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归队”记(侯军)

——关于“报人孙犁”的片段回忆

题图为孙犁签书

　　“接近旧历年关时，我们这个被称作记者团的三个人，回到了通讯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即《一天的工作》。”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孙犁先生的散文《第一次当记者》。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编辑刚刚创刊的《天津日报·报告文学》版。这段文字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一天的工作》被孙犁先生称为文艺通讯，而且被明确列为自己第一次当记者时的作品，为什么在编入《孙犁文集》时，却被收录为短篇小说第一篇呢？”可巧，我当时正准备撰写一篇研究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并得到孙犁先生的热情鼓励，亲自为我圈定了十几篇他早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篇目，其中并没有这篇文章。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孙老请教，于是，就给孙老写了一封信。我没想到，这封出自年轻后生之手(我当年27岁)的信，会受到孙老的如此重视，他很快就写来了回信：“读过了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尤其重要的是，孙老在信中正面回应了我的疑问，他说：“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他还郑重建议把两封信件都在《报告文学》专版发表一下，“也是对这一文体的一种助兴之举。”这两封信随后刊登在1986年11月10日的“报告文学”专版上。

　　正是这一段与孙老的文缘，我开始了对“记者孙犁”这一课题的思考和探索。在认真研读了孙犁先生的众多作品之后，我愈发真切地感到发掘和研究这个被忽略的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曾记得，我在一次孙犁作品研讨会上，曾兴致勃勃地简要陈述了一下自己关于“记者孙犁”的观点，不料却被泼了一瓢冷水，一些专家学者似乎认为我是故意“贬低”孙犁先生的文学价值，把大家公认的“大作家”，刻意说成是一个“小记者”，是为大不敬也！这令我感到十分意外，而且有一种被误解的委屈。从此，我把这一研究课题转入了“地下”，不在任何场合与人谈论。我相信，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靠成果来立足。经过一年多的潜心研究，我的评论文章《孙犁作品中的阳刚之美——读孙犁的早期报告文学》，在1988年10月14日《天津日报·文学评论》版上发表了，我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了孙犁先生文学风格中所具有的阳刚之美，而这些阳刚之作，几乎全都是他当记者时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此切入，我首次揭示出“记者孙犁”的重要意义。 对于作家孙犁的创作风格，论者甚多，但基调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大家公认孙犁是新的婉约派、阴柔派”，对这种评判好像也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作家本人却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早期作品中所蕴含的那种激越、昂奋的情怀，孜孜于追寻那“青春的遗响”，而且愈到晚年这种感情表露得也愈明显。他在70岁时所作的《文集自序》中写道：“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作家为何如此偏爱自己的早期之作呢？    

　　当我们改变已经习惯的研究思路，把孙犁作为一名年轻的战地记者所写下的报告文学作为研究重点时，会立即从那泛黄的报纸中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力量”，并顿然悟到了这样一个“隐秘”——正是在孙犁的早期报告文学中，充盈着一股在他此后的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浩然豪迈之气，其笔力之雄健、格调之激昂、情感之浓烈、语言之铿锵，都与他在其他文体创作中表现出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这恰恰是作家最珍视的显示着“青春的力量火炽”的阳刚之美——这种洋溢着勃勃生机的阳刚之美，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孙犁创作风格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这篇文章见报后，孙犁先生立即通过孙晓玲大姐给我传来口信，说老人家读后非常高兴，还向我转达了谢意。这无疑是对我的莫大鼓励和奖赏。我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深入研究孙老的报告文学作品，于1991年1月，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1991年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浅论孙犁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篇文章中，我进一步阐述了孙犁先生与新闻工作的血脉关系，孙犁是从新闻工作步入文坛的，从上世纪30年代末直至今天，我们的作家始终是在新闻单位(通讯社、报社)任职，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最先是在报纸上发表，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刊登在新闻版上的，这就不能不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打下很深的新闻烙印。忽视孙犁与新闻工作的这种血缘关系，也就无法深入地体察、理解进而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全貌。

　　(二)

　　也就在这一年吧，一本佚失已久的孙犁旧作被偶然发现了，这就是孙犁的早期新闻学专著《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天津日报》内部刊物《新闻史料》，准备全文重刊这部重要文献，而时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的鲁思同志，知道我一直在研究“记者孙犁”课题，就派给我一个任务：在文稿重刊之际，配发一篇有点深度的研究文章。我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吃功夫、费心力的题目，但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目。欣然领下任务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孙犁原著的研读和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工作之中。在思路大体清晰之后，我像上次一样，把需要厘清的几点疑问写成了一封长信，转给了正在病中的孙老。孙老转天就给我写来回信，毛笔竖排，满满当当四页信纸，回答了八个问题，我的所有疑点全都迎刃而解。

　　这篇论文的标题定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我第一次用上了“报人孙犁”的称谓。如果说此前研究重点在孙老的报告文学，作者的身份定位比较多是偏向记者，而此次研究重点则是孙老的新闻学术专著，这就不单是记者职责的范畴了，结合到孙老后来大半生时间都在当报纸编辑，可谓从记者到编辑再到报人三位一体，名副其实。因此，我在文章的引言部分，特意对此加以说明：“孙犁同志一向以作家的声名饮誉中外，而本文在标题上却将他称作‘报人’。这个提法本身，便体现着我们对这位作家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诸多的对作家孙犁的研究之外，着力于研究作为一代报人的孙犁，或者称之为记者孙犁……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少数特殊时期之外，孙犁一直是在新闻单位任职。这种独特的经历，在同代名作家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一位有着半个世纪新闻龄的老新闻工作者，称之为一代报人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篇万字长文中，我详细论述了孙犁在当时困难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以世界眼光、全国视野和理论思维，透辟分析新闻的概念、记者的采访、通讯的写法、背景材料的选择等，诸多实践性很强的课题，是一本在30年代末解放区难得的新闻学实用教材，由此，足以奠定孙犁作为一位具有开拓性的新闻理论家的地位。这篇论文刊发在1991年12月出版的《新闻史料》第二十三辑上。由于这是一份发行量有限的内刊，此文的阅读量也是很有限的。然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孙犁先生在刊物送递给他的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一封信，对这篇文章给予热情洋溢的肯定。

　　侯军同志：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我心脏近亦不稳，浅谈如上。即祝，保重！孙犁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把这封来信，视为孙老对“报人孙犁”这一称谓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这一研究课题的认可。我当时的欢愉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三)

　　1993年，我南下深圳。跟孙老当面请益的机会少了，“报人孙犁”的研究课题也不得不暂时放下。1994年春天，孙老动了大手术。我闻之十分惦念，利用一次回津探亲的机会，拜望了大病初愈的孙老。本来准备探视一眼就离开，不想过多打扰老人，谁知那天孙老谈兴极高，跟我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我感动的是，孙老多次对我谈及“报人孙犁”的话题。

　　当时，我妻子李瑾陪同我一起拜望孙老，她还特意带了一个袖珍录音机，尽管这个机器很蹩脚，录音效果不佳，但毕竟记录下一段难得的孙老的“夫子自道”。回深后，我根据这些录音和现场记录，把此次会见的内容整理成一篇题为《大道低回  独步文山》的访谈录，见报前，还特意请《天津日报》经常前去看望孙老的霍静先生，把原稿拿去请孙老过目，孙老回话表示没有任何改动。这篇文章见报后，在岭南的“孙犁迷”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单凭记忆，难免遗漏和失真。如今，在纪念孙犁百年诞辰的特殊日子里，我要重提“报人孙犁”话题，还是以原文照录的方式比较可靠吧——

　　孙犁：这些年，你一直坚持“记者孙犁”的说法，写了好几篇文章。可是，不少评论家好像不大认同。有人就曾跟我说起：怎么侯军总是把你当个记者看待？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我就对他们讲，实际上，这是他发现了一个别人没注意的问题。

　　侯军：现在社会上似乎有一种偏见，认为作家要比记者高出一块。似乎我讲您是一位记者，就好像把您贬低了。

　　孙犁：我从来不这么看。事实上，我这几十年里，一直是在新闻单位工作……我的早期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当记者的时候写的。那会儿还是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充满危险。你一定看过我的那篇《光复唐官屯之战》吧，那就是在火线上写的：头天打仗，第二天稿子就见报了。还有那篇报告文学《冬天，战斗的外围》，是写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文章写出来发出去，反扫荡还没结束，可见是写得很快的。除了这几篇，还有像《王凤岗坑杀抗属》，也属于这一类作品。我把这些文字，叫做“青春遗响”。我总对青年讲，你们应该读一读我年轻时的文章，那时的东西虽然很幼稚，但是很有激情……

　　侯军：我起初只是讲“记者孙犁”，但很快就发现这个讲法并不全面，其实您的新闻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做编辑，也就是说，您在报纸的采、编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我后来写的文章就改用了“报人孙犁”这个提法，我感到这个新提法似乎更准确、更全面一些。

　　孙犁：我的文字生涯是与报纸密不可分的。我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在报纸上发表的。直到现在也还是主要为报纸写稿。所以，我总是讲，我是个办报的人。年轻时做过一段时间记者，但是我这个人从性格上讲，可能并不合适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主要做编辑了。

　　(以下孙老历数自己所参与的各种编辑工作，为省篇幅，从略。)

　　孙犁：哦，我又想起一件事，你知道北京有个《新闻年鉴》吗？

　　侯军：知道，那是中国新闻界最权威的资料总汇，每年出一本。

　　孙犁：大概就是因为你提出了“记者孙犁”的说法吧，人家《新闻年鉴》就找来了，要专门列上一个“孙犁”的条目，虽然文字不长，但总算把我也列到新闻界里头了！(孙老说罢，朗声大笑。)

　　侯军：祝贺您，孙老，您终于归队了！

　　值此纪念孙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谨以这篇拙文表达绵绵无绝期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想与诸多喜爱孙犁作品的朋友们，在分享孙犁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重温一下他那些燃烧着青春激情的新闻作品；而越来越多投身于研究孙犁的专家学者们，也希望在专注于作家孙犁研究的同时，钻探和发掘一下“报人孙犁”这个富矿——如斯，则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