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关注沈浩波诗歌的“蜕变”

　　2013年3月，沈浩波诗集《命令我沉默》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他1998年到2012年所写的大部分诗歌。10多年来，从青春期的血气方刚、目空一切到如今已为人父的沉淀与“沉默”，沈浩波的诗歌创作经历了明显的转折与蜕变。在近日在京举行的诗集《命令我沉默》研讨会上，一些诗人、批评家对沈浩波的“蜕变”进行了解读。

　　在诗歌批评家吴思敬看来，沈浩波的诗歌创作大概经历了3个阶段：一开始主要是“欲望写作”，以情与欲的冲突为主要着眼点，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规约；接着是以《文楼村纪事》为代表的介入现实的写作，继承了中国诗歌直面现实、追问存在的传统；近期的长诗《蝴蝶》则趋向于综合化，其中所体现的历史感和对人性的解剖、对生与死的彻悟都表现得非常深刻。诗集《命令我沉默》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沈浩波诗歌创作的多元风格与转变过程。

　　与会者谈到，沈浩波早期的诗作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与颠覆性，体现出一种“恶”的力量。批评家施战军认为，每当我们的诗歌出现了平庸迹象的时候，恰恰是“沈浩波们”亮出了自己的刀枪剑戟。他们的言词刺激了落寞的诗坛。诗人臧棣谈到，“恶”在西方文学中普遍存在，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常常缺席。实际上，文学的成熟需要经过应对荒谬、荒诞、复杂，然后才能更好地升华。沈浩波经过“恶”的历练，并对此有着明确的把握，他用真实的笔触写出了深邃的文学之“恶”、诗歌之“恶”。

　　从早期的“粗犷”到近期的“沉默”，沈浩波的这种转变令人关注。施战军说，“在写作早期，沈浩波是处在诗侠行走的过程中，他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地挑战高手，打出一片开阔地，到了一片高地上，在茫茫四顾的时候，感觉到了主体的危机和新的可能性。所以，他回过头来，从过去那种叛逆的写作转向了一种综合、包容、阔大的气度上。”与会者认为，沈浩波诗歌创作的转变充分体现了诗人与时代、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创作不仅是在题材上回应了现实问题，更是在诗歌语言、美学等方面回应了自己的文化素养以及诗人所处时代的现实场域。”诗人吕约谈到，在沈浩波早期的诗歌中，欲望主体有着很多的痛苦和不自觉性，但到了后期，欲望主体和理性主体跳起了“双人舞”。

　　有与会者谈到，如果因为前后期创作的不同，而把沈浩波看做一个“分裂”的诗人，是不妥当的。批评界在评价一个诗人的时候，往往采用“贴标签”的方法。开始写作时，沈浩波写了一些“狂放之诗”，被贴上了“身体写作”的标签。但实际上，从1998年的《苏北》开始，沈浩波的诗歌就积极介入现实生活，再到2000年的《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接着是2004年的《文楼村记事》，他的写作有一个延续性。这些年来，沈浩波一直都在坚持——“从身体上产生的语言和诗歌才是真实的”。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任洪渊、林莽、刘福春、张清华、张柠、邱华栋、霍俊明、唐欣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行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