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小品文时代(石湾)

　　已经有很多年在报刊上不见“小品文”这个词了，日前突然在《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复兴兄的《小品文时代》，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在《新观察》杂志编“小品”栏目的情景。

　　小品文作为散文的品种之一，短小灵活，简练隽永，是一种轻便自由的文学形式。在中国盛行于明清。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品文，则是各式短文的统称，与美文、随笔、杂感、絮语散文大体相当。三十年代前期，小品文盛极一时，多样竞荣，并在文坛出现对立的创作倾向和思想论争。以林语堂先生为代表，推崇晚明小品文，提倡幽默小品文、闲适小品文，把小品文视为个人独抒性灵、消闲自娱的形式。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则强调小品文的现实战斗性和审美愉悦感的统一，尤为倡导生活速写、讽刺小品文。《新观察》杂志的“小品”栏目，侧重于讽刺小品文，是在读者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筹划复刊之时，主编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把这个名牌栏目办好。

　　《新观察》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是重灾区，当年负责编“小品”栏目，也是小品文写作高手的黄沙和费枝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复刊时，黄沙已不在人世，费枝先生平反改正后回到杂志社任文艺组组长，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对主编郑重申明：“宁可不当文艺组组长，也不愿再编‘小品’这个栏目。”而当时文艺组仅三人，另一位资深编辑许法新，反右运动中也挨了整，同样拒编这个栏目。那怎么办？这个任务就只得落实到我这个新编辑的头上。费枝先生对主编表态说：“石湾愿意编这个栏目可以，但这个栏目的稿子我不负责二审，直接送你终审定稿。将来如果出了事，一概与我无关！”主编爽快地答应了：“好吧，就这么定了，出了事由我一人承当！”

　　《新观察》的“小品”栏目，除发讽刺性小品文外，还配以漫画和讽刺诗。因我“文革”中下放劳动时曾和华君武、丁聪、江有生、毕克官、缪印堂等漫画家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共过患难，所以，组他们的漫画稿并不难。我又是写诗出身，先前就认识《人民日报》文艺部专写讽刺诗的曾岛(笔名易和元、天马)，因此复刊号用的漫画与讽刺诗，我很快就准备好了，难的是讽刺性小品文不知向何人约稿是好。巧的是有一次去北影厂组稿时碰到了白景晟先生，他曾为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列宁配音，可谓大名鼎鼎，“文革”中沦为我们干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仅是念念干校通知和“某某人来校部接长途电话”(上千人的干校，仅一部电话)而已。当得知我已调《新观察》当编辑、记者，他很是高兴，说他是《新观察》的老读者，最喜欢的栏目是“小品”。我就说，我正为受命编辑这个栏目犯难呢，能不能请你支持一下，给我们写一篇讽刺性小品文呀？他欣然答应，并很快给我寄来了他的稿子《不听使唤的电影摄影机》。这篇讽刺新闻纪录片报喜不报忧的小品文，请王乐天配了插图，与天马的讽刺诗《开会忙》及丁聪的漫画《阿Q：人家的圈儿画得圆！》、江有生的《堂主规定》排成对开两页，就冠以“小品”栏名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复刊号上与读者见面了。

　　《新观察》复刊号一炮打响之后，讽刺小品文的来稿源源不断，投稿者中既有五十年代的老作者(如白榕)，也有刚起步的青年作家(如王梓夫)。但是，这个相当红火并深受读者欢爱的“小品”栏目，从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开始就突然消失，至一九八四年八月我调离，再也未见其踪影。也就是说，我在《新观察》，只编了半年(十二期)“小品”。其停编的原因，不是缺乏稿源，也不是我撂挑子，更没有惹麻烦出什么事，而是当时《新观察》文艺组人手太少，又仅我一个壮丁，文学作品及文艺评论稿都得管，几乎每晚还都要去观摩戏剧、电影、歌舞、曲艺节目，忙得不亦乐乎。于是，在不断有新人调进编辑部的情况下，费枝先生就主动为我减负，请求主编把由我独当一面的“小品”栏目，划归新组建的政论杂文组。该组组长柳萌和他手下唯一的组员丁正良都曾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过右派分子，也不知是他们仍似费枝先生那样心有余悸呢，还是另有重要原因，反正建组之后，就把“小品”这个栏目去掉了。

　　从调离《新观察》开始，我自己业余写作也渐由诗歌、报告文学转向了散文。但我从未写过讽刺性小品文，也几乎再未在报刊上读到过讽刺性小品文。其实，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假、丑、恶的社会现象，如复兴兄文中列举的“凤凰古城城门一关就可以开始坐地收钱雁过拔毛为所欲为”“愿意把古迹拆掉重新建造宋城或唐城”“一个风尘女一张色情照即可拉下数位高官”不都是写作讽刺性小品文的好素材吗？与此同时，以讽刺为特质的相声、漫画、戏剧小品也日渐稀少了。因此，我以为在讽刺性小品文几乎绝种的当今，我们所处的恐怕不能称作完整意义上的小品文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