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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文章老更成(肖复兴)

——重读《曲终集》看孙犁先生的晚年生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04日10:42 来源:南方日报 肖复兴
肖复兴肖复兴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到了孙犁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读孙犁先生的书,心里别有一番滋味。这些日子,我在重读孙犁先生最后一部著作《曲终集》。“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先生如是说。并非如有些人所愿意见到的那种气宇轩昂,对于人生和文学,更多的是沧桑,和4年前写文集续编序时说“晚年文字,已如远山之爱”,颇不一样。

  《曲终集》中,所录为1990年至1995年的文字。是孙犁先生77岁至82岁假笔转心的神清思澈之作。虽是封笔前的笔墨,内容却很丰富,除小说三篇,绝大部分是读书读画笔记,以及对文场种种一针见血的评说,还有书信一束。其中《读画论记》、《致徐光耀》、《致邢海潮》等,极其重要,是研究晚年孙犁先生绕不过去的文章。限于篇幅,我只谈书中关于传统意义的散文部分。这部分文章,更容易看出先生前后思想和情感以及文体的前后衔接与变化。

  这样的文章,包括记人与叙事两种。记人,如《记陈肇》、《悼康濯》、《记秀容》、《寄光耀》等文坛故旧,基本延续了以往的风格,依然属弥漫着旧交唯有青山在的浓郁情感。《新春怀旧》中的《东宁姨母》,《暑期杂记》中的《胡家后代》,几篇记述乡亲的,意味却有所不同。

  解放前,姨母随丈夫闯关东后,积攒一些钱寄回家乡,孙家帮助代买了几亩地,并代为耕种。解放后,姨母的孩子看到了孙犁先生的小说,告知姨母,全家都很高兴。文革后,恢复工资,老伴去世,孤独苦闷,思念远亲,孙犁先生给姨母的孩子寄去30元钱,“想换回些同情和安慰。”谁料到,烧香引出鬼,这位叫做志田的表哥“来了封信,问起他家那几亩地,有些和我算账的意思。”从此,孙犁先生再也没有给这位表哥写过信。

  解放前,孙犁先生和母亲曾经在安国县干娘胡家借住过,认得胡家长子志贤和他的女儿俊乔。刚解放的时候,志贤到天津找过孙犁先生,并告之俊乔正在天津护士学校读书。但是,俊乔一直没有找过孙犁先生。1952年冬,孙犁先生到安国下乡,买了点心去看望胡家,还给土改后生活已经很困难的胡家留下一点钱。40年后,“有人敲门,是一位老年妇女。进屋坐下之后,自报姓名胡俊乔,我惊喜地站起来,上前紧紧拉住她的手。”叙旧之后,方知她是来托孙犁先生办事的。但是,这样的事,让“和任何有权的人都没有来往”的孙犁先生很为难,也为无法帮助乡亲而感到很是遗憾。

  这两篇写乡里的文章很短,却都横跨了解放前和解放初,以及现在这样三个时空,融进了时代的变迁、世事的沧桑和人生的况味。胡家小妹和志田表哥,是孙犁先生以往写作中那些战争年代里荷花淀里的乡亲,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在艰苦中依然清纯的形象,恍若隔世。无论胡家小妹为生活所迫找上门来,还是志田表哥在金钱时代只认钱了,都和孙犁先生前期笔下的荷花淀人物,乃至后期怀念那些逝去的文坛故旧,形象都大不一样,颇有些鲁迅故乡人物的影子。其写作的心境也大不一样,甚至让孙犁先生心情沉重。

  在这本书的另一篇文章中,孙犁先生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愿意重会多年不见的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互之间的隔膜和不了解。人家以为我参加工作早,老干部,生活条件一定如何好,办法一定如何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见面会使老朋友失望,甚至伤心。”我以为,这是晚年孙犁先生的重要心境,是他倾情读书观画读帖习字的重要心理背景,也是他对于人生和世事新认知与解读的时代背景。如果加上书中那些裁书论世,直斥文场的棉里带针的文字,让我想起放翁的诗句:“旧交散后知音少,行路难来出户愁,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便是这本《曲终集》最好的注脚了。

  同时,我们也就愈发明白,为什么孙犁先生晚年一再感喟故园的消失。在《曲终集》中,有关叙事的文字,重要的一篇便是《故园的消失》。写老家的三家老屋的命运,几十年风雨飘摇,万幸的是依然健在,成为家乡的一个念想、一个象征。这时候,村支书带着几个人来到孙犁先生家,期待的是捐资建个小学校。老屋一下子被推到了主角的位置上。孙犁先生开门见山对来者说:“村里传说我有多少钱,那都是猜想。”然后,随手拿出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这本书写了一年,才得稿费800元。最后,他提出两种方案:或出2000元,或把老屋拆了卖了,自己再出1000元。来者很失望,勉强同意后者。报纸宣传孙犁先生捐资兴学的消息一出,乡长带着人又来了,一要以孙犁先生的名字命名这座新建的小学校,一请孙犁先生为学校题写校名,都被孙犁先生婉辞。

  至此,孙犁先生有一段内心独白:“老家已是空白,不再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标志着,父母一辈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生活志趣、生活意向的结束。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自然过程。”可以说,这和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互为镜像。前者写的是人,后者写的是物,两者合为故园,交相的消失,才是真正的消失,才会使得心情怅然而忧郁。记得在孙犁先生去世的那一年,我写过一则文章,题为《忧郁的孙犁先生》,有朋友不大同意,认为孙犁先生是战士的一生,怎么可以忧郁呢?其实,战士和忧郁并不矛盾,这恰恰说明了孙犁先生晚年性格与文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曲终集》中,还有一篇重要的叙事散文《残瓷人》。这是一篇杂糅回忆和感喟、历史与现在、偶然与莫测,以个体出发深入人性与时代的佳构,以具象到抽象而使得瓷人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一个在1951年花了16卢布在国外买回来的小瓷人,经历了文革抄家,地震震荡,都没有丝毫损坏,却因一场雨,房顶漏雨掉下一块天花板而将小瓷人的双手砸断。如此,从完整无缺到损伤到粘合修复如初,从喜爱得舍不得送人到以往心情的失去再到伤感,一直到对瓷人残破的联想和抒情,短小的篇幅里,写得风生水起、淋漓尽致。这里有一大段议论:“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一发而不可收,这在孙犁先生的文字特别是晚年尤其讲究曲笔含蓄的文字中,是极其少见的。最后,他引老子的话:“美好者不祥之器”沉郁而戛然收尾,更是极其少见的,更说明了孙犁先生晚年忧郁难舒的性格与情怀。这种情怀,延续了他从戎马生涯青年时代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和介入,并没有因为年老而变化,这和热衷于热闹的文坛和官场、一味歌功颂德的时令作家拉开了明显的距离;这种性格,则是晚年的一种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他晚年生活越发孤独和郁闷难解,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他晚年文体风格的形成。

  说到孙犁晚年文体的风格特征,我以为可以用简约派来比拟。过去讲唐诗时说“郊寒岛瘦”。这个“寒”和“瘦”字,可以概括为这种简约的特征。“寒”指的是冷峻;“瘦”指的是清癯。冷峻,更多的是指内容所具有的内敛的思想力度和批判锋芒;清癯,更多的是指文字删繁就简的浑然天成和意境平易却深远的水天一色。这应该是孙犁先生晚年一种自觉的追求,这种追求,既是思想的追求,也是美学追求。他崇尚古人说的:“叙事之功者,以简要为主。”他说过:“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同时,他特别喜爱“大味必淡”和“大道低回”两个词语,曾多次抄录,乃至置于自己的书房。

  这在《曲终集》里,得到充分的体现。以《残瓷人》做说明。开始,对小瓷人喜爱,并不深说,而是先把它藏在一个樟木箱里;战友来,送礼物,唯独不送小瓷人,用一幅董寿平的杏花立轴替换;文革后返还抄家时抄走的小瓷人,已无当时的心情,遂放在一个稻草筐里;迁居后,把修复好的小瓷人放在书案上,忽然伤感,便又放回草筐。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小瓷人,从历经灾难而完好到雨中断肢到修复到不愿再看,从樟木箱到稻草筐到书案,再到稻草筐,件件细节相互衔接映衬,将看不见的心情写得那样真切,干净得没有多余的枝丫,一枝风霜之后的老梅一般瘦骨嶙峋而暗香浮动。可以想见,如此简约,来自谋篇布局时的精心构制,方才榫卯丝丝入扣,用的绝不是叮当直响的钉子活儿。

  同样,在《胡家后代》里,仅仅一句话“当时土改后,他家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土改后什么样的人生活很困难呢?无限的时代与人生,以及胡家小妹的万般无奈来托孙犁办事,和孙犁先生自己的深深的遗憾,都在这简约词语背后的留白里面了。庾信文章老更成,这就是简约的力量和魅力。

  还想再说的是,《曲终集》中《秋凉偶记》有1992年所写的《再观藤萝》和《后富的人》两则,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洞悉,特别是《后富的人》,对拾荒者的关注与思考,体现了一个八旬老人寸心未与年俱老的敏锐而旺盛的创作活力。读这两则清癯文字时,心里忍不住想,如果孙犁先生身体状况多维持几年,生命能够再多活几年,会有多少这样的文字让我们读到啊。可惜,天不假年。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诞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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