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风华绝代的“上海LADY”(孙丽萍 郭翼飞)

　　她被秦怡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甚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她还会很仔细地涂上亲戚从国外寄来的口红拍照，即使之后要马上擦去。

　　她眷恋繁华洋场，咀嚼上海风华，不仅对上海滩的名门淑媛、歌女、影后、保姆、女工等风俗画卷了然于胸，更是以一位地道的“上海Lady”标准要求着自己，衣衫不整不上餐桌、头发不梳不出门。

　　4月23日凌晨，程乃珊，这位总是与端庄、典雅、知性相关联的上海女作家，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67岁。一代风华，就此陨落。

　　书香门第 平民体验

　　程乃珊1946年出生于上海，曾祖父母是乡下的蚕农，祖父16岁时卷着铺盖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到程乃珊出生之时，已成为在上海金融界颇有地位的人物。程乃珊的父母亲都是大学生，有很好的文学、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对她影响颇深。7岁的程乃珊在妈妈的教授下学习钢琴，培养了对音乐的爱好与理解。那个年代，学校流行学俄语，但精通英文的妈妈知道英语是多么重要，她没有因为环境干扰而放弃让程乃珊学习英文，直到后来程乃珊考入了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又做了20多年的英语老师，才明白了妈妈的过人之处。程乃珊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父母给我的良好教育，我可能也不会有执著追求的胆量，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就会随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在那个时代，不少女人为了改变命运，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但我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永远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1964年，程乃珊高中毕业，考入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班，毕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十余年。这十多年，正是程乃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那时候，环境不允许女人打扮成光鲜靓丽的模样上街，但她还是喜欢那些亲戚朋友从海外寄来的美丽的衣服和化妆品。她曾躲在家里仔细地涂上口红，拍完照片后再赶快擦掉。没地方烫漂亮的头发，她就用牛皮纸自己把直发卷成波浪形。不喜欢样板戏，她就和一帮情趣相投的朋友找来古典音乐的老唱片来听。因此，现在我们看她当年的照片，绝对不像那个特殊时期的女子。与同龄人相比，程乃珊的生活过得很精彩、很浪漫、很布尔乔亚。

　　从小在上海、香港两地长大，程乃珊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感受，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变故和磨炼。同时，长期在普通中学教书的经历和体验，又使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所在的那个社会圈子，这一切，都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底蕴。

　　书写《蓝屋》 再续情缘

　　程乃珊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发表于1979年第7期的《上海文学》，自此她的文学创作生涯便开始了。1984年，她的中篇小说《蓝屋》获首届“钟山”文学奖。程乃珊曾不止一次表示过：非常喜欢“蓝屋”这个名字。她透露说，《蓝屋》的生活原型是“绿房子”。这个位于上海铜仁路上嵌着绿色砖面呈弧形的四层建筑，出自犹太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之手，它的主人是老上海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吴同文。

　　程乃珊说，小时候她经常路过“绿房子”，知道里面有很多故事。特殊时期，遭到批斗的吴同文选择了自杀，他的姨太太也陪着一起自杀了，两人手拉手死去，到发现时，别人怎么拉也拉不开。“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一直觉得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没想到上世纪70年代，她结婚了，自己的先生就来自这个“蓝屋”，他就是吴同文的外孙严尔纯。

　　程乃珊曾说过，由于当时时代背景的局限，她没有把心里所想的全部写出来，很多素材没有深挖，没有办法把“蓝屋”真正的沧桑感、命运感体现出来，因此留下了很多遗憾。在她看来，这座老房子有太多精彩的故事可以发掘。重写《蓝屋》，一直是她的一个愿望，希望重新架构，把这座“蓝屋”作为老上海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上海大都会的特征。然而，最终因为琐事缠身，这个心愿并未完成。

　　程乃珊祖父程慕灏，16岁时只身从浙江桐乡的乡间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谋生，凭着自己的勤奋、才智和毅力，成为原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原总经理，是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的巨子之一。程乃珊的长篇小说《金融家》描写了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和豪门望族的喜怒哀乐，小说主人公祝景臣很显然带着祖父的人生印记。

　　程乃珊认为，“作者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唯有熟悉了才能出情，唯有出情了，才能发挥”(《也谈“发挥”——— 答张贤亮同志》)。后来，她陆续创作了《丁香别墅》、《女儿经》、《穷街》。之后，程乃珊又涉足与老上海有关的纪实文学，包括《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等，取材于她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善于通过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的描绘，折射出上海滩的人情风俗和社会心理。

　　沪港两地 缠绵往返

　　程乃珊出生在上海，两岁时曾随父母去香港，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小学四年级后跟父母回到上海。长达八年的香港生活，在她幼小的心里培育了深厚的感情，因此，程乃珊对香港情有独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研究和创作有关香港的系列作品，在上海文坛早已声名远播的程乃珊毅然去了香港，在许多人眼里，程乃珊在上海有个温馨的家，丈夫严先生堪称模范，女儿天真可爱，聪慧过人，可是她还是告别了上海。三口之家天各一方，分居三地：丈夫留守上海，女儿飞越重洋去美国留学，而她则在香港孤身拼搏。在香港这块充满竞争的土地上，程乃珊于紧张的上班下班途中，不论乘轮渡还是乘汽车，总是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构思创作题材。

　　然而，喝着苏州河水长大的程乃珊对上海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独有的气质、风韵，都已深深浸染在她的血脉中。在程乃珊家里，有一千多张上海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老照片，有的是原来家里的，有的是亲属帮着搜集的，还有的是一些上海老人送给她的。“照片是证明的一个依据，不需要花大量的笔墨，放一张照片，就说明了很多东西。”

　　程乃珊曾说，自己就像是一团线，一头牵着上海，一头牵着香港，无论走到哪头，另一头总放不下。所以，在香港的时候，她写了《沪港双城记》；在上海的时候，她写了《双城之恋》。程乃珊以文章为媒，将上海和香港紧紧串在一起，因为在她看来，“香港和上海是一对很特别的城市，有着很深的渊源，香港曾经是上海繁华的延续，他们就像是一对门当户对的恋人，会产生新的历史文化。”

　　病魔缠身 乐观面对

　　听说好友程乃珊病危，知名主持人曹可凡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前往华山医院探望：“乃珊的病情急转直下，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完全不能进食，只靠营养液和镇静剂维持着，心跳很快，人很烦躁，可能因为病情折磨，她一直不断拉着、抓挠着自己，我们看了，都很心痛。程乃珊的丈夫严先生和她十分恩爱，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她，也因为程乃珊的病情，备受煎熬。那天我拉着严先生，不敢多说话，说着说着，严先生的眼圈就红了。”

　　程乃珊是在2011年12月发现罹患血液疾病的，刚查出病征，程乃珊夫妇就咨询了曹可凡学医时的恩师，得知这样的情况，可能的存活时间不过两年左右，“她自己是一直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也十分乐观。”曹可凡介绍说，“当时第一阶段，程乃珊用药的效果蛮好，2012年春节，我还问她，能否为我的新书《不深不浅》写个序，而且一再强调，如果她身体状况不允许就算了。但程乃珊一口答应了下来，‘我来写我来写，解解厌气也好。’”仅仅一个月时间，程乃珊就交出了这篇“作业”，原本曹可凡只是请她写个五百字的短序，程乃珊一口气写了千余字，还一再自谦：“写得太长，废话太多。”而到了第二阶段，大概是2012年下半年，曹可凡拿着新出版的《不深不浅》再次探望程乃珊，当时感觉她已然稍显落形，状态不算太好了。

　　忆及好友，曹可凡几度沉默不能言，“她是个特别通达，天真有趣而不世俗的人，照理说她出身名门，却没有大人家的娇小姐脾气，而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古道热肠，特别肯帮人。在出演《金陵十三钗》的时候，张艺谋导演要求我在影片中讲标准的老上海话。我就是到程乃珊家，拜师他们夫妇俩。

　　程乃珊度过了将近16个月的生命最后时光，原本将近75公斤十分富态的她，在病危时，已经瘦掉了一半，整个头部却十分肿胀，她曾经感慨：“人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人财两空罢了。”

　　精致优雅 上海Lady

　　在上海文坛，描写旧上海的风韵气质，几乎无人能出程乃珊之右。在海外华人圈，程乃珊的性情文字也是许多读者心目中的“上海指南”。程乃珊，这位“上海Lady”走了，令人扼腕痛惜。“她是上海的骄傲。她爽朗的笑声好像还在我耳边，真让人心痛……”程乃珊好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周生追忆说，在生命最后时刻，程乃珊依然非常乐观，充满生的信念。程乃珊最初发现得病时，那天上海作协接待瑞典作家代表团，程乃珊夫妇一同前来。朋友们发现程乃珊嗓音嘶哑，觉得奇怪。程乃珊自己也以为只是感冒，但隔天去医院就诊，被告知身患绝症。治疗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程乃珊在《上海文学》连续刊发了两篇写上海的专栏。这让担心她健康的人们大感安慰。

　　王周生回忆说，就在不久前，上海女作家和普陀区图书馆为迎接“世界读书日”而筹办读者见面会，邀请程乃珊出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程乃珊的病情已经告急。而她的家人这才透露：之前发表的文章，都是病重的程乃珊靠在床上、一点点口述给助手记录而写成的。

　　“乃珊走得太早，太可惜了。她是上海作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像她这样能精准地还原老上海，写得如此真实、如此贴近而又并不虚假浮华的，今后恐怕是要没有了……”著名女作家王小鹰说。文学界人士表示，程乃珊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对两座城市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尤其是她对老上海的记忆和写作，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程乃珊写作的《蓝屋》、《穷街》、《金融家》等小说，有些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引起较大反响。而近年来，程乃珊以写作挖掘上海往事的随笔散文、专栏文章为主。程乃珊的写作在海外华人中也颇有影响，许多人通过她的文字来感触上海。

　　名门望族、绅士淑女……程乃珊笔下那个精致优雅、生活考究的“老上海”令人神往，但她在专栏文章中用沪语写“宁波汤团”、“咖啡馆”、“上海方言”，也津津有味、煞是好看。王小鹰认为，程乃珊写老上海的精致优雅是有其思考的，其中蕴含着一种节制、教养，并不是意在刻画繁华奢侈，而是在寻找一种消逝的精神气质。事实上，程乃珊曾多次批评一些电视剧和文学作品胡编乱造、扭曲了真正的“老上海”，她说：“他们那是装的呀！”

　　爱上海、爱写作、爱生活……朋友眼中的程乃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上海Lady”。“她特别热爱生活，又特别快乐。不管什么聚会，有了乃珊就热闹了。”王小鹰说，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人会罹患绝症。王周生说，程乃珊还有遗愿没有完成，她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还想写一本以母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程乃珊的母亲是上海市西女中的学生，也是一位大家闺秀。王小鹰回忆说，她的《长街行》问世之后，程乃珊见到她就说“太好了！我也很想写个长篇，很着急啊！”如果能再完成一部以家族故事为线索的长篇小说，程乃珊可能会少一些遗憾。

　　知音伴侣 追忆时光

　　程乃珊逝去后，笔者来到了位于上海富民路上程乃珊的“蓝屋”。房间里，摆放着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老钢琴、欧式桌椅、铁艺风扇、烛台、各式小巧玩件……这些精致且渗透着时光痕迹的什物满眼尽是，彰显着与主人文字一致的“上海味道”。它们依旧照原样放置着，不同的是客厅中多了簇簇的素菊和乃珊微笑着的遗像。程乃珊的爱人严尔纯望着这些物件和笔者谈起妻子时，两言三语间，就会情不自禁落下泪来。

　　“如果她还在，她一定会告诉你，她的创作里有很多信息是我讲给她听的。”严先生告诉笔者，几十年来，老夫妻间常有的情感淡漠从未在他与程乃珊之间发生过，他们二人的相处氛围“一直很热闹”，共同的话题也总是“怎么讲也讲不完”。这样的交流也对程乃珊的文学创作有着诸多影响，比如她于1983年刊于《钟山》的代表作品《蓝屋》，程乃珊关于“蓝屋”的许多了解，都来自于丈夫的讲述。“因此，我们这样的夫妻组合，在上海作家圈里应该不多，我很高兴自己能对她的创作有帮助。”《蓝屋》、《金融家》、《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 从书房小心翼翼地捧出妻子生前的十余本作品，严尔纯的眼中、语气里满是赞赏，他说程乃珊最满意的作品是《上海Lady》和《上海探戈》，但他自己却无法挑出“最喜欢”的一本，只是重复说：“她写的所有我都喜欢。”

　　在严尔纯记忆中，程乃珊在生病的前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会有多么严重，更不觉得死神会来到自己身边。为了给妻子一个积极的心态，程乃珊在家养病期间，严尔纯总是为她开着电视、播放着她最喜爱的音乐，尽量在家中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气氛。而程乃珊也表现得十分乐观，总是对丈夫说：“我看到你这么淡定、气氛这么好，我就相信我的病一定治得好。”

　　最初被诊断出绝症时，程乃珊并没有告知太多人。即便是在治疗期间，她也依旧没有停止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的专栏创作。在程乃珊患病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文学界的许多朋友仍然以正常的工作状态对待她。在此期间，程乃珊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中，都会通过电视的新闻节目了解外界的信息，即便无力起身观看，她也躺在床上靠耳朵“听电视”。无法提笔，就在卧床期间打好腹稿，然后口述出来，由助手整理成文稿。

　　后期，乃珊的病情恶化到最严重程度时，仍会有毫不知情的媒体编辑打来电话“催稿”，即便如此，程乃珊仍然坚持不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大家。严尔纯说，就在三月份，程乃珊仍在为她开设在《上海文学》上的专栏供稿，而这篇本来要发在《上海文学》三月份上的稿件写好后，程乃珊却觉得不够满意，又要求编辑撤下来，待修改后再发。于是，这篇《就这样慢慢教化成上海女人——— 从小脚到高跟鞋之一》的稿件，就此成为程乃珊的遗稿，在五月份的《上海文学》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