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时代再次呼唤改革文学(周怀宗)

改革依旧，文学何在

　　上世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也成为文学以及文艺作品炙手可热的题材，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柯云路的《新星》、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炜的《古船》、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无数的改革小说成为文学界最明亮的新星。

　　作家哲夫说，“那个时代，很多作家，都是以改革题材的小说成名的”。那些作品，也曾激励了无数对改革充满希望和向往的人们。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商品大潮冲击下，改革小说再难为继，许多曾经写改革小说的作家，或停笔不写，或转写其他题材，改革文学逐渐销声匿迹。

　　新世纪以来，改革依旧在不断前行，而以往伴随着的改革文学却渐行渐远。改革文学，究竟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文学形式，还是文学家身后的弃儿？

　　恍如隔世的改革文学

　　文学只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家的力量是卑微的，在商品化的大潮下，改革不再是文学最关注的创作题材。

　　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出版，标志着改革文学的缘起。随后，许许多多的作家投身到改革文学的大潮之中，无数至今仍旧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作家成名于那个时代，张洁、柯云路、高晓生、张炜、苏叔阳、路遥等，无数经典作品今天依旧被人们提起。

　　然而，改革文学并没有像中国改革之路那样，一直走下来。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依旧是中国社会最焦点的话题，然而改革文学却已经不见踪影。

　　哲夫说，“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作家们开始都是满怀热情的，然后慢慢地，他们发现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文学只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家的力量是卑微的，在商品化的大潮下，改革不再是文学最关注的创作题材。这是一个理想脱节的社会，诸如理想、向往、操守、良心等美好的词汇，从原本的让人热血沸腾，慢慢地有些边缘化了。如今，再回想起那些改革小说、改革人物，让人感到如同隔世。人们的关注点在改变，哪里还有改革文学呢？”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变革开始之际，文学即伴随前行，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影响着文学，文学也映照着那个时代的变化。

　　社会永在前行，改革也从没有停息，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改革故事，而这些故事中，总是充满了理想和美好的东西，也总是有理想和现实的交锋与争斗。

　　哲夫说，“文以载道，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理想，即便是在传统社会，也是历朝历代所提倡的东西。社会的革故鼎新，总是会反映在文学之中，留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变革开始之际，文学即伴随前行，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影响着文学，文学也映照着那个时代的变化。哲夫说“比如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从作家群体来说，许许多多那个时代知名的作家，都是从改革题材的作品开始的，即便那些不算纯粹的改革题材的作品，其中也会包含改革的内容。而从读者和社会来说，那些改革题材的作品，很多也都曾引起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而且不仅限于文学，还包括电视、电影等，比如《新星》改编的电视剧，在1982年播出，当时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视率，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时代再次呼唤改革文学

　　哲夫：著名作家，著有《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生态环保长篇报告文学有《中国档案》上下册、《黄河追踪》上下册、《怒语长江》、《帝国时代的黄河》等。

　　从改革小说到反腐小说，再到今天的官场小说，文学映射的社会，嘈杂而凌乱。那些曾经对改革、对改革文学注入激情的人们，为何落寞地离开？

　　商业化侵蚀人们的价值观

　　在利益的舞台上，改革文学所描绘的希望、向往和美好只能落寞地退出。

　　然而，改革文学所营造的文学盛况并不持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文学逐渐式微，反腐小说兴起，这或许和社会中大多数的焦虑与不安有关，改革的文学也不再那么让人热血沸腾了。

　　哲夫说，“随着商业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钱和权力、美色无孔不入，侵蚀着这个社会，也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良知、道德。”

　　在利益的舞台上，改革文学所描绘的希望、向往和美好只能落寞地退出。哲夫说“这个时代，好人的定义已经变了。像焦裕禄那样的好人，引来的可能不是赞赏，而是漠视。在很多人眼里，能赚钱的才是被追逐和颂扬的，而赚钱的过程，没有人在意。所以，当一个社会习惯了平庸的时候，他也就不再需要改革文学了。”

　　价值扭曲下的官场小说

　　价值的变化，嘈杂的社会，使得那些原本美丽的东西无处存生，也使得人们无所适从。

　　扭曲价值、沦丧道德并不困难，而要拨乱反正却不容易。新世纪以来，官场文学的流行，恰恰是价值扭曲之下的产物。

　　哲夫说，“现在的官场小说，写些什么呢？写怎么当一把手，怎么当二把手，甚至怎么当三把手，写三把手怎么给二把手下套，把二把手弄下去自己取而代之……这个时代，流行的不是操守、良知、理想，而是宫廷心计、官场阴谋、厚黑哲学……”

　　价值的变化，嘈杂的社会，使得有些原本美丽的东西无处存生，也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哲夫说“比如出现冤假错案，人们呼唤包青天，就有人说了，这是封建残余思想，是落后的。落后固然是落后的，但现实有时候还是需要包青天的。”

　　许许多多原本被针砭，被批评的东西正在占据着社会，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如果美好无处躲藏，理想就会沉埋深渊。

　　哲夫说“除非整个社会的观念和价值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梳立正确的价值观，否则即便真的出现坚守道德和操守的人，出现向往美好的文学，也不会有人关注。”

　　美好仍在只是深藏

　　作家们的力量是卑微和弱小的，他们只能去反映社会，而无能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时代。

　　“文学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有什么，文学就写什么。改革不是文学体裁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当一个社会不再变化，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作家们的力量是卑微和弱小的，他们只能去反映社会，而无能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时代。”哲夫说。

　　但我们坚信希望并没有消失，哲夫说“如果没有了是非判断、没有了道德标准，好和坏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再向往美好。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是向往美好的，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斤斤计较，甚至破口大骂，但是如果能够给他们长久的预期，看到希望，我想他们不会计较眼前，甚至是愿意暂时吃亏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表现良知的机会。一个真正的改革人物，真正愿意让这个社会更好前行的人，人们自然会认可。许多时候，人们批评、谩骂，深藏自己的良知，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或许每个人都在等待着社会的革新，等待着价值的回归。哲夫说“在现行的社会下，仍旧需要有车头来带动社会的改革和前进。而现在已经到了不改变不行的时候了。”

　　改革依旧，时代再次呼唤改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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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文学编年史

　　释义：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

　　源起：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被称为“改革文学”的发端，这部中篇小说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出现了类似“乔厂长”的“开拓者系列”，如张锲的《改革者》、焦祖尧的《跋涉者》、水运宪 的《祸起萧墙》、 柯云路的《三千万》等。还有一些作家对种种社会弊端予以批判和揭露，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这一类的代表。高晓声的视角比较独特，他一直关注着普通农民在新时代的变化。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都是农村的小人物，作者为他们生活上的改善而欣慰，也对他们思想上因袭的落后的东西给予温情的嘲讽。

　　发展：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苏叔阳的《故土》 、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此外，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大量改革题材的中篇小说，如矫健的《老人仓》  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路遥的《人生》等。

　　落潮：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在题材、视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虽然仍有一些作品问世，比如张炜的《古船》，但作为一种新思潮、新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