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自白(何西来)

——读柳鸣九先生《且说这根芦苇》

　　去年秋天，柳鸣九先生的《且说这根芦苇》(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刚一出版，便送我一本。我以先睹为快。

　　柳先生和我同住劲松九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的一处小院里，我住901楼，他和夫人朱虹住902楼。两楼之间是一个不大的花园，那是他工作间隙小憩、做操和散步的地方，也是我外出小院必经之处。我们常在这儿碰上了聊几句，或互致问候。他也常在这里说到他正在写的文章、书稿，也把尚未定稿，或虽已定稿却由于种种忌讳一时发不出去的文章拿给我看，听取我的意见或建议。在这个小院里，我们交往三十年上下了，如果加上之前认识他的时间，则有半个世纪以上。我深知，他是一位勤谨、认真、有思想、有追求的大学者，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我以能与这样的知识者长期交往而倍感自豪。

　　柳先生的主要著作，每出一本，都会主动签名送我，就像送我这本《且说这根芦苇》一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是法国文学的顶级专家，对于我这样一知半解的人，读他的著作，就是学习，用韩愈《师说》里的话来表述，叫“吾从而师之”。读《且说这根芦苇》，我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先说书名。芦苇的比喻，来自法国十七世纪的哲学，一位著名哲人曾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柳先生说，自己之所以取目前这个书名，是“因为我这几十年生命存在，到头来只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但他又认为，“会思想”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宣称自己作为人是“会思想”的。而他本人的以此自喻，“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范畴而进行一些思索而已，由于我从事的是思想含量比较高的文化工作，要能应对下来，就必须强迫自己‘多思’，而自己也还算比较‘勤劳’，于是几十年下来，也就自认为算得上‘会思想的芦苇’这个称谓了。”这里既有自谦，亦不无自豪，更从根本上确定了这本书的性质与面貌。于是，书名也就成了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和思想历程的最朴实、最准确，也最形象的文化概括。

　　柳先生并不认为他写的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自传。他认为，真正的自传有很高的要求，他举的经典例证是卢梭的《忏悔录》和萨特的《文字生涯》。对于当今社会上有点地位、有点名气甚至有点财力的人动辄便写自传以自高的浮躁风气，颇不以为然。他以“文化自述”作为副题来标示这部书的性质，从而与世俗的，甚至等而下之的“自传热”区别开来，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然而，《且说这根芦苇》又确实带有很强的、很明显的自传性。收在最前面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中学时代》，一篇是《未名湖畔四年》，前者正如题目所示，记述了由于父亲厨师职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少年柳鸣九不得不随父母在重庆、南京、广州、长沙等地飘泊。他重点写了居住于南京和家乡省会长沙时期内，在南京的中大附中和长沙的湖南省立一中的求学生活。在进入湖南省立一中之前，他还先后在长沙的广益中学读了初中二年级，在重庆的求精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级，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当地的名校。因此他受到了高质量的中等教育，为他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记述了师长对他的影响和自己所经受的磨砺。

　　《未名湖畔四年》记述的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西语系难忘的读书生活。他满含深情而且不无庆幸地回忆了名校名师对他的栽培、濡染和熏陶。他说，北大西语系可谓“星光灿烂”。他一口气列出了一大串在学界光芒耀眼的名字：冯至、朱光潜、田德望、杨周翰、李赋宁、吴达元、闻家驷、张若谷、吴兴华、盛澄华、钱锺书、卞之琳、杨绛、潘家洵等。他从这些名师身上，悟出并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成名成家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之途，而成名成家的核心就在于要有自己过硬的‘本钱’。何为‘本钱’？按我的理解，那就是文化学术实绩，就是一本本论著，就是一部部作品，就是‘本本’，在燕园如此强大的名家名师磁场中，我不仅很快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的努力方向，而且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受这磁场的魅力与感染。”作者还记述了自己艰苦的、甚至超负荷的学习经历，记述了一位青年学子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充实自己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辞别伯乐而未归———从文艺理论到外国文学》，记述了他怎样到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室工作，以及怎样从文艺理论研究走上了法国文学的研究。这篇文章之后的其余十三篇文字，基本上都是与法国文学的研究与译述有关的。它们叙述、回忆了作者生命运行中最重要的方面，以致我们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对象化到他所从事的法国文学、文化的研究中去了。这个领域，是他作为学者、知识者、文化人和思想者的根据所在，实绩所在，价值所在。在这个领域，他继承了先行者和他的老师辈，集了大成，达到了新的高点；同辈学人，罕有出其右者。全书十六篇文章，放在一起看，可以见出作者的学术经历，以及与学术活动相关的生命体验、人生际遇、喜怒哀乐、盛衰荣辱等，是一个思想者勤奋而又并不顺当的一生，是他学术人格比较完整的、多侧面的勾勒与展露；分开来看，又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文化散文，或称学术散文。

　　柳先生是学者，又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家，有自己特殊的题材领域，有鲜明的个体风格特色。以题材而言，除了前三篇之外，都与他从事的法国文学、文化的研究与译介有关。比如《我的绿色家园》，就是记述他翻译都德《磨坊文札》的缘起、经过和体验的；《会长交椅上的十年》，则如实地记述了他做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十年里所做的事情，以及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效果和心理体验。不是官样文章的总结，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独特角度的回忆与追述。这样的追述，又出自会长本人笔下，所以对这十年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有着不可低估的文献价值。

　　以风格而言，柳先生的散文虽不同于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一样写得严谨、扎实，带有浓郁的书卷气息和深厚的学术内涵，张扬着深刻的学术品格。柳先生的语言，不以华彩的文辞胜，但言之有物，沉实，耐读。

　　柳先生已出版的著述和编译之作，放在一起，有满满荡荡两大书柜，计三百余册。他以半个世纪的劳作，呕心沥血，筑起了一座中法文化交流的宏伟大桥，而他的这部文化自述，袒露的就是筑桥者的心迹，可以作为他全部著述和编译作品的导读。

　　最后，柳先生这部自述的价值还在于记述了作者对文化学术领域中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重新思考、重新评价，如呼吁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对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最先挺身而出重新评价整个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等等，这些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时期对历史时代的一种反思。反思，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文化历史潮流，到世纪之交，达到高潮。它是对多年来肆虐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的必然会有的反拨，它既是漫过整个中华民族头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又为这一思想解放开路。知识分子，是这一席卷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世纪反思的主要承担者。我以为，应该把柳先生的反思精神，放在这个大的世纪文化反思的背景下来评价。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在极左思潮肆虐和它在新时期的反扑及回光反照中，柳先生确实像许多正直的、重操守的学人一样，受到不少不应该的不公正待遇和压制。《围绕“博士”的若干回忆》，为我们掀起了这种不公正的压制的冰山一角。他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已经是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和专题，但在中国，在他工作的那个单位，他却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本来应该给予他的带博士生的权利。这损失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从这个角度讲，《且说这根芦苇》，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抚今追昔，不禁让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