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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九和他的红裙子和12人方阵(陈祖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20日09:41 来源:北京日报 陈祖芬

  没有跑题:谁把我“拔苗助长”

  你说我这人也真是的,刚才我大吃一惊地想起,在一个单位30年了,我和他没有通过一次电话,没有一次个人来往,更没有短信拜年。但是, 他是我的恒久的朋友。而且我知道我也是他的恒久的朋友。不变的。

  如果没有他,我会写起报告文学吗?我会是另外一个我吗?

  他叫赵金九。我叫他老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赵金九在《北京文学》(还是叫《北京文艺》?)好像是管小说和报告文学?我不清楚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清楚。只记得在暗暗的编辑部里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那眼睛永远流淌着透明的笑波。“暗暗的”是现在的回忆,当年只把那幽暗看作莫测高深。后来,大约一年半后,1980年,我写了篇《祖国高于一切》,当时只是为了给邻居写一份平反材料,有关方面说很好但这不是材料,给退回来了。我想我白写了?那么能不能发表呢?给谁发呢?《北京文学》?可是谁知道我这篇材料像不像、算不算报告文学呢?也许叫人笑话呢?正好《人民日报》一位编辑第一次跟我约稿。那时在我心里《北京文学》比《人民日报》大,《人民日报》文艺部么,我几乎谁都不认识,如果觉得我这篇东西不是东西,那就一锤子买卖了,我没脸见他们也用不着和他们见面了。于是我把一篇四不像的东西放在了《人民日报》传达室。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几天后在国庆节发表。后来,《人民日报》文艺部一路对我“拔苗助长”,我永志不忘,这里按下不提。

  那是我的第6篇报告文学。前几篇除一篇外都发在《北京文学》,尤其难忘的是1979年的第一、第二篇。当时天空刚刚明朗,百花刚刚初放,正是诗的时代,心儿就是要歌唱。我那时写过几首诗,我没有想过要当专业作家,也完全不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有一天赵金九让编辑部的陈世崇带我写报告文学。还是那间暗暗的屋子,这回轮到我的眼睛亮亮了。因为我记住了陈世崇教我写报告文学的那些话。至今还记得!然后陈世崇带我去酒仙桥那边的工厂采访了一位女工,再然后又带我去清河毛纺厂采访一位女厂长。再再然后我不用带了,写到第6篇“材料”有点随心所欲了。1980年底就叫我专业写作,1982年和建功一起正式调入北京作协。好像,一篇“材料”,就把我速递到北京作协,实在也有点“拔苗助长”。而这棵苗,是在《北京文学》那间暗暗的屋子里生长出来的。那里阳光充足,水土丰润。

  赵金九从他管《北京文学》、管北京作协(具体职务我都讲不清)到退休至今,我只知道他帮助京城尤其京郊的作者们圆文学梦。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甚至好像不知道他写过小说, 当然也因为我从来不大知道别人在写什么。前些天偶然地见到他刚出的小说集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期望值。再偶尔地打开、读来,竟是连连惊叹了!

  人在囧途之赵囧 

  陈晓光从家里去县城上学,要经过的35里乡间小道,像枯黄的北瓜秧。途中经过的几条河,原都清清澈澈,后来干干巴巴,皱皱裂裂,木乃伊似的。如此从初一到高三了,第6个秋天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每走在这条道上,几乎都能猜得到前边的什么地方会遇到几个什么样的人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在这种单调的重复,重复的单调中,他忽然看见一家小庭院的石榴树上挂着一条红裙子,短短的、瘦瘦的。红裙子在树上轻轻飘展,如同飘落枝头的一片红云。他很纳闷,这个小庭院他来回走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从没见过这个穿红裙子的人呢?

  从此他回家或返校都走得很早,好在小庭院对面的老榆树下多待一会儿,期待一个穿红裙子的人。

  但是红裙子只是、仅仅是在他心里飘展。有一天他兴之所至地要画这个红裙子姑娘。他用铅笔在作业本上画个纵情恣意,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附在他身上支配着他的笔。然后,那姑娘就好像在作业本上站立起来,叫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一位老师偶然间看到这画,说这是他在市里教过的一个学生,高二或是高三的,很漂亮,喜欢唱歌跳舞。

  于是陈晓光再看这幅画,那红裙子姑娘就活脱脱地朝他笑了,他也禁不住地对她唱: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时候才能走进你的梦乡?待高考结束回家,他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顺着那枯黄的北瓜秧,来到老榆树下,看那石榴树上飘展的红裙子。他向庭院门口一位叼着旱烟袋的老人说他来找小院里那姑娘,是他同学,喜欢穿那条红裙子。老人笑,说那不是红裙子,是他家老二的红裤衩,他在煤窑挖煤,那里冤死鬼多,穿红裤衩避邪。

  这个意外的结尾,叫我想起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我一路跟着陈晓光追梦,竟然只是追到一条避邪裤。这些文字我是从一篇小说摘录的,叫《挂在石榴树上的红裙子》,原发2011年的《黄河文学》。小说主角陈晓光来回走在那像枯黄的北瓜秧的35里乡间小道上,然而那绵延的青春萌动,那决不枯黄的无悔追梦,一如石榴树上飘展的红裙子,因为小道的枯黄而越见艳红。作者自然也是个追梦人,而且青春无穷动。

  我实在很吃惊很惊喜,因为作者赵金九现已年过70,2011年也快70了吧?然而我读到的是人在追梦,叫我着实地感动!又不搭界地想起那部很火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大概我感动之余想到,赵金九本来早就可以比不少作家还作家,可是他尽帮着别人追梦圆梦,这事儿还真有点囧。或叫:人在囧途之赵囧。

  塑料壶style

  小宝子头一回跟李大爷来到北京卖红薯。清晨醒来,李大爷拿一个塑料壶往毛巾上倒点儿水,让小宝子擦擦眼睛。小宝子就见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跟大年初一早上的鞭炮声一样,响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根本分不出个儿。前边两辆自行车撞在了一块儿,俩骑车人下了车互相瞪着,眼睛里都喷着火。骑车的人都跳下车,按铃。就这样瞪着,喷着,按着,堵着。小宝子迷迷瞪瞪地说:北京呢?天安门呢?北京的天安门呢?

  李大爷叫小宝子拿塑料壶去打壶自来水,好就着干粮吃饭,说见了人叫声大伯大妈,人家要是不让灌就多给人家说几句好话。出门在外,比不得家里。

  小宝子走到对面院儿门口,院子那水池子上的水龙头也没关好,滴答滴答地滴着水。小宝子在门口站着,等着,盼着有人出来好央求人家去灌水。可是一直没人出来。他壮起胆子走进院子,灌了一壶水,然后把滴水不停的水龙头拧紧。正要走,里院跑出一个胖孩子,大喊:奶奶快来,有小偷!

  小宝子说:我不是小偷。

  奶奶说她刚去个茅房,你就溜了进来,还说不是小偷?

  小宝子开始哆哆嗦嗦:我不是小偷。

  老太太说不是小偷你怕什么?还嘴硬!我们院里老丢东西,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走,上派出所!

  那胖孩子夺过小宝子的塑料壶扔到房顶上,壶口正好朝下,壶里的水,汩汩地流。

  冬天了,胖孩子要去学校了,就见雪花把房顶盖得和大地一样洁白。只有塑料壶的壶口像一个妖怪的眼睛,黑洞洞地瞪着他。他突然有点害怕,心里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从此他每天上学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它一眼。

  第二年秋天,卖红薯的人们又来了。胖孩子早早起来把塑料壶刷干净,又灌了满满一壶水,找到李大爷问那小孩呢?我要还他塑料壶。但是小宝子不来了,这个塑料壶么,李大爷说把它扔了吧。

  胖孩子愣住了。从此,那个塑料壶口就那么瞪着他了。

  这些文字我是从赵金九的小说《卖红薯的孩子》里摘下的。一个塑料壶,装着贫困、艰难,装着农村人的朴厚和进城的希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是结果呢,只有壶口直直地瞪着眼睛,空落落的,黑洞洞的,怎么也不明白,进城卖红薯为什么要这样受气受委屈?这是为什么呀?一个伤害别人的人,那塑料壶口又像一个枪口那样,对着他,死死地,走到哪跟到哪,叫他不得安生。

  老赵很写实的小说,也带着梦想。生活里绝不是伤害了别人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不知道老赵是在河南的什么地方长大的。我想是他笔下描绘得那么详实的乡村吧?他大学毕业以后才来到北京,当然不是来卖红薯,是分配来的。不过他明显地带着河南的浑朴,和红薯的温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他和我们单位的几人来我家,是来劝说我采写一篇文章的。因为事先我不同意,虽然那个题材很有意义,很值得去写。北京作协另三位驻会男作家都同意去了,就缺一个我了。我其实也应该去的,只是觉得不适合我写。那时候,就如住房还是分配的,干活也有分配的。领导派的活我不配合,是我不顾全大局不对,弄得老赵他们很为难。后来呢,后来我还是没有去。后来呢,后来老赵没有因此事说过我。倒是那天在我家给我妈妈留下很好的很可亲的印象。妈妈的特点是不记人,但是记得一个叫赵金九的人。

  现在想来,当年老赵就很体谅一个作家对题材的选择,虽然他并不希望并不赞成我是这样的选择。不过,他是从河南产红薯的地方来的,温厚。北京作家在一起,温暖而团结。北京作协有30个驻会作家的时候,上有肖军,中有王蒙,少有建功,当时有一个说法,说一个北京队可以和国家队比赛。用今天的语言,叫做:PK。

  北京作协队的优势之又一是:没有塑料壶style。

  让人们没有恐惧地生活

  南阳有个方言叫“日冒”,是指那种有影儿没影儿、沾边儿不沾边儿、靠谱儿不靠谱儿的话都能说圆了的人。“我们”村里有个人大家管他叫日冒。国民党的兵一早抓他去扛麻包,他说他肚子痛起来满地滚,兵说叫你现在痛一个看看。说着就用枪托把他乱砸一通,砸到那兵再也无力举起枪托。日冒只好扛起那二百七八十斤的麻包,从此见兵就怕。

  日冒无意中听说了他扛的是盐。盐?这么多盐?本来十个鸡蛋就能换一斤盐,现在一斤盐涨到一斗小麦的价。乡下人哪里还吃得起?日冒假装病痛央求押送他的兵进村里弄碗姜汤。那兵一走,日冒脱下布衫扎紧两个袖口,把麻袋割开一口子,往俩袖子里灌盐,扎牢。再把麻袋的口子堵上,把俩袖子盐埋在包谷地里。待把大盐包扛到大兵的驻地,他返回来扒出他的盐,感觉有十四五斤,留出够家人一年吃的盐,发了一笔小财。

  村里人问日冒哪来的盐,他说那个当官儿的小老婆看上了他,要留他在身边使唤,他非要回,那小老婆用白嫩的手扇他一耳光,又喊人给了他十斤私房盐叫他滚。

  有了这次经历,日冒的脑子开窍了。他走村串乡收土布,然后去集上卖,一匹布能赚半升包谷的钱。他的买卖越做越大,有一次进山遇到俩人,一次就把他那45匹布全买下,给了他56块银元。日冒喜出望外,后来发现他们也是兵,他叫苦不迭!那俩兵招待他吃饭喝个酒,半碗烧酒下肚,日冒说当个男人不能不会喝酒,也不能没有女人。你们家里有没有女人?他们说那是打败了日本鬼子以后的事,现在天天打仗,谁知道哪天死哪天活?有个女人那不是拖累。日冒说:“你们不是兵吗?”那俩人用拇指和食指比成个“八”字。

  日冒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上他家想听他“日冒”。他把右手伸成八字甩在油灯下,说:“知道这个不?”有人笑,心想这不就是个八字。大家看这人笑,都笑了,虽然谁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一连几天大家见他就叫他说说八路,他讲的都是从那两个八路那里听来的。有人说自古以来都是打天下的人坐天下,还没听说过别人打了天下叫老百姓坐的道理。

  两三年过去了,鬼子投降了,八路找不到了。夏天村里开进了队伍,日冒天天想八路,就找去了,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见他们的官。又伸手甩出个“八”字:“你们可见过这个?”那把门的不明白,日冒说:你们可是八路?把门的说你是八路?日冒说:我要找八路。

  于是出来个中年人,日冒说:“我不光认识八路,还跟八路的大官儿是好朋友。”中年人说你那个八路的大官儿叫什么名字?日冒说:“我们从来都是以兄弟相称,他叫我老兄,我叫他老弟。”中年人一挥手说:“拉出去,把这个通匪分子毙了!”

  于是严刑拷打,昏死过去,老婆托人送礼求情,换来一个遍体鳞伤地活着,从此闭口不谈八路。

  又是一年,村里开来解放军,煮了饺子一碗一碗端给老人和孩子吃。第二天天没亮就走了。村里人都来问日冒这么好的解放军,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八路军?日冒说:这么好的队伍不是八路还能是谁?啥解放军不解放军的。

  后来,土改、清匪、镇压反革命运动,日冒也让农会抓走了。他自恃对八路有功,心里踏实。提审时让他交代罪行,他说是从头说起吗?于是他说六七岁在地里拾柴火时偷过苞谷穗,八九岁时往井里撒过尿。十来岁时还——

  日冒“顽抗到底”,被押进了县监狱。多少年后,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在监狱里发现了日冒,日冒倒在红卫兵的扁担下。

  这些文字我是从赵金九的小说《日冒行述》中摘下的。一个对八路军情有独钟的内心快乐自娱自乐的农民,解放初被抓押,坐牢到“文革”。后来呢?没有后来。“文革”开始就被打死。一个中国式悲剧。日冒的内心忠厚和外在吹牛,又叫读者笑中带泪。“文革”,用日冒们、用无数人的冤魂,凝聚成一个命题:让人们没有恐惧地生活!从来赢得战争需要付出生命,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付出的生命,赢得了什么呢?

  一个命题。

  能塑造日冒这样一个苦难中带出浑身笑料的人,一定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幽默和快乐的。八十年代是个开放的、开心的年代。

  老赵主持作协的会,常常妙语相向,笑声不断。我一直不大喜欢开会的,但是老赵的会快捷、快乐,没老没少没大没小,还有,没头没脑;我是说,主持者不爱讲套话直奔主题,与会人唇枪舌剑智者无敌。因为散发着一个个思想解放的信息,涌动着一个个生命饱满的张力。

  那些年,睡双层床的日子

  从县城伸过来的公路,擦着村边儿过,方圆三里五村的农民们就把公路当街道,每逢双日子,挑着担子挎着筐,沸沸扬扬的嘈杂声,能喧闹出二里多地;五颜六色、挤挤抗抗的滚滚人流,飞土扬尘,离几里地都能望得见黄腾腾一片尘云。日头一出来,该吃早饭啦,集也就散了。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日头一照就干,农民叫它“露水集”。

  这段文字,是从赵金九1981年的小说《乡村酒肆》里摘录的。那年头, 《北京文学》聚集了一批日后很有影响的作者,有一次办创作班(是不是叫这个名称?)女的就4人,住一屋两张上下铺的双层床。是张洁、张辛欣、章德宁和我。小章那时是老赵的部下。我和她两人经常在院子里“梦游”,因为我俩有点懵懵懂懂,我实在还不知文学为何物。有一次在一间放着四张双层床的男生宿舍,我听男作者们带点神秘兮兮地在讲《北京文学》发王蒙的作品。王蒙是谁?为什么发表王蒙的文字是那么大的事?我不敢问不好意思问。我实在不是文学爱好者,我上中学时读了不少外国小说只想考外语系,在戏剧学院上大学时只读剧本,莎士比亚的,易卜生、莫里哀的,当代文学几乎没读过。《北京文学》营造的氛围,于我是文学的启蒙。后来,那些睡双层床的业余作者一个个入了北京作协,再再后来,文学路上倒有点像老赵笔下赶露水集的五颜六色、挤挤抗抗的滚滚人流,而老赵,只在那里“挑着担子挎着筐”,为他人作嫁衣裳。

  《北京文学》的前后十位老编辑一人一部书,和赵金九的这本《挂在石榴树上的红裙子》,共12本组成一套《老编辑文丛》,由现任《北京文学》主编刘恒主编。北京作家多少变成铅字的散文、小说后面,都站着这一个个推手,但是老编辑们的集子都是第一本,是唯一。我只见到老赵这一本。我看着封套上那些名字,竟是无限感慨:方楠、石丛(陈世崇)、孙迅韬、李源实、周雁如、赵金九、章德宁、傅用霖、傅雅雯、蓝春荣、谭谊、孟亚辉!他们列队组成的,是一部北京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史。他们组成方阵彰显的,是无闻的力量,是为他的庄严。

  而我,走到今天,不无感动地想起,那些年,睡双层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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