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不老的诗家(吴志菲)

屠岸近影

　　屠岸简介　　

　　屠岸，本名蒋璧厚，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1923年1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辑、总编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当代》文学双月刊杂志顾问，中国散文诗学会顾问、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等。先后出版诗集《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夜灯红处课儿诗》和《英国历代诗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翻译诗集等。

　　2013年3月23日，由中国翻译协会推出的大型文化系列纪录片《翻译人生》在北京首映。该片共拍摄了中国30名翻译大家的故事，是我国首部纪录老一辈杰出翻译家和翻译文化学者人生经历的大型文化系列纪录片。纪录片首集展现了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70年的文学翻译历程。不久前，被称为“中国十四行诗最严谨的楷模”的屠岸在迎来九十华诞之际，诗歌界、翻译界和出版界代表30多人，在北京举行了“屠岸先生九旬华诞学术研讨会”。

　　一代又一代的“诗歌少年”、“诗歌青年”在书中遥望屠岸，他的名字是和莎士比亚、济慈、惠特曼等诗坛巨匠们闪光的诗篇联系在一起的。在学界看来，著作、译作等身的屠岸是当之无愧的诗人、翻译家，但他却坚称自己是个“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他对诗歌的感情吧。从老人那慈祥而优雅的笑容里，笔者看到了他不老的诗心与暖暖的爱心。

　　(一)母亲是诗歌第一启蒙人

　　“一别家园四十秋，归心日夜忆常州。几回梦泳塘河水，难涤乡思万斛愁。”在诗作《乡思》中，屠岸寄托了自己魂牵梦萦的乡情。他坦言，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思乡之情也愈来愈浓，对母亲的思念也越来越深切。

　　文笔古塔在常州人心目中是“笔魂”的化身。1923年11月，屠岸出生在江苏常州文笔塔下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母亲的家族在常州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大舅公(外公的哥哥)屠寄是大学者，编著了史书《蒙兀儿史记》；大舅屠元博也是一代名士，著名的常州中学创办人，曾在北京担任过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后被日本人毒害死。屠岸自豪地介绍说：“大舅公屠寄，字敬山，是辛亥革命常州元老之一，也是近代史学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响应武昌起义，曾跟随孙中山。大舅公还是辛亥革命后武进县的首任民政长，后任国史馆总纂。”由于家学渊源，屠岸的母亲屠时(字成俊)也是常州的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尤其是在诗词丹青方面，造诣颇深。至今他仍精心保存着母亲当年创作的国画，时时观摩，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屠岸原名蒋璧厚，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至于这名字的意思，屠岸说：“大概是希望我成为一块很好的玉吧。至于用‘屠岸’作为笔名，我是学鲁迅，用母亲的姓，‘岸’字有对当时反动政府傲岸的意思，我很喜欢。”

　　屠岸的老家与瞿家祠堂是隔壁，如今，瞿家祠堂已改为瞿秋白纪念馆。屠岸说，“瞿秋白与我父亲是同学，从父亲口中我曾听过一些有关瞿秋白的事迹。我的父亲曾公费留学日本，学的是建筑工程，回国后当过工程师，也聘为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做一个正直、爱国的人。”

　　屠岸在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教他古文，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后来又教他《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我对诗的爱好，就从那时开始养成。母亲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30遍，我就不能只读29遍。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这个吟诵调是我母亲从我的大舅公那里学到的。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平时母亲一面干活一面吟诗。有好些古诗名篇我都能背诵，大多是因为听多了母亲的吟诵。”

　　屠岸说，他愿意按照母亲教的调子完成诵读任务。“我好像是在唱山歌，对文章的内容则‘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够从朗诵中得到乐趣。”但长大后“反刍”这些诗文，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含义，成为终生的精神财富。在母亲的教诲下，屠岸从小掌握了古诗词的遣词造句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从事旧体诗和新诗创作以及十四行诗的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直到今天，有时候屠岸心中默吟起那些诗篇，同时脑子里就浮现出母亲的形象。薄暮、窗前，出现了母亲的剪影；或者黄昏、灯下，展现出正在做针线的母亲的侧面——— 仿佛又清晰地听到从母亲口中流出的一句句唐诗宋词……

　　在母亲的吟诵感召下，屠岸渐渐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当时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苦中作乐，乐此不疲。母亲没有责备我‘不务正业’，相反还拿起笔来认真地批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直到解放后，屠岸被调到北京后，每有新作，都要寄到当时定居在苏州的母亲那里，去向她汇报，向她请教，这成了母子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

　　(二)绰号“尤里卡”的背后

　　“天上是孤独的月亮/我站在操场上/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13岁那年的深冬，屠岸在上海求学时写下的诗作《北风》虽然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句子他也已忘记，但当时那种为贫苦人悲愤的情绪，一直铭刻在诗人屠岸的心里。

　　屠岸的母亲是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闺秀。她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因此极力主张屠岸走出狭小的常州，到上海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1936年，13岁的屠岸挥手作别了故乡熟悉的山川河流，来到热闹繁华的大上海，考进了当时的江南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屠岸说，在所有的古代诗人里，他的心与杜甫最接近，特别是在祖国经历苦难岁月的时候，他和杜甫隔着时空在灵魂深处进行对话。

　　屠岸的第一首刊发的诗是在1941年12月1日上海“孤岛”时期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发表的，诗的题目为《孩子的死》。“处女作是篇散文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在日寇入侵时为保卫祖国而投奔抗日阵营，最后战死在沙场上。那时是在抗战时期，皖南事变之后，是有感而发。但我生长在城市，诗中的人物是凭想象描写的，诗很幼稚，但感情真实。”屠岸说：“开始写诗时是由于读了不少诗，自己感情高涨，觉得需要宣泄，就用了诗的形式。”

　　那时，屠岸的诗歌写作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诗人的命运往往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租界，“孤岛”已不存在。屠岸这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对日本侵略者行径满腔仇恨，作为一名学生虽然他没有拿起枪，但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使他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敌伪报刊写稿。

　　“我学英语是从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100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首，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100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屠岸说。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文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屠岸得了个绰号“尤里卡”(在希腊语里意为“我找到了”)。这个绰号取自一个故事。两千多年前，叙拉古的国王怀疑自己的纯金皇冠被掺了银子，交给阿基米德鉴定。阿基米德进浴盆时，由溢出的水获得灵感，他兴奋地跳起来，赤身裸体奔出门去，欢呼：“尤里卡！尤里卡！” 。

　　著名学者、教育家唐庆诒是屠岸读上海交通大学时的英语老师。尽管他双目失明，但讲课精彩，对学生和蔼、亲切，深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屠岸回忆说：“唐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两节课，全用英语讲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说，你们学英文要做到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能译，要做到脑子里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思考问题。”

　　一次，唐庆诒嘱咐屠岸到他家去一趟。唐庆诒对屠岸说：“我因目盲，不能阅读。所以请你来，为我朗读中文和英文的书报刊，每周一二次，可以吗？”屠岸知道先生是看中了自己的国语和英语发音准确流利，功课也好，所以要自己来帮他解决阅读困难。屠岸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一个接近唐先生又能为他服务的难得的好机会，说：“为先生读书报，是我最愿意做的！”

　　此后四五年间，屠岸每周登门一二次，风雨无阻，为唐庆诒朗读文学经典以及新闻报道之类的文章。屠岸回忆说：“朗读时，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不懂得的文句，先生随时指点，解惑，或指导我查阅参考书。因此这种‘伴读’本身就是优于教室听课的一种学习。后来我又为他查找资料，整理他的文稿，中文则手抄，英文则打字。这也是极好的学习，真是得益匪浅啊！”

　　1943年夏天，屠岸曾暂住在江苏吕城农村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前后共写了50多首诗。这一时期他的诗短小凝练，遣词造句讲究，语言干净清爽，在意象的锤炼上也颇见功力，有小令般雅致的美。如《古寺》、《小城》、《暮》等都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叩门》，则把作者向往革命、向往新生活的那种急切、新奇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观察和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油灯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修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三)两个时期的“地下艺术创作”

　　在那个年代，夜深人静之时，他偷偷地写旧体诗，背诵莎士比亚、济慈的诗。这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屠岸就像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地在自己的心里进行“地下艺术创作”。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也不能阻挡诗人的心灵写作。

　　抗战胜利后，屠岸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诗歌，并在1945年冬与挚友们成立了“野火诗歌会”，诗歌会延续了两年，最后被迫解散了。

　　1946年2月，屠岸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病，在上海交大读四年级的屠岸被迫休学。休学后，屠岸在地下党组织内做一些组织联络和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屠岸在《盲者之歌》里，表达了自己愤怒、痛苦的心灵独白：“是的，我还能够听到，狱官的厉唤和囚徒的怒吼，刽子手磨着冷亮的钢刀之声霍霍，我也嗅到硫黄的毒焰弥漫，受难者的尸体散发出血腥和腐烂的气息；而太阳离我太远了，寒冷啊，我只是在黑暗的寒流中起落！”当然，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屠刀，诗人并没有被吓倒，他反而唱出更加激越的强音：“哦，让三棱镜把远距离阳光的焦点，聚集在我的躯体上，让它向着夜中国的荒原燃起一股烽烟！”

　　1948年，屠岸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鼓声》，借用惠特曼激昂高亢的诗句来为革命擂鼓助威，并预示代表中国未来的共产党将取得胜利。“惠特曼的《鼓声》是我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我想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与此同时，屠岸还进行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卞之琳评价屠岸的翻译水平：“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饱蘸浓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光辉的一页》，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表在1949年9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上。作为“心灵诗人”屠岸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回避，但在诗艺上，他却极力逃避诗歌的概念化和口号化。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到这一号召，屠岸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提笔写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诗和文章。

　　1957年春，他被划成“右派”。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彻夜失眠，精神呆滞，后来就病倒了。1966年，他被戴上了个“三反分子”的帽子，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于是和夫人商量，打算同时自尽。可是他看到身边4岁的纯真可爱的小女儿，怎么忍心一走了之？

　　往事如烟，屠岸不堪回首：“当年我们那间牛棚里呆了好多人，我和贺敬之呆在一间屋子里……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这时他从未停止“地下艺术创作”，他曾写过这样一首《清平乐》：“三生有幸，毕竟棚门进。恶鬼瘟神全得信，硬着头皮听训。抬头阵阵春风……”1973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歌艺术的春天来了，诗人才有了重新歌唱的机会，才有了在艺术天空里重新翱翔的激情。

　　(四)“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屠岸比喻自己现在的心境，他用几年前写的一首诗《深秋有如初春》里的诗句：“曾经存在过瞬间的搏动——— 波纹在新碑上刻入永恒……”。那是红树黄花浸透过的丰盈、成熟和沉淀之后诗人的一颗赤诚的童心。他如春日般的诗心仍旧给人们带来鲜活的感动。

　　屠岸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担任过该社的总编辑，后又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创作环境改变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如同一棵饱经沧桑之树，强劲、坚毅。一首首佳作从诗人心灵的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作为十四行诗的代表作者之一，屠岸一谈起它马上神采飞扬。他认为十四行诗与中国古体律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首十四行诗就是一个“小宇宙”，它不像自由诗那样随意，而是有开头、高潮和结尾，有起承转合，足以充分地咏物言志。他最推崇的中国十四行诗代表诗人是冯至。

　　1986年屠岸出版了他的诗集《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此诗集出版后，得到众多诗界同仁的赞誉。诗评家杨匡汉称，“《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热”；李元洛对诗人的诗大加称道，“屠岸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风格的诗人，他的风格整体美学特色可以用‘高雅典丽’一语来概括”；著名诗评家谢冕、吴思敬也都对其诗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您属于哪个诗歌流派？”对此，屠岸说：“我很难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流派，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总的说来，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您认为中国新诗是否存在被冷落的现状？主要问题在哪里？”于此，屠岸直言不讳：“当代诗坛并不是没有佳作、力作，但不能否认现在新诗处于低谷。真诗和伪诗在相互搏斗，新诗在严峻的环境中进行着艰苦的挣扎。某些诗人或者对环境不适应，或者为迎合而媚俗。科技猛进、信息爆炸、经济全球化等时代特征给诗歌提出新的课题。穷则变，变则通。诗人们正在寻找一条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受众的诗歌道路。但是我要说，万变不离其宗，诗歌不能离开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否则，诗就走到诗的反面去了。”

　　屠岸这位“诗爱者”，对诗有着朴素的、不加修饰的、发自内心的喜爱。说到技巧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屠岸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没有技巧也就没有诗。诗最好不要有刀斧之痕，这不等于诗不要技巧。浑然天成，天衣无缝，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最高的技巧，达到了化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技巧规范。怎样学习技巧？说不好，靠各人自己去摸索，不仅可从文学作品，也可以从其他艺术作品去学习技艺，比如从优秀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去学习。学习技巧，要靠领悟。”

　　屠岸不光是个诗人，还是个杰出的翻译家。他小时候跟父亲学过日语，从小学到大学学过英语、法语。他翻译的《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译作与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屠岸花了3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2001年8月至10月，屠岸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并把《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屠岸说：“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但是济慈是不朽的。”

　　在屠岸看来，济慈的诗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作才能成功。”有位专家评论说：“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而屠岸的《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

　　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功莫大焉，翻译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翻译，中国不可能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可能了解中国；没有翻译这世界就停滞不前，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笔者问到屠岸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屠岸说：“我不能订诗歌创作计划。搞翻译是可以订计划的，而写诗是要凭灵感的。即使再专注地投入也未必能获得灵感。”离休后，屠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六七个小时，进行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有时几个月不写诗，有时思想忽然有所触动，就有了诗。我常常在床头搁好纸笔，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有时因为没有准备纸笔，没有记下，过了一些时候，会把想到的东西忘了。”屠岸说，“写不出来时不硬写”是他写诗的座右铭。

　　年至耄耋的屠岸依然保持丰沛的诗情，诗篇充满激情又内蕴深邃。他开玩笑说，如果上帝再给他10年时间，那么他的诗歌创作的生命将更加充实。据他透露，他的一本新的诗集《夜灯红处课儿诗》不久前刚刚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