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陈启文)

　　当我又一次出发时，一位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

　　我能感觉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一个正在走向天命的人，应该抓紧时间写几部属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说潜心创作几部长篇小说，这才是文学的正途与大道。而报告文学，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纯文学。必须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职业虚构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虚构之中。但在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时，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一个优秀的作家，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

　　在所有的写作中，报告文学是最苦的写作、难度最大的写作，也是最吃力不讨好而且充满了风险的写作。从2008年到现在，我几乎一直在江湖中奔波。在这如苦行僧般的跋涉中，我时常想起几位令我肃然起敬的先辈，司马迁、郦道元和徐霞客。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无疑是走得最远的，我抵达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他们飘拂而又远逝的身影。同他们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我如今用3年时间走过的地方，在那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岁月，他们也许要用30年甚至穷尽一生的时间。我时常想，这些人又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却要这般风餐露宿地苦行呢？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时刻都会遭遇虎狼等凶猛的野兽，还有多少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太史公此言多少有些豪放浪漫，而这样的跋涉是绝对的苦行，绝不是游山玩水。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凶险程度依然是致命的，也是我难以抵达、无法逾越的大限。

　　3年来，就在我奔波于江湖之中时，中国接连遭受一次次“极端”、“反常”、“罕见”的自然灾害的重创，如2009年北方7省市大旱、2010年大西南干旱和2011年长江中下游秋冬春跨季节连旱，还有各地频发的暴雨洪灾，这些极为罕见而又异常惨烈的灾害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反思和追问，甚至是世界性焦虑。而我也一次次抵达这些灾难的现场，把这一切诚实地记录下来。然而，对一个诚实的报告文学写作者，麻烦又实在在所难免。你不找麻烦，麻烦也会找上你。直到此时我才深刻地体验到，报告文学写作者其实是最孤独的写作者。到头来，事实往往成为保护一个诚实的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最后盾牌。

　　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辛酸与苦楚，个中滋味惟有寸心知。在接连写出几部题材重大、又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报告文学后，我发现越是题材重大、越是关注民生的报告文学，越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又让我下意识地想，难道我们对这种关注民生、关注我们最基本生存问题的所谓“重大题材”真的关注够了吗？客观公正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能说我们对报告文学的评价体系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发生了致命的倾斜。而在这种倾斜的状态下，要恪守所谓公正的立场是多么难，要恪守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的立场又有多么难。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介小民，虽是小民，却又从未忘记我们这个国度是“人民共和国”，我也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而在叙述方式上，我几乎没有选择，我的叙述只能随着河流而推进，在对流水的追溯中一点一滴地慢慢建立。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河流的决定。我不能违拗河流的意志，一如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从一开始，我想要写的就并非是一部关于中华江河水系的族谱和传记，也不是为中国水利立德、立言、立传，更不是关于河流长度、落差、流量、流速的说明文，事实上，这都是无法用精确的数字去描述的，只能是大致的估算和大概的数字，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还有，一条河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又该从哪儿算起？这里边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若要看清中国的江湖，大致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按时间顺序，上下五千年，一直追溯下来；一种是从北到南或从西到东，一路看过来。然而，无论哪种方式都无法超越时空，时空中又有太多的错位和倒置；由于人工河流与自然水系交织在一起，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又与眼前的现实纠结在一起，时空交错、人与自然交错、历史变幻莫测，河流水系更加变幻莫测。要把一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看清楚，而且要清楚地描述出来，最好的方式还是像司马迁、徐霞客、郦道元那样，脚踏实地的、尽可能以最接近自然、抵达现场的方式去感知它。这既是最艰险的一种方式，也同样充满了人类的局限，甚至是大限。以人类占有时空的短暂和渺小，事实上永远无法把一条河流的真相全部揭示出来，借用一句话，每一滴水都“凝聚着民族精神生活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

　　这是我从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完成的第3部长篇报告文学，但愿我写出的是一部真正可以被定义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又惟愿它至少能作为一部当代水利的社会记录和民间档案而留给历史。如果这样，在我的天命之年，我也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