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华史”，那是一场“文化扯淡”(周思明)

深圳商报 王建明/图

　　如果“易言”不虚，那将是一个何其浩大的文化工程？就算为此专门成立一个“写作组”或“项目组”，马不停蹄地夜以继日，短短五年竣工，恐怕也要累个半死。这让我想起一个曾经流行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反观古今，洋洋洒洒的中华历史著作汗牛充栋，易中天何以要炉灶另起，像当今影视界那样，“翻新”浩荡博大的中华史？对此，易中天给出的答案显得很“哲学”：“我们不但不是亲历者，也不是参与者，甚至算不上旁观和远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也很难明确无误地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魂’。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欲以个人的影响力、诠释力、翻译力，像他站在“百家讲坛”那样的口吻，重讲中华史，“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

　　老实说，看到易先生如此“雄心壮志冲云天”，笔者不得不由衷钦佩。但在钦佩之余，却又不免狐疑。易中天能否凭借一己之力重写整个中华史？其实，此前网友亦有此疑惑，且形成一个热议的话题。如出版界人士丁怀超就说，这样的“大历史”书，也许能够博得一时叫好，却无法自立于史书丛林之中。易老师著作已经等身，引人收藏细读者有几种？

　　不管怎么说，如果真要重写中华史，事情就决然不会像易中天设想得这样简单。以当年司马迁撰作《史记》为例，《史记》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汉朝任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时就立志要编写的一部史书，该书也只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司马迁早作准备，积累大量历史资料。在遭受突袭的牢狱之灾后，他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8年时间，在他60岁时，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是司马迁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比较之下，易中天先生打算用短短5年时间“快速”出齐三十六卷《易中天中华史》，就显得有点轻率了。说得直截一点，它也许就是一场文化秀，当不得真的。最起码，如此案头设计、快速出书，很像当今影视“啃老族”那般，将我们的老祖宗的历史典籍统统“拿来”，然后以独特的易氏文字风格，迅速“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并加以冷热幽默，向广大读者观众灌输“心灵鸡汤”——如此而已！

　　正如前几年就有学者指出的，于丹、易中天最多算流行文化。比如，惯以犀利与尖锐批判著称的评论家、出版人贺雄飞就说：上“百家讲坛”的于丹和易中天，没有留下对人有启迪智慧的格言，只能算是流行文化。

　　面对因“百家讲坛”而兴起的“重塑国学文化”之风，我们当然希望“让死掉的东西活起来”。但对于“治史”这样需要耗费巨大研究精力与时间、来不得半点草率和急躁的艰辛文化工程，决非靠大干快上的匹夫之勇和玩一点现代白话语言技巧所能济事的。重写中华史，不过是一场“文化扯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