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护文学史的“活化石”(张黎姣)

　　钱钟书手稿书信被拍再起波折

　　谁来保护文学史的“活化石”

　　“正在我们热切期待社会正义早日实现，法律权威得以捍卫之时，传来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不顾公众的反对和法律的尊严，公然、肆意践踏、侵犯一位百岁老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我十分意外！”6月2日，已故著名作家钱钟书的遗孀杨绛，不得不发表第二个声明，抗议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拍卖钱钟书、杨绛的三封私人书信。

　　当日下午6时，该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作出回应称：“确有三件涉及到关于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信件，并准备在2013年春季拍卖会中上拍。在拍卖前期准备及图录印刷完成后得知杨绛先生维权事件，我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决定将这三件相关拍品撤拍。”

　　这三封原本在6月3日就要走进拍卖现场的书信“幸免于难”，但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贸圣佳”)的网站首页上，“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的标题仍在醒目位置，进入下一级页面，有近万字对这批书信、手稿的介绍，其中，钱钟书明确写道“不可公开说”的内容，被公之于众。

　　杨绛这位原本“心如止水”、准备“回家”的102岁老人，因为这批书信、手稿，在5月末被迫卷入舆论漩涡。

　　日前，中贸圣佳公布，将在6月举办一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活动。拍品包括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13封杨绛钢笔书信以及6封钱瑗钢笔书信。其中钱钟书的书信是其与香港出版人李国强在1979年至1999年的通信内容。

　　除了书信外，钱钟书的207页笺纸钢笔手稿《也是集》、杨绛为了报答李国强对钱家三口的帮助而奉送给李留作纪念的《干校六记》原稿也将被拍卖。

　　得知这一消息的杨绛于5月26日作出回应表示：“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杨绛疑惑的是：“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对此，李国强回应称，自己已将书信、手稿送给朋友，对拍卖一事，并不知情。

　　此后，中国国家版权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拍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发表意见，支持杨绛。

　　6月3日，中拍协副秘书长欧阳树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拍协已向拍卖公司发出一建议函，建议拍卖公司停止相关的宣传活动，希望他们能和相关当事人尽快解决问题。如果委托方与拍卖公司能相互协商，达成一致，并停止拍卖，这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但至今，中拍协没有收到拍卖公司的反馈，唯一可见的进展是，原本计划在6月1日举办的“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题研讨会已被取消，但后续情况如何，欧阳树英还没有收到反馈。

　　对于保利在第一时间选择撤拍一事，欧阳树英认为，这“体现了对杨绛先生以及对文化的尊重”。

　　其实，钱钟书的书信、手稿曾多次出现在拍卖现场。在雅昌艺术网上以“钱钟书”为关键字可查，目前，已成交的拍品共75件，总成交额589万元。

　　名人书信、手稿常见诸拍卖现场，而其家属的抗议，也并不是头一遭。

　　2012年5月12日，尽管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再三表示希望撤拍的意愿，并诉诸法律，但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仍以184万元的价格成交。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联系到周吉宜，询问该事件的进展。周吉宜称，目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法院决定受理这个案件，使得我们可以期望这一问题取得实际进展，因为这事卡在那儿已经一年了。目前我们正在等待法院进一步的通知。”周吉宜希望尽快了解手稿的来源、委托人信息以及手稿的下落，以便下一步追回手稿。尽管已努力一年，但周吉宜始终没有放弃，他希望这件事能有个公平的结果，约束拍卖行为，使这部手稿有一个适当的归宿。

　　在更多作家选择用键盘代替纸笔的今天，名人的手稿、书信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认为，它们是文学史的“活化石”，研究价值很高，同时兼具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从人文价值角度来说，其中饱含作家的情感，保留着作家的体温和某一时段的心路历程，以及对某些作家、作品及时代的看法。从审美价值讲，一些作家的字很有书法价值，如钱钟书。”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价值，使得名人书信、手稿在拍卖市场走俏，由此引发对拍品是否侵权的探讨也从未停止。有人称杨绛抗议钱钟书书信被拍卖一事，“是中国拍卖史第一起涉及隐私权的拍卖纠纷”。

　　对此，欧阳树英表示，这恐怕不是第一次涉及，而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侵犯隐私权：“书画作品和其他拍品不太一样，它是动产，没有登记的制度，所以一般情况下，拍卖公司认为委托人能够持有并交付拍卖公司拍卖，一般视为他有处分权和所有权，当然必须要求委托人有一个合法的声明，至于内容是否对隐私权有侵犯，见仁见智。”

　　基于这种考虑，中拍协在公开的回应中，并没有强调某些法律条款，“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大家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是存在差别的，所以我们从道德层面，从对文化的尊重角度提出，希望大家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欧阳树英表示，应该尊重一个百岁老人普通的、简单的愿望。

　　除了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事件的进展受人关注外，名人的书信、手稿的保护更为人所关心。

　　吴义勤觉得私人收藏不妥当，甚至放到一些纪念馆中都不保险。“原来有些知名作家的家乡要为其建纪念馆，家属就把一些书信、手稿捐去，但后来很多人都希望收回，因为纪念馆基本是一个旅游景点，没有专业人员、保护条件，纸张很可能脱落、朽烂。”对此，吴义勤很惋惜，他认为：“这些手稿、书信最好的去处不是在拍卖场、不是在商业场所中，而应该供学者研究。”据吴义勤介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以下简称“文学馆”)的70多万件文物中，手稿、书信的数量极多，“但这些都是公共学术财产。”他强调。

　　“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手稿、书信捐赠时，跟捐赠人都有协议，保证书信只供研究使用，不能有其他商业用途。有些内容约定不能公开，我们也遵照约定执行，像艾芜的一些信件因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约定50年不能打开、公开。如果要出版，需要有家属的授权，当然也有直接把版权也捐给我们的，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吴义勤称许多作家很警惕，怕自己的东西流入市场，背离其人文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西班牙的收藏家要以100万元人民币买下《红旗谱》的手稿，但《红旗谱》作者梁斌根本不考虑，他选择捐给文学馆。”

　　周吉宜也表示，如果手稿追回，他将会捐赠给有关机构，供研究之用，因为“在私人手中不利于保管和研究”。

　　拍卖与保存、研究是否存在矛盾？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拍卖业业内人士认为：“拍卖与研究没有矛盾。研究、利用不分公私，保护也是如此。花钱买的，通常还会得到更妥善的安置。但不论何种研究，恐怕都会令杨绛先生不快，感到隐私权受侵犯。”

　　吴义勤认为，在电子化时代，手稿、书信快“断代”了，因此，更应该重视其保护，“因为对于研究现当代文学史，这些资料很有价值”。

　　可这一次，文学史的“活化石”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在6月21日那天随着拍卖槌的落下，成为私人收藏。截至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稿时，中贸圣佳与委托人都没有撤拍的意愿。杨绛在最新的声明中称：“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我将会亲自走上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我绝不妥协，一定会坚决维权到底！”

　　钱钟书曾在1982年6月26日致李国强的书信中写道，希望在李国强的办公室“现形一刻来钟”，并和他“拉手拥抱”。若钱钟书仍在世，得知曾经信任的友人李国强将其信件转赠朋友，并成为估价不低的拍品，他是否还愿意完成这个拥抱？

　　假设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杨绛在声明中写到的“拿别人的隐私去做买卖”，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