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明上河图(夏商)

《东岸纪事》上下卷 夏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

　　小时候，母亲务农，父亲当海员，常年在外。我住沪西武宁路祖母家，九岁回到浦东川沙县那个叫周家弄的自然村上学，母校叫六北小学，然后在浦东中学念到初二上半学期辍学，南浦大桥动迁，被征地进工厂，户口农转非，期间开始学写小说，再从工厂辞职，自谋稻粱，直到33岁定居浦西。

　　期间的20多年，看着浦东从乡村蜕变为城市，农田被掩盖，乡音被掩盖，风土人情被掩盖，随着浦江东岸的簇新崛起，遥远的青少年记忆反倒越来越清晰，为故乡写传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2003年秋天，长篇小说《乞儿流浪记》画上句号。下一部写什么？脑海里一个声音提醒我，是写浦东的时候了。于是开始采风，搜集资料，2005年春节正式动笔，特地买了尼康相机，跑遍六里乡，去寻找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陈旧角落，当时尚存不少破房老树，待6年后完成初稿，再去故地，照片上的风景已消失殆尽。

　　之所以将拍摄地放在六里，源于故事的发生地在此。浦东幅员广袤，不可能写尽全貌，截取自身熟悉的一隅，以点覆面，让我心中那些“真实人物”在这邮票大的舞台上复活。

　　我写小说习惯先有个标题，很快定下《东岸纪事》。因为写的是熟悉的人与事，开篇很顺利，写了十多万字，却自生疑窦，停下笔来。问题出在对话上，这是南方小说家先天吃亏处。写地方色彩浓郁的小说，很难规避方言。上海话属吴侬语系，用汉字很难精确表述，从全国语境看，除了“阿拉”、“作”等少数几个单词，外省人看书面沪语如读天书。

　　《东岸纪事》最初的对话中，几乎全部用沪语来推进，包含了非常多的俚语和切口，这当然产生阅读障碍，迫使我反思如何平衡方言与母语间的叙事。保持故乡的原汁原味是否意味着一定要保持方言的绝对纯正？答案显然不是。折衷的方式一直存在，用少量方言或俚语渲染意境，既保持原乡的味道，也不至于读者因晦涩而放下文本。借此规范了一些沪语，如“面熟目生”，其本意是“似曾相识”，既保留了上海话的发音，外省人也能看懂。

　　解决了方言问题，故事便顺顺当当写下来了。我经常说，小说本就存在，小说家只是将它找了回来。大约在起首的五分之一，抑或六分之一，作者开天辟地，捏土造人。待故事走上正道，只须循着情节自身的规律推进即可，中间若出现岔途，便是脉络不清，或逻辑出了问题，须折回，按合理的路径再谋划布局。人物的命运亦如此，故事尽可离奇，但须在情节的约束范畴内。小说是用文字圆谎，从第一个谎言开始，步步惊心，一个细节出错，再难自圆其说。

　　写这本书的一个收获是，我对世事细节的迷恋得以充分暴露。须知，小说家犹如说书先生，我是多么喜欢絮叨，喜欢多余的废话，喜欢庞杂的意味深长。小说的魅力正来自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拉西扯，整个叙事如同密织的溪涧，最后归于瀑布的纵身一跃。

　　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我更深地领悟到迎难而上的重要性，再也不会遇上壁垒而绕开。小说中有些留白是文本需要，有些留白则是作者的无能。后一种现象往往源自知识准备不足，又不愿补习功课。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用技术将漏洞虚掉，故事大致也能成立，但这种权宜必然使作品跛足。我甚至认为，在交付一个故事之余，让读者增加一些额外的知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东岸纪事》试图写成浦东的清明上河图，所有地名都是真实的，穿插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真实的，当然，故事与人物是虚构的，完稿的篇幅比预期大一些，也许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有太多的话要讲。故事讲完了，生活还在继续，而那个记忆中的老浦东永远从现实世界中隐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