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想教孩子们写作文(路艳霞)

　　知名作家专为中小学生写新书，传播人文观念

　　梁晓声想教孩子们写作文

　　今年春天，64岁的梁晓声似乎迎来了“小宇宙爆发”。小说《返城年代》出来了，转型之作《懦者》也出版了，而另一本言论合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同样引发读者关注，新书《忐忑的中国人》下月也将面世。梁晓声变得格外忙碌，“我像小狗一样被出版社到处拉来拉去搞活动，而写作还在那里，编辑还在催着。”外人根本料想不到，编辑催着他写的，是两本小书，主题只有一个：教中小学生写作文。

　　这两本作文书，一本大约十万字，是面向小学生的，另一本面向中学生的要略长一些，大约十二三万字。“这是我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想写，也是写起来比较麻烦的两本书。”梁晓声尤其担心给小学生写的这本，“我的话语是有不适合性的，就是说我用成人话语写作已经时间太长了。”

　　但他还是决意要写。“我们对作文的理解始终是个极大的误区。”梁晓声批评说，尤其是现在的应试教育，只把作文看做分数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学生数理化成绩优秀一定被称为智商高；如果英语好，一定被视为有语言特长；而大家对作文的要求，从老师到家长再到学生，都是最低等的要求。”

　　长期忽视作文的结果显而易见，梁晓声冒着得罪人的风险说：“我接触了很多青年和不少科技工作者，大部分人在我看来都是半脑人。”他觉得，人类智慧一定是由理性思维的脑区功能、记忆思维的脑区功能和感性思维的脑区功能组成，“感性脑区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人，几乎很难成为创新型人才，他只能成为科技领域的熟练工作者。”

　　梁晓声很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补上这一课。他说，教孩子们写作文并不是要教什么技巧，让他们获得好分数，或者通过写好作文将来成个什么作家，他更想把自己对人文教育的常年思考融合进去。“写作文这件事，其实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一件事。而这个过程我认为也是人文自我教育最好的方式。”

　　在书中，梁晓声会通过选取一些经典小说或者真实故事案例，给孩子们制造续写的机会，从而发掘深藏在孩子们内心中的人文情怀。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其中写到了农奴盖拉辛养的小狗木木，咬了女地主的裙子，女地主指令他把木木处理掉，农奴把木木脖子拴上了石头，然后沉入湖底。

　　尽管屠格涅夫是想写农奴制的残酷，但梁晓声说，他从小就为小狗木木的命运难过。当上大学老师之后，他总在想，是否小说既能保留深刻性，又能为人物注入人性的希望和暖意，因此他更愿意引导孩子们写出故事的另外几个结局，“比如我曾经想过，一无所有的农奴从此带着木木到处打工等等。”

　　除此之外，梁晓声还想让孩子们过把电影导演的瘾。他一直以为，一首唐诗就是一个最短的电影桥段。比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电影中的静画面，有颜色，有声音。当“一行白鹭上青天”场景出现时，画面变成动感了，镜头可以仰拍。“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完全可以通过唐诗宋词练习分镜头了。”梁晓声迫切地说。

　　在别人眼里，梁晓声的想法或许看上去有些可笑，但他自己并不在乎。“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人文观念像种牛痘一样，从小种在孩子们身上。”或许在他看来，这才是写作文这件事真正有意义的地方。

　　新闻延伸

　　“我从不控诉‘上山下乡’”

　　《返城年代》出版后，梁晓声曾对外声称，这是他“知青文学”的封笔之作。在接受采访时，他又一次对此予以肯定，同时表明了自己坚持已久的态度：“很多人以为‘上山下乡’让我们受了苦，但我极度嫌恶这个说法，我本人从不控诉‘上山下乡’。”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那一段真实的岁月。”梁晓声说，这才是他动笔创作《返城年代》的初衷。在他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岁月在中国的文艺创作中越来越模糊了，自省和反思也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责任去重新呈现那段历史，告诉人们，绝不可以走回头路。”

　　此前，梁晓声也曾多次宣布封笔“知青文学”。1985年发表了《雪城》后，他就不再打算写知青题材了。但是到了1994年，又有人约他写了《年轮》。之后，他认定《年轮》绝对是“知青文学”的最后一部，但前年他还是应约写了《知青》。“《年轮》和《知青》都是约稿之作，也是说服下的产物。”他这样解释。

　　但他坚信，《返城年代》一定是他的“知青文学”封笔之作，甚至在今后，“知青”这两个字都不会出现在其笔下。“因为我个人觉得‘知青’使我不经意间背上了写作责任，这一路写过来，我已经对得起‘知青’这两个字了，接下来该由别人再去做一些了。”

　　在坚决封笔的同时，他表明，自己创作“知青文学”，并不是为了控诉什么，他觉得自己写的只是人，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知青只不过是符号。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态度：“我不是像镜子一样去照生活，那样得拿多大的镜子照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