仗义侠客,宽宽的额头,炯炯的目光,虽显得大智若愚,但粗犷的外表,仍不时传递出极深的“悟道”与非凡的气度。于是,意外的重逢,便使我毫不犹豫地走近了莫言——走近了我当年这位军中的老战友。

  与其他人相比,与其他作家相比,莫言的确总是有着与他人的不同之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能够在瑞典皇家学院世界级的大奖发言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作家莫言对世界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我想这恐怕是大江健三郎不仅仅因为拜读而喜爱莫言的作品,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通过读莫言的作品而从中“嗅”到了莫言为文与为人的个性色彩。

  比如,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莫言,有一次,系里曾组织学员对当时国内几位颇有知名度的当代作家的作品进行大谈特谈“真知灼见”,并品头论足。然而,躲在最后一角旮旯里的莫言却不吭不响,更不凑那份“热闹儿”。于是,指导老师顿觉莫名其妙,上前问莫言为何不谈自己的看法,结果莫言却不屑一顾地说:“这样的小说,我也会写!”不久,莫言就告别了“管谟业”(莫言的原名),而捧出了被评论界看好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个中篇不仅一炮打响,却也奠定了莫言从事文学创作,并走向辉煌的基础。此后,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约一年,莫言又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推出了描写高密东北乡人抗日战争题材的2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发行)。比如在这部长篇小说的“跋”中,他简短的陈述又一次展示出了他那独有的个性色彩:“……怎样写好长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觉得也不必谈虎色变,无非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话罢了。对待长篇小说应像对待某种狗一样,宁被它咬死,不被它吓死……”

  再比如,前些年创刊之初便载誉文坛的《大家》杂志推出了莫言43万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这个令莫言喜获首届“红河文学奖”大奖和获取了10万元奖金的长篇作品,不仅让海内外文学界人士瞠目结舌,而且却也让更多人有了“谈虎色变”之感。这,就是莫言——一个以小说来抒发心中苦与乐的莫言。一个以表现高密东北乡人生存为己任的莫言。一个充满着极端个性色彩而又值得潍坊人骄傲的莫言。

  两个多小时演出的《李二嫂后传》谢幕了。我们这位重量级的作家带着还没有散尽的剧情中的余韵,双目湿润望见了执导《李二嫂后传》的导演杨鸿德先生,于是,急忙上前与其拥抱,并感慨地说:“谢谢您杨导,前些年您让我们看到了京剧《盼儿记》,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李二嫂后传》!”随团的市领导观此情景,便力邀莫言与将军和专家们上台接见剧组的演员,但莫言却犹豫了,并再三推辞着。也许他认为上台接见演员,的确是领导与专家们的事情,而与自己是没多大干系的。不过,在市领导的热情相邀下,莫言终于还是与将军及专家走上舞台接见了剧组的每位演员。只是,事后当我提起时,诸多的剧组人员并不晓得那位宽额大脸,穿着对襟褂,才45岁就显得有些“老气横秋”,骑着自行车来回看戏的人,竟是我们潍坊老乡——大作家莫言!

  2001年3月6日于梦桥居

  我把以上曾经写过的批评莫言的《莫言,请你悠着点儿》和赞誉莫言的《看戏的莫言》的两篇小文,融入我的这篇评论中,一起献给当下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大奖和走入世界文学大师序列的莫言,以作为彼此人生友情的纪念和文学人生的记忆。

  我为莫言造像水墨国画让他穿唐装

  到瑞典参加领奖之前,媒体曾经透漏,莫言到斯德哥尔摩领奖将穿燕尾服,而且还在学交谊舞,并携带妻子、女儿一起参加。当时一经媒体公布,立时间便在网络引来轩然大波。据说,那时莫言也在高密东北乡正为穿什么而大伤透脑筋。但按照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传统,男士是应该穿燕尾服或本民族服装的。所以,随和的莫言就打算入乡随俗,觉得既然是去西方国家领奖,那就穿着最正统的燕尾服去领奖。于是,莫言就在家准备燕尾服的同时,也在学起了跳交谊舞。因为在他看来,典礼上少不了要举行舞会,莫言担心领奖时被人邀请入舞池而不会跳舞,是有失体面的,毕竟他这次是代表中国作家去的。

  此消息通过媒体发布后,很多读者与网友却不答应了。一大批读者的观点是:莫言要代表中国作家,但中国作家平时从来不穿燕尾服,想象他穿着燕尾服跳舞,很快就会淹没在众多燕尾服里,毫无新意。读者同时认为,莫言到老外那边领奖就应该穿民族服装,比如唐装、长衫、中山装,乃至汉服,才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度。

  说实话,作为老友,我当时也特别期待着莫言能够穿着民族服装的唐装或者汉服前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这不仅仅代表的是中国风格,也更代表着中国人的个性。多么气派啊!何况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关于穿着本民族服装的这一规定呢。

  结果却是,莫言在瑞典参加颁奖的所有活动中,除了领奖时穿的是燕尾服之外,像答记者问等重要活动场所,他基本着装的都是大方得体的中山装与西服(而唯独没有穿唐装),既显示了中国服装中山装的庄重大方,也展现了他穿着西装的个性色彩与洒脱自如,并没有失却一位中国作家的尊严与风格。

  我记得2011年夏末,莫言曾应邀在故乡潍坊作了一场关于个人文学创作的报告会。会上,他曾经坦诚地打趣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想潍坊的父老乡亲都是最知道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莫言的本真与朴实,给参加莫言文学创作报告会的潍坊作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所以当时我也期待着瑞典颁奖的那一刻,莫言若真是穿着朴实而个性的本民族服装前去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颁奖,同时在现场再用特有的左腕泼墨、狂舞代表中国艺术的书法,送给与莫言见面的那些外国的大文豪们作以纪念,那么,我相信,诺贝尔文学颁奖的历史长河中,必然又让莫言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会如激情奔放的红高粱一样,占据着很有历史分量的一页。这一页自然就是高密的莫言,潍坊的莫言,山东的莫言,中国的莫言,留下的。盛景空前,一如他的文学创作个性独运。结果,我的这个期待实现了——在瑞典,莫言专门抽出了自己一定的宝贵时间,不仅与瑞典当地的中学生进行了文学的互动,而且还潇洒自如地握着手中的毛笔,教起了瑞典的中学生如何学习书写中文的汉字书法。

  记得10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看戏的莫言时,他就是穿着蓝色对襟褂子出现在全国政协礼堂的,那时的他尽管才45岁,但身着蓝色朴实的对襟褂子的莫言,让我无形地感觉到,他不仅文学是别具一格的,而且穿着也同样别具丰采,张扬了自我独有的个性与洒脱。今天,莫言已经喜获了世界影响深远的诺贝尔文学大奖,圆了中国作家的百年之梦,作为老朋友,我心里自然也同老友莫言一样激动和快慰。而且,这种由衷的喜悦似乎一点也亚于莫言自己。在这种由衷的快慰与喜悦之余,我想我确实是应该为莫言的获奖作一份祝贺的。哪怕是为彼此人生的记忆留点儿美好的纪念也好。于是,在行将完成这篇《莫言,一路风景走向诺贝尔》一文的同时,我的大脑便也立时涌进了高粱激情如火的画面,并在这火辣辣的意象画面里,我便愉快地拿起了手中的画笔,以穿着唐装的莫言为背景,画了一幅红高粱为题材的水墨画——《高粱红了·莫言水墨造像》,同时题诗:“高密东北管谟业,热血青春军旅情。文坛骄子傲骨在,激情高粱舞劲风。丰乳肥臀引争议,喜忧参半亦人生。生死疲劳檀香刑,蛙声一片举世惊。我写老友水墨润,留给后人赏永恒。”以纪念和祝贺老友莫言2012年的喜获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1月2日—2013年1月6日于梦桥居

  (此文全文刊载于2012年6期《风筝都》“潍坊作家写莫言专辑”和臧克家诗歌研究会《故土》10辑;2013年,解放军《后勤文艺》双月刊2期、3期全文连载)

  孟庆龙,1963年生,江苏邳州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文人画家。在济南军区工作14年。某日报编辑、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会员、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会员、臧克家诗歌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当代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和中国作家网专栏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选集《干姐》、长篇小说《感觉》、《赤色炼狱》(上、下部)和散文随笔集《岁月消磨的记录》(上、下册)等300余万字。曾获《中华文学选刊》奖、《散文选刊》奖、中国散文学会奖、军旅文学奖等军内外各种文学奖30余次。作品及传略先后入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辞典》、《中国散文家大辞典》等书。国画作品曾应邀参加全国“2011学术迎春展”(同时入编画集)、“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获此次展览最高奖——“文心墨语”荣誉奖。同时入编大型书画集)、“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会员国画展”及受邀入编安徽省美协出版的“2012·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台历”等各种展览及入编画集。并出版、发表小说插图、国画作品100余幅。

网友评论

留言板 电话:010-65389115 关闭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