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还是狐狸？(甫跃辉)

　　很多年前，李敬泽老师主编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排行榜》序言里的一段话让我琢磨了很久：“以赛亚·柏林曾引用希腊佚名诗人的残句论述托尔斯泰，那句诗是‘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本意或许是，狐狸诡计多端，灵敏善变，但刺猬不动，它只需张开它的锐刺；面对世界，刺猬掌握了一种终极的解决方案。”

　　刺猬和狐狸的区别，是否也可以用来理解长篇和短篇？

　　我固执地认为，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这“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作者用以考量世界的标尺，是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在《罪与罚》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都在思考：如果上帝死了，“罪与罚”如何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立足点，那么，长篇只是长而已。短篇不同，因其“短”，它没那么大的负担，它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曾经有记者问我，很多作家都会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根据地”，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苏童有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很多“70后”、“80后”作家还在不断建构这样的“根据地”。我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弄一块呢？我说，不，坚决不！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块，无非是鹦鹉学舌，我宁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得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在成为刺猬前，得先成为狐狸——当然，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哪一个阶段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说，长篇并非天生的高于短篇。就像我们不能说人的一生中老年比壮年更有价值，也不能说壮年比青年更有价值。

　　但也不可否认，老年的生活是由壮年决定的，壮年的生活是由青年决定的。我以后的写作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也是由我现在的努力决定的。

　　在我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最早的《滚石河》完成于2008年3月11日；最近的是《冬将至》，完成于2012年8月24日。从背景上说，这些短篇有乡村背景的、有小镇背景的，也有城市背景的。但我实在不愿以此来划分小说，这样的划分方法让人感觉写乡村的小说是一类，写城市的小说是一类，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又是一类。这么说来，小说就这么3类？嗯，还应该加上写海洋的一类、写山顶的一类，写外太空的一类？真是好笑——这是地理分类，不是小说分类！

　　这么说，好像自己的小说多么变化多端似的。其实，在别人读来，可能它们都差不多。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为认知世界做出的努力。我还没能找到一个足够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视角，现在，我就想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心有旁骛、多多益善。

　　这么写会不会太没风格呢？要知道，拥有可识别的风格往往是一个写作者成熟的标志。但我一点儿不担心这个。一来，我不愿意也不可能这么早就“成熟”，我宁愿怀着好奇，多走几条路，哪怕走的是冤枉路。二来，这些小说再怎么不同，都出自“我”。“我”是有限的，它们的变化必然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它们映射出有限的“我”。就像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却都出自上苍之手。上苍创造万物，也在创造自己。(甫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