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话剧《格桑花》是盛情难却还是职责使然(梁秉堃)

　　大约是在2011年的冬日，全总文工团话剧团邀我写一个剧本，并且明确提出是写修建青藏铁路题材的。由于我曾经几次去过青藏高原体验生活，对那 里的情况(特别是修建公路的过程)还算是有所了解，有所感受。盛情难却，也就答应下来。在为时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中，一边收集有关资料，一边聆听亲历者介 绍，一边翻阅老笔记本，我依然被那些英雄们的高尚行为吸引了，感染了，打动了。成千上万人的修建队伍，多数人要“抛家”，有的人还要“舍命”，为了圆汉、 藏两个民族修建一条“天路”的伟大梦想，献出了青春献终身，献出了终身献子孙，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在所不辞。当年，在“到了西大滩，气短腿发软；过了五道 梁，哭爹又喊娘；六月雪，七月风，一年四季分不清”的恶劣条件下，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上命修好路，把光明带到西藏去。”有多少干部、战士已经长眠 在风雪高原上，而没有留下墓地，没有留下碑文，以至没有留下姓名。当时，就连最高指挥者“老政委”，也在使用的铁镐把子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加上“之 墓”两个字，以表示最大的牺牲决心。甚至，他们说出这样豪迈的话来：“青藏建设机会难得，你不来就要后悔一辈子。”……我似乎就是在这些英雄们事迹的不断 推动下，心潮澎湃地写完了剧本的最后一个字。真的，我越来越觉得不写出他们那惊天动地的事迹来，就对不起他们，就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失职。

　　今天我们把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修建“天路”的寻梦、追梦和圆梦的过程，编演成话剧《格桑花》奉献给观众，就是要让中国梦进文艺、进剧场、进大家的头脑，为深化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这里引述中铁建集团员工李泽文、赵鑫等人看戏以后说出的几段话，或许是有代表性的。

　　“一开始看到《格桑花》的字眼，由此想到了永远披着神秘面纱的西藏，并没有想它会表达什么更深的含义，于是在有意无意间欣赏着剧情。然而随着情 节的不断深入，心里也开始起着变化，我被里面那些高尚的人所感动。他们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遇到再大的难题，很难实现，也会尽全 力想办法。再想想现实中的我们，放不下许多喧嚣的羁绊，每天在无病呻吟，为了房子、工作、地位等心力憔悴，当我看到他们时，再想想自己……我们在无尽追求 物质欲望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在遥远的天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自己的故乡、亲人，生命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但他们无怨无悔。我做不到他们这样，但我 的心时刻被他们感动。现在的我们，人情冷漠、麻木，人人时刻都在保护着自己，心灵上缺少太多的弹性，但愿我们在看到他们以后有些许的改变”。

　　“该剧始终把焦点对准当代人真实的内心，贴近时代、贴近现实，大胆剖析他们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诸多矛盾，深刻揭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真实的内心困惑、真实的精神诉求，在平凡中领略崇高的力量，像开在高原上的那些格桑花，摇曳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时代话题是该剧的视点。《格桑花》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与信仰、崇高与高尚的时代话题。到底还信不信有真爱？要不要追求崇高？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 代，这样严肃的话题看似有些另类、不合时宜，许多人可能会不屑一顾，但静心细想，它却是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今时代客观存在又不可 回避的话题。该剧直指人物的内心，追求内在的情感真实，营造出一种主客观相互印证的真实氛围。这部话剧给我们带来的不单是审美，更多的是震撼，从而让一些 人们有意无意遗忘的崇高在心中复活”。

　　我读了观后感言，首先是十分感动，其次是深受教育。文艺界乃至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主旋律”作品是不受欢迎的，是没有人看的。观众的这些 观后感证明，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如果把“主旋律”作品写成“说教式”的教科书，那自然要失败。但是如果按照艺术规律，把“主旋律”作品写的有思 想、有感情、有人生醒悟，那肯定是会受欢迎的。

　　近些年来，文艺创作在“金钱拜物教”的影响下，“主旋律”作品受到了冷落，甚至是排斥，愿意写的人越来越少，愿意演的人也越来越少。一些“弘扬 核心价值观”和“提高道德水准”的作品，成了“需要政府扶持的作品”，曲高和寡。而某些搞笑、作秀、现怪、虚假、低俗、胡闹的作品却招摇于市。为此，推动 文化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有些难。然而，“作品要有市场，作家不能当商人”。文艺作品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纯商品，它主要的功能在 于提高和净化受众的灵魂，引导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这是一个自古以来不可更改的艺术法则。

　　曹禺老师的话不能忘记：“一部好戏绝不是追求现场的热闹，而是让观众离开剧场以后去思索，思索未来、人生和人类”！(梁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