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为孙犁编文集(郑法清)

上世纪80年代，孙犁先生在大院寓所前与吴泰昌、沈金梅、郑法清、谢大光合影(从左至右)

　　我的编辑生涯，始于参与编辑《孙犁文集》，应说是三生有幸。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天津市出版局成立不久，在一次局长办公会研究讨论1981年选题计划的时候，时任局长的孙五川同志提出要编辑出版《孙犁文集》。按照他的说法：孙犁同志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已经年近古稀，该出一部文集了。百花社要尽快研究一下，抓紧上马。由于在座的大都是新闻出版系统的老人，大家对孙犁创作上的成就均甚了解，这件事也便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那时我在出版局给局长们当秘书，正在写作《孙犁传略》，与孙犁同志接触较多，五川同志便让我将此事先告诉孙老一下。孙老听后十分高兴。那时为当代作家出文集尚不多见，这件事应说是领风气之先。

　　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动很快，社长林呐同志亲自牵头，立即组成李克明、曾秀苍、张雪杉和顾传菁参加的《孙犁文集》编辑组。为了保证文集编辑工作质量，出版社在研究篇目、校勘文字时，根据孙犁同志意见，特别邀请了对孙犁作品较为熟悉的邹明、冉淮舟、阿凤、沈金梅和我参加。这就是《孙犁文集》作者自序中最后一段的由来。

　　当时出版社办公用房很紧张，于是在睦南道130号市直机关第二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男女老少一群人挤在那里，研究文集的总体构架和稿件取舍。因为大家都是熟人，而且志同道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起来十分活跃，意见也颇为一致。很快便确定了文集体例和总体结构。全部文集分为七卷五册。第一卷主要收入短篇小说，第二卷为中篇小说，第三卷为长篇小说，第四卷为散文，第五卷为新诗，第六卷为文艺理论，第七卷为杂著。文章排列，分类编年。书前由学识渊博、文字老到的老编辑曾秀苍写一出版说明，并请孙犁同志作一自序，书后附孙犁研究专家冉淮舟所著《孙犁著作年表》。

　　孙犁同志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坛巨匠，一生创作十分严谨，向来没有追风之作，以各种版本行之于世的作品早有定评，这使文集选目的确定十分顺利。从1938年到1981年，将近半个世纪所写的作品，除去战争年代散失之作，凡属能找到的基本全部收入。这在他的同辈作家中实属罕见。孙犁在自序中说他的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大概就是因了这样的情况。

　　选目确定之后，就是文字校勘。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除我之外都是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老手，因而这一任务主要是他们承担。大家照顾我这个新手，只分给了我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实事求是地说，这次文集的编辑工作，我除在编辑和作者之间做了些穿针引线和沟通意见的工作之外，在文字处理上除去对行世二十余年的《风云初记》纠正两处笔误之外，无多贡献。然而对我个人编辑业务水平的提高，却是一个难得见习与实训的机会。尤其难得的是，我从而结识了我们出版界前辈编辑、《山鸣谷应》和《太阳从东方升起》的作者曾秀苍先生并成为挚友，他不但为我提供许多写作《孙犁传略》的素材，而且毛笔手书自己阅读孙犁《书衣文录》有感而作的七律一首以为纪念。这一墨宝我至今仍珍藏在家。

　　天津市出版局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对《孙犁文集》的出版十分重视。社长林呐不但随时过问编辑工作情况，而且责成出版社资深美术编辑陈新进行版式装帧的总体设计，自己审定之后，还要当面征求孙犁同志意见。局长孙五川不但经常了解此书的编辑进度，而且特别嘱咐我提醒林呐同志要提前备好足够的同一批号印刷用纸，以免出现花口的现象。

　　孙犁同志对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情况十分满意，稿件发排之后，特意告诉我找一辆车，邀请参与编辑工作的全体同志到津郊一游，同时要请大家吃一顿便饭。按照他的习惯是想请大家吃饺子，后经朋友们建议，改为带些熟食，田间野餐。于是我请百花社出了一辆日本三菱面包车，拉着大家前往北郊青光农场的苹果园。

　　这次郊游，孙犁同志兴致很高，手持一柄藤木手杖，在苹果园中观看了很多地方，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中午，我们把带去的面包和火腿肠拿出来，搞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园林野餐。

　　天津作协的朋友们对《孙犁文集》的出版十分关注。文学评论家沈金梅同志特意约我写了一篇全面评介《孙犁文集》的文章，发表于《天津文学》。

　　《孙犁文集》出版之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发行量达到七万套。

　　此书出版之后，孙犁同志创作热情日益高涨，报纸杂志常有新作，几年间又陆续出版了《远道集》、《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书。1990年我到孙老家中看望他，闲谈中老人提出文集的增订再版问题。当时我已经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对于《孙犁文集》的再版，我当然十分支持。只是当时各种文集出版了很多，销售情况大都不是很好。我的想法是：不出则已，出则必须引起应有的反响。于是明确表示：文集再版没有问题，只是这书怎么出，需要策划一下。孙犁同志历来不把我当外人，他问我有什么具体想法，我于是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新作旧作统一重编，还是原有文集保留原貌，只把新作和新发现的旧作连同前编未能收录者作为续编，需要斟酌确定；二是考虑到目前市场情况，不做一般性出版，先出文集珍藏版，精印精装，限量发行，获利之后，再重新推出普及版。具体说就是装帧设计要考究，印刷材料要高档，每一套文集的版权页上要加盖作者名章。限印2000套，绝不加印，发行方式和销售价格要灵活掌握。孙犁同志想了一下，说：“我看行。加盖名章，限量发行，鲁迅也这样干过。”至于文集的编法，孙犁同志主张保留七卷五册本原貌，作为前编，然后再补编几卷，作为续编。理由是当年这套书文字校对十分认真，重编重校又得费很大劲；当年参与编辑工作的朋友中有三位已经谢世，保留文集原貌，也算一种纪念。最后，孙犁同志还特别严肃地告诉我一句话：“这套书概不赠阅，谁看谁买。你不送人，我也不送人。如果你送出去一本，就算侵犯我的著作权。”因此，此书是“百花”建社以来唯一没有过赠阅的图书。

　　原则确定之后，百花社立即组成由张雪杉、李梦英、李华敏等人参加的工作班子，启动编辑工作。经研究，《孙犁文集》续编分为六卷三册。第一卷为小说，第二卷为散文，第三卷为诗歌，第四卷为戏剧，第五卷为理论，第六卷为杂著。书前请孙犁同志写一《文集续编序》，书后附有天津日报文艺部老编辑张金池所著《孙犁著作年表续编》，版式装帧仍由美编室主任陈新同志负责。

　　孙犁同志对于出版专家一向十分尊重，特意告诉我：“装帧设计，听美编的，你不要干预人家，我也不管。人家那是专家，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此意原话转告陈新。陈倍受鼓舞，设计也颇费苦心。此书不但版式舒朗，装帧也十分考究，前后连环衬，漆布面硬精装，外加玻璃卡铜版纸精美函套。

　　校对人员知道孙犁同志对文字要求很严，付印前不但增加校次，而且又在制版后校阅软片，从而切实保证了文字质量。

　　当这部书印装完毕，我与编辑李华敏前往孙犁同志家中送样书，老人从小李手中接过那八册沉甸甸的文集，神色十分庄重，亲手放在书架上，目视良久，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辈子，都在这套书里了。”事后，他曾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本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犁文集》珍藏版的发行，十分顺畅。此书刚一开机，出版消息便见诸报端。出版社又精心印制了一份像贺卡一样精致的订单，首先寄往各地作家协会，上面不但有文集书影、内容提要，还有直销的优惠办法：预付书款者，价格优惠，每套售价198元；书出之后，随行就市，将本着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不断调价。卖到只剩20套时，全部封存，等待若干年后择机拍卖。结果书还没印出来，便收到不少预付款，最后销售到1000元一套。就这价格，有一家很大的书店提出全部买走，出版社没有同意，理由：就剩这点书啦，不能只卖给你们那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