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序的抒写(谢宗玉)

　　2008年大雪前，我从鲁院返回长沙，随后的5年，我基本上终止了文学创作。尽管这5年，我有两个长篇发表，4个长篇出版。但这些作品都是在鲁院或去鲁院之前就有了毛坯。回到长沙，我只是把剩下的事情干完。只要看起来像个成品，我就把它们草草丢出去了，完全没心情顾及艺术水准。

　　我这是怎么了？去鲁院前汹涌的创作态势和咆哮的创作野心都到哪儿去了？真实原因，可能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但若有人问起来，我便会给出如下理由：其一，跑到京城，才发现写作的人这么多，我写不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二，鲁七班那些优秀同学的写作态度实在严谨得让人害怕，他们写小说像做瑞士钟表，立意、布局、语言，容不得半点差池。而我写小说，像个拉面师傅，嗨哟嗨哟，几下搞掂，才不管它的硬软粗细，心想，最后不都要吃到肚里去吗？现在才知道文坛叫好的小说是怎么炼造出来的，我这个江湖野路子有些胆怯了。像花和尚鲁智深受不了五台山的清规戒律一样，只好操起禅杖，打道回府。其三，到了京城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文学所抱的期望与主流创作旨趣大异。很多一线当红作家，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放在语言的雕琢和打磨上，相对来说，没有足够重视作品对社会的概括性、思想的深度以及艺术形式的创新。在目前的中国，只要能把文字反复拍打到表皮泛蜜的程度，再用这种微微泛蜜的文字把一个通俗故事调和好，便会成为一个被主流认可的作家。无奈的是，语言一直是我的短板，同时，我也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我写作，一直是主题先行，写小说像讲道理，这样很难玩下去。所以我决定暂时搁笔，但内心里仍然对自己充满了期待。

　　所幸的是，2008年夏我参加了《人民文学》在湘西的笔会，认识了一个影评家。那天晚上，他在我房间，给我、张楚、沈念进行了电影启蒙，或者说影评启蒙。笔会散后，我按图索骥，找出他推荐的10多个电影来观摩。完后又看他和网上的影评，我突然发觉，这个东东其实我也可以玩一下。于是就冯提尔的电影《狗镇》写下了第一篇影评。

　　出于对老婆的信任，我一直让她做自己文字的第一读者。老婆看完很肯定地对我说，相对于小说和散文，你可能更适合搞思想随笔。得到她的鼓励，我信心大增。当即将这篇影评给了《随笔》。文章刊出来后，在网上和其他杂志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此后的几年，我便成了《随笔》《文学界》等杂志不定期的专栏影评家。此后我不但拥有了一大批追捧的读者，还有好些我敬重的人溢于言表的褒扬。

　　感谢电影，让我在停止文学创作时，又给我了一个痛痛快快胡说八道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影评比文学创作更能让我介入社会和人生。对我来说，书写的动力不过就是一种一定要写出来的冲动和写成后那种无法言说的快感。我不想做文字的苦行僧。如果写作带不来快感，只是冲着名利的，那么，不写作，我也许能获得比预想的要多得多的名利。我做了16年警察，看惯了我的警察领导们在一个城市呼风唤雨的样子，比起任何一个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生活都要“酣畅淋漓”得多。可最后，我仍然选择与他们“决裂”，成了一名文艺工作的组织者。虽然我现在仍然没摆脱工作繁琐的局面，但我并不后悔，我愿意为那些怀抱异禀的孤独写作者服务。

　　除了影评，我还以书信的形式在《今日女报》上写了两年的专栏，以过来人的身份，与儿子谈性爱体验、性爱得失、性爱道德和性爱选择。写这些时，我内心里充满盈盈爱意，并且自以为对儿子的未来大有裨益，我希望儿子情爱的天空晴朗而无阴云。两年的写作，我一直甘之如饴。等儿子长到18岁，就送给他作生日礼物。有几家出版社争着要出这本书。他们大概是相信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绝对真诚，相信个性化的书写恰恰藏有人类的共性。

　　这使得我想起了自己的散文创作。我不写乡土散文有好些年了，但人们提到我时，仍然把我划归乡土散文家的行列。而当年我之所以要写乡土散文，就是想，儿子现在的生活，跟我童年时的农耕记忆是多么不相同啊。如果我不把儿时我和父辈的生活记录下来，那么等我儿子、孙子、曾孙长大后，就完全不知道当年他们祖辈是怎么生活的，并且在那些琐碎生活中私藏了那么多的悲喜。也是靠了这份一定要写下来的冲动，在新世纪开始的最初几年里，我围绕父辈生活的瑶村，把几千来的农耕生活写了个遍。我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家族存档，但结果瑶村却成了广大读者或深或浅的一个记忆符号，以瑶村为背景的散文入选好几个省市的语文课本。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我的写作只是一件率性而为的事情。我没有大师情结，不像有些作家朋友一样，坚持要固守元气，出手必定不凡。我没有那个才情，不堪忍受那份磨砺的痛苦。我的写作都是一时兴起。通过这两年，我发现自己胡说八道的领域很是宽广。也许有一天，我还能回到文学创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