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迟到的怀念(汪浙成)

　　这是一份迟到的怀念。

　　我在初中时就是艾青的“粉丝”。那时，随着“人民代表”的父亲，莫名其妙地一夜间成了“反革命”。家庭变故让我一下子成熟了。孤独苦闷中，开始转向书本，当时，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艾青诗选》。诗里对春天和光明那种一往情深的憧憬和追求，以及流露在字里行间的忧郁而伤感的情调，仿佛巨大磁石牢牢地吸引了我。有段时间，我迷恋艾青的诗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很想拥有他的一本诗集。可惜那时母亲对付我弟妹六人吃饭都捉襟见肘，哪有钱给我买书？只好将一些特别引起我共鸣的诗抄在本本上。本子也不是现成的练习本，而是从用剩的本子上拆下来订在一起的。本子虽不上档次，抄写得却极其认真。艾青的诗，成了我那时人生路上的一盏灯，孤独苦闷中的精神火炬。

　　我不但喜爱艾青的诗，还爱屋及乌，喜欢艾青这个名字。艾草在江南田野上刚长出来时，是青色的。艾青二字，反映了一种生活的真实；再从艾草属性分析，当春天来临，它最早破土而出，是春天的先驱。艾草还可入药，止血祛寒，驱蚊除邪，使得这种带着泥土清香又有点苦涩的野草，在审美情趣上形象地反映了艾青诗歌的社会效应。

　　我就这样由他的诗和名字，想象他这个人应该是面孔清癯、白净，举止优雅，还有一双普希金似的忧郁的眼睛！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北大学习时，终于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文学偶像。

　　那是北大诗社的一次讲座会上，艾青老师来给大学生中的诗歌爱好者做报告，题目是《论诗歌的形式问题》，地点在办公楼礼堂。报告会下午2时半开始，可我吃完午饭便早早去抢占座位，在最前一排挑了个视角最佳的位子坐了下来，以便一睹他的风采。

　　等到见过以后，说心里话，我感到有点失望和伤心。艾青老师本人的形象与我想象的相差过于悬殊了！

　　直到40年后的一个初春时节，为进一步办好《江南》杂志，我代表浙江省作家协会，上北京东四艾青老师家，聘请他担任《江南》顾问。

　　当时，艾青老师身体已不是太好，站不起来，坐在藤椅上看电视。我们说明来意，然后将刚出版的几本《江南》杂志请他指正。他拿在手上，定睛端详着封面上“江南”二字。

　　“这两字写得好啊！”他由衷地赞叹说：“一笔就有千斤重。是沙孟海的字吧？”

　　我忙回答：“是请他为《江南》写的。”

　　他翻阅了一会儿刊物内文，问：“现在你们《江南》发行多少呀？”

　　我回答说：“总共5000份，其中4000份通过邮局发行，还有不到1000册零售。”

　　“这个已经不容易了。现在我们中国是全民下海经商。”

　　“主要是我们工作没跟上。”我说：“所以请艾青老师当我们顾问，为刊物把把舵，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江南》，把发行量进一步搞上去。”

　　承蒙艾青老师慨允，答应担任我们顾问，我一高兴便口无遮拦地侃起来，说自己在初中时就想见他，想了好多年，直到北大诗社讲座会上才第一次见到他，没成想与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艾青老师很感兴趣地问：

　　“是不是让你大失所望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有点失望吧！”

　　艾青老师笑道：“说来听听。”

　　见他笑吟吟的眼神像是在鼓励，我于是便放肆起来：“大概由于长期熬夜，您当时的脸色看去十分难看。报告时一支接一支抽烟。大量的尼古丁损坏了您的牙齿，颜色看上去很可怕。日以继夜的伏案工作，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加上浓重的金华口音夹杂着陕北腔，听起来吃力极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您当时做报告时那件大家都难得见到的很有档次的呢子大衣，像刚解放时那些南下干部似的不经意地披在肩上。这一披，固然披出了风度，披出了派头，披出了与众不同，却披丢了诗人的气质，让我又高兴又伤心！”

　　艾青老师开心地哈哈大笑。因为病痛，腰身有些佝偻，但脸上却洋溢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我征询似地问艾青老师：“真是失礼，我说话有点放肆了？”

　　艾青老师摆摆手，眼里放射着一位智者的慈祥的光芒。

　　“其实，您诗选扉页上那帧照片就很好，”我说：“眼睛像是在深情地望着远方那一片您热爱着的土地。这是喜欢您诗的人都熟悉的艾青式的笑容。”

　　“你喜欢？”他问。

　　“非常喜欢。”

　　他叫我自己进到屋里去挑上一张。房间桌上堆着一大摞照片，我从中挑了一张出来，艾青老师在照片背面用签名笔写下我为之倾倒的那个名字——艾青！

　　让人痛惜的是，艾青老师担任我们《江南》顾问不到4年，便不幸离世。第二年，艾青夫人高瑛去金华路过杭州，我上她下榻的杭州大酒店看望，出来时她送我一册新出版的艾青诗集《大堰河》。

　　每当翻看珍藏的相册簿，看到艾青老师那张照片，望着他那深情目光中流露着一点忧郁的眼神，想起当年那段往事，竟亲切得让人有点恍惚，觉得这位大堰河的儿子依然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