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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人主动学习和亲近中华文化(赵博)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21日09:52 来源:文汇报 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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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 让世人主动学习和亲近中华文化

  有人称张信刚是“用脚步探讨、解答文化问题的”。或许正是源于丰富的阅历与开阔的眼界,他得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文明。日前,张信刚教授来到上海,就伊斯兰文明的现状和前景,中华文明的复兴及面临的挑战,以及内地与香港教育合作交流等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生于辽宁,山东开蒙,长在台湾,负笈北美,任教香港……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世界。

  “或许是自己曾有机会经历‘八千里路云和月’,所以才有了‘读书破万卷’的动机。”在张信刚眼中,行走天下,快意读书,这种兼顾既源于机遇,亦来自兴趣。

  张信刚喜欢读书。1962年,他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翌年赴美深造,获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和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从土木工程到生物医学,他游刃有余。此后,他曾出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物医学及生理学教授。1996至2007年,他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张信刚喜欢行走。未及弱冠,他的足迹就遍及海峡两岸。1963年,他拜别了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父母,赴美留学。他从亚的斯亚贝巴出发,经雅典、罗马、苏黎世到巴黎,这成为他行走世界的起点。此后,他游走于欧亚大陆之间,行进于北美非洲大地,步履不停,行色匆匆,每有感悟,如锱铢积累般记录下来,历经多年,亦蔚为大观。

  有人称张信刚是“用脚步探讨、解答文化问题的”。或许正是源于丰富的阅历与开阔的眼界,他得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文明。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文化与经济讲座上,他以“茶与咖啡”、“丝绸与皮革”、“纸与硅片”为题,自实物出发,从细节入手,探讨文明发展与文化交流。在诸文明之中,他对于伊斯兰文明的兴趣尤甚,曾多次亲往实地探查。前年9月,他出版《大中东行纪》,详细记述了自己对于伊斯兰文明的观察与思考。

  日前,张信刚教授来到上海,参加由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在此期间,就伊斯兰文明的现状和前景,中华文明的复兴及面临的挑战,以及内地与香港教育合作交流等话题,这位兼具人文情怀的科学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谈伊斯兰文明的未来,首先应区分其历史和现在

  文汇报:古人说“知行合一”,又有谚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在书中也提到:“或许是因为自己曾有机会经历‘八千里路云和月’,所以才有了‘读书破万卷’的动机。”您如何看待读书与阅历的关系,这两者如何才能相得益彰?

  张信刚:我没有刻意地像徐霞客、顾炎武那样去追求“知行合一”,很大部分是源于兴趣与机遇。毋庸讳言,我喜欢读书,即便不走路,我也喜欢读书。但我也喜欢走路,有机会走路,所以兼顾了这两件事。坦白说,我没有刻意追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但如今回顾,因为1963年开始行走,得以兼顾读书和走路。尤其是我在法国那一年多,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又全家开车在欧洲四处转,那一年里对欧洲的认识,比留在北美洲10年的收获都要多。“行”促进了我对于“知”的了解,坐在家中看书,与看过书再去,其间的区别的确很大。

  文汇报:您是何时开始对中东文明感兴趣的?

  张信刚:我对中东的兴趣始于1981年。那一年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有几件事冲击了我。一是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其卫士暗杀,这件事在穆斯林人口占10%的法国受到媒体的深度报道。第二是美国大使馆人质被伊朗革命卫队持续关押,伊朗与伊拉克这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第三件事是最直接的起源:1981年圣诞节,我们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南部旅游,我第一次体验到伊斯兰文明对西班牙的影响。西班牙在经历宗教审判后,穆斯林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伊斯兰文明对西班牙建筑、音乐、舞蹈的影响却留了下来。从那之后,我开始对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斯兰文化感兴趣。

  文汇报:您曾提到中东在经济上可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之分,并提出非产油国的状况很不理想,而产油国也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当石油耗尽后,中东地区的前景又将怎样?

  张信刚:总体而言,无论产油国还是非产油国,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普及教育,尤其是妇女的教育,那么都会对其未来造成影响。但我并不认为,石油是中东唯一的出路。中东地区的石油最早发现于20世纪初期。但在此之前,中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已经凸显,毕竟它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它不会因为没了石油就此衰落。非产油国中,有一个国家的前景比较让人乐观,那就是土耳其。192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取得成功,并逐渐带领该国实现现代化。土耳其并不产油,但其极具战略地位,加之教育普及,大企业已有规模,中小企业具有活力,正在逐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如果产油国没有实现经济多元化,只靠石油资源,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文汇报: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断言:孕育文明的环境是异常艰苦的,有很多佐证,如斯巴达和雅典,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另外他也提到:21个文明中有3个已经消亡,有7个明显处于衰落。两河流域文明曾是古代四大文明之一,而其继承者伊拉克、叙利亚处于动荡之中,您认为其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张信刚:我对汤因比的这一观点是持怀疑态度的,可以举一个反例:孕育埃及文明的尼罗河光照充裕,水量充沛,土地肥沃,尼罗河定期泛滥,只需将河水引入田间,就能实现农耕灌溉;孕育美国文明的环境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艰险。当然我也同意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人生如此,文明亦然。如同犹太民族就一直是在苦难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确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孕育文明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但我并不认为这一论断是绝对的。

  谈及伊斯兰文明的将来,我认为需要把历史与现在分开。在历史的视野中,两河流域文明传播很早,农耕与畜牧、楔形文字与天文学、青铜器与铁器都是源于中东,它们很早就传到中国,也给了欧洲一笔非常丰富的遗产。进入中世纪以来,两河流域成为了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公元1000年前后的巴格达,城市建筑宏伟,还有藏书丰富、可供学者做研究用的“智慧之宫”,在科学上领世界之风骚。近200年来,随着英法俄殖民势力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中东地区再度陷入动荡之中。但这种动荡并不是出于地理和文明的原因,而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冲突,与英法所遗留的政治问题相结合带来的后果。这也是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变化投射在中东地区的问题。这与两河流域的文明无关,两河流域的文明已经通过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等散布了开来。

  文汇报:从本世纪初的10多年来看,中东正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热点。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但其老师亨廷顿则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上,您的看法是什么?

  张信刚:首先,亨廷顿已经去世了,福山也已经改口了,不再提“历史终结论”了,这都是一时一地的讲法。

  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些文明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破坏,要远远大于文明之间冲突的结果。公元14世纪末,对伊斯兰世界破坏最大的人是帖木儿,他作战沿袭蒙古习风,对于不愿投降之人,城破之后,大肆屠城。基督教文明内部亦然,英法百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都是基督教内部之间的争斗,其目的在于争夺欧洲霸权和欧洲大陆的支配权。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也可以视作基督教内部之间的战争。简单地引用“文明冲突论”并不能解释以上这些现象。

  优秀文明善于吸收其他文明优秀之处

  文汇报:在您的著作《茶与咖啡》的推荐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假如世界上国家国民智商分布都一样,那么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应该有最多的天才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中国人口比例占世界的20%,特别聪明的人也应该占到世界的20%,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应该有更多的发明与创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近代与当代史上,中国的重大发明创造并不多。”您如何解答这一谜题?

  张信刚: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因素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因素很多。一是对权威和年龄的过分推崇,师生之间,如果奖励给学生不给老师,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人会问:老师都没得,怎么给学生了?中国社会的奖励更多地偏向于年长资深的人,他们的功劳不容置疑,给德高望重的老人奖金也不容易引起争论,但年年都把奖励给予他们,新学从何而来呢?

  第二,西方文明从希腊开始,把“时”和“空”与“状态”联系在一起,例如:前天山前的温度比昨天高,而山后则是前天较冷昨天较热,这为什么?而中国古代哲学更多只研究“时”和“态”,时常是大而化之,缺少细部分析,因此我们常说:今天天气比昨天好。古希腊与先秦大抵出于相同时代,但希腊人在时、态之外,还有空间。例如欧几里得几何中就有对空间的研究与认识,而我们中国从古至今就缺乏对空间的准确认识。我们往往大而化之,喜欢用“不错”、“比较好”等等词汇,文化中偏向整体化叙述,缺乏细部的研究和具体的分析。这也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社会缺乏“数目字管理”。

  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深知这一问题并不好解决。我们只能直面问题与现实,发扬其正面影响,这其中也有很多好东西,例如我们之间的对话,提到“读书破万卷”,你自然会想到“下笔如有神”,很多习语自然就联系起来了。这种文化纽带存在于每个人之间,难以割舍。

  另外,我们不能因为文化有弱点就不去提倡它,好比不能因为身体不好就放弃锻炼,我们还是希望在锻炼中纠正问题。我曾提出一个“C++工程”,C代表中国文化,第一个“+”是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第二个“+”是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之处。

  文汇报:中华文明一直被称作从未中断的文明,其延续性令人叹服,但也曾留下柏杨所说的“染缸文化”等等。如今我们正期待着中华文明再一次实现复兴。中华文明的复兴要素是什么,需要规避何种风险?

  张信刚:我认为中华文明的最大优点是有活力,韧性很强,所以延绵至今。韧性强,忍耐力也强,使其能接受外界的新事物;经历苦难,也不至于在兴旺之中对外颐指气使。

  谈到中华文明,这当中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我们的“天人合一”,“莫为己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今天,就值得全世界学习。如今再看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结合当代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之交的“最危险的时候”,但一定要慎防自足、自满,今天唯一影响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复兴的因素,源于我们自己。

  我希望看到的中华文明复兴是:一是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向世人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而不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单纯地期待着恢复汉唐盛世;二是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精神境界上的提升,让世人感受到并且主动学习和亲近中华文化。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文明都善于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之处。进步最快的民族,往往是那些最会吸收、借鉴他人优点的民族,如果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食古不化,就难以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汇报:身为兼具人文情怀的科学家,您多年来有关人文与科学的论述受到很大关注。根据您的观察,C.P。斯诺在1959年有关两种文化“相互敌对”的分析到现在是否有改观?张信刚:赫胥黎关于这一问题也有论述。在人的思想中,人文和科技属于两个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们绝对不是相互冲突、对抗。在某些状态下,可能会产生异化。例如对科技走火入魔会对人造成异化,但人文学科同样也可能对人产生异化。例如尼采,他没有用科技角度,但其哲学也会对人产生异化。所以,我不认为C.P。斯诺提出的学说可以截然而分,在大脑中有不同范畴,但不是说非此即彼。

  并且,我觉得,任何情况下,不注重科学,社会都不会进步。几千年前,我们还是茹毛饮血,那时的生活是最自然的。但是人们真的都希望看到这样的情景吗?人类之所以会演化到现在这样,人的潜力之所以不断发挥出来,社会之所以会进步,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文汇报: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极化思维”,是否会进一步妨碍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理解和融合?

  张信刚:不仅是对科学和人文的融合产生妨碍,如果这种极化思维变得更强烈,就可能对我们这个自认为中庸、平和的民族带来不利影响。并且,现在传媒速度很快,传播效力很强,越发出这样的极端声音,越能增加点击率、曝光率,在社会中博人眼球,这方面,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美大学评比存在天然歧视

  文汇报:《泰晤士高等教育》日前公布了亚洲大学100强榜单,日本以22所大学位居榜首,台湾地区有17所大学上榜,中国内地以15所高校位居第三。您对这份榜单有何评价?

  张信刚:我过去曾经很自豪,香港城市大学从200余位上升到70余位,现在上升到40余位。我相信他们的严肃态度,但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歧视。因为他们的评比中有几项标准。

  一是国际化,看的是英语著作和外国留学生的比例。他们默认国际化就是使用英语,如果一个学生讲越南语,另一个讲菲律宾语,那就算不上国际化。这是英语世界的霸权。这点毫无疑问,香港占有优势。

  第二,我每年都会收到他们的调查问卷。据我所知,全世界有几千名专业评委来打分,但主办方认定的评审对象都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的毕业生,这些评委无法走遍世界,只能凭印象。他对谁熟,就给谁打分高。

  第三,学校财务预算也将影响其最终分数,具体而言,这份榜单看重的是学生人均分摊到的预算。尽管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但英镑、美元汇率较高时,这些学校的得分自然偏高,但其忽视了高校经费的实际购买力。总之,它的评分体系偏向于英美名校,有强者恒强的趋势。

  文汇报:《泰晤士高等教育》负责人在推出这份榜单时也表示,“日本的很多大学在政府财政投入和国际化方面,较中国已经稍逊一筹,不可大意。”问题在于,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学而言,如何才能避免单向的增加财政投入,以及避免质量不高的国际化?

  张信刚:很多人都是恨铁不成钢,希望找到更好的办法。但我要说:还有什么方法比增加投入更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呢?投入虽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充分的,但它是必要的。没有土地、资金、人才的投入,其实人才投入也是资金的投入,就不可能支撑起学术活动——除了极为例外的情况下,例如在中国大家津津乐道的西南联大。

  文汇报:您多年来往于两岸三地之间,台湾地区的高校有哪些方面值得内地大学借鉴?

  张信刚:两者取长补短的空间很大。我认为台湾的学术空气、教授经历、社会资源都相当不错,但我绝不相信内地最强的15所高校比不上台湾前15的高校。但好比奥运田径决赛,前10名的水平都很接近,就看谁发挥稍好一些。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两岸三地教育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选择到港台就读。作为香港城市大学的前任校长,您对他们有何建议?张信刚:我对他们非常满意,在没有成为风气之前,我们从1996年起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签订协议,替他们培养学生。尽管城市大学谈不上是名校,但去了的学生几乎没人后悔。因为这个教育的过程很有意义,在香港,学生生活制度、教学方法都不同,他们感到新鲜。此外,毕竟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学生对于英语的掌握会更好。

  我希望的是:这些内地的好学生能激励香港学生更加努力上进。内地学生都是数以万计的学子中的尖子,而香港学生中好的学生大部分出国留学,剩下的一部分选择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就读,剩下的或许考虑来香港城市大学,因此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之间的差别很大,这些年香港高校的各种比赛,毕业生演讲代表等等,大部分都是内地学生。因此,我希望这部分内地学生能激励香港本地学生更努力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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