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写作”的价值与追求(蒋德均)

　　只要“干部作家”的文学创作尊重写作规律，得其所是，有感而发，抒发时代豪情，倾诉民间苦乐，探寻人性真谛，发掘生活本质，又不影响履行职责，我们就应该为之鼓掌。

　　近些年，有关干部写作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和热议。有人认为，干部写作是勤于思考的体现，是加强自我修养的表现；也有人认为，干部与作家两者之间存在角色冲突，干部写作难逃“不务正业”的嫌疑。

　　其实，“干部写作”不该是个问题，因为这一命名本身就有问题。写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干部也不例外。从人人享有创作权利的角度出发，干部作家以低调的创作姿态和不菲的创作成就登上文坛，正成为时下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些地方文学、文化的繁荣就与相关领导的倡导及身体力行密不可分。

　　在我国，官员写作由来已久。在古代，上至宰相大臣，下至乡间小吏，有几个不是文人、不会写诗？就连“原来不读书”的项羽和刘邦，也留下了不朽的《垓下歌》和《大风歌》。因其具有的立言树德、经世致用、陶冶情操等功能，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支点和追求目标。

　　官员写作不仅在中国古代司空见惯，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比如，但丁曾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的六个行政官之一，歌德当过魏玛共和国的首相，非洲诗人桑戈尔担任过塞内加尔总统，担任过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则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写作，要求干部留心生活万象，体察人情世态、风土民俗，这不仅能使人的心灵更加充实丰盈，而且有益于干部人文情怀和民众意识的养成与葆有。生活乃文学艺术创作之源，笔者以为这是常识，干部写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的作品也会有别样的韵味和独特的价值。

　　今天，我们不应提倡中庸、唯唯诺诺的所谓“为官之道”，不应提倡为了顺风顺水、步步高升，放弃个性以换取所谓的“坦荡仕途”。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和研究陶潜的率性自然、王维的进退自如、李白的傲岸飘逸、刘禹锡的劲健雄直、白居易的忧伤闲适、欧阳修的深情婉约、王安石的执拗孤芳、苏轼的豪放旷达、辛弃疾的壮怀激烈、陆游的旷达深情、毛泽东的豪迈自信、陈毅的真诚潇洒……

　　在当今时代，想以文学来获取事功已近不可能，但文学依然可以抒发意兴、怡情养性、安顿心灵，它比整日周旋于酒肆、歌厅要健康得多，比汲汲于功名利禄、惶惶于得失进退要高尚得多，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要有为得多。

　　因此，干部能够坚持写作，更多的还是出于个人爱好、生活感悟和社会责任。“干部作家”李天岑说得好：“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只要“干部作家”的文学创作尊重写作规律，得其所是，有感而发，抒发时代豪情，倾诉民间苦乐，探寻人性真谛，发掘生活本质，又不影响履行职责，我们就应该为之鼓掌。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警惕个别人将权力藏在文学里。但愿倾心于写作的干部们，莫失掉了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保存自己的良知以及为文的审美追求。至于领导干部出书，文稿发表，中央有明确规定，必须遵守，这与干部动手写作是不同性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