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与时代(弋舟)

　　写作十余年，仍然是青年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所谓“青年作家”，想必首先是以年岁计，尽管此间的尺度模棱两可——没人能够告诉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你便不再“青年”；其次，所谓“青年作家”，必然也影射着某种创作状态，不出所料的话，“不成熟，有待提高”，乃至“有活力，堪可期许”，这样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都是评价一个“青年作家”的题中应有之意。年岁的事儿，无可辩驳，谁都是只能坐等年华老去；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状态，由于事关“辩证”，就有了可说的余地。

　　2000年，我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是年我28岁，很“青年”。千禧之年，我在那个被强调出来的时光门槛前，提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跛足之年》。今天看来，对于时代的敏感，正是我这样一个青年提笔之时最大的动因。

　　有没有罔顾自己所在时代的写作？对我而言没有。作为一个书写者，我的情绪、经验与世态炎凉之间必定难以断然切割；我的痛苦何来、欢乐何来，必定首先需要还原到具体的世相之中。于是，我这个青年，在“时代”的感染下，被那个以整数纪年的年份蛊惑着写起了小说。十多年来，我写下了大约300万字左右的作品。之所以罗列这样一些数据，首先是为了切题，我想弄清楚自己这样一个青年作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梳理的过程中，意义也仿佛翩然来临。当我去回溯，除了会必然地感伤自己此“青年”已非彼“青年”的事实，尤为令我吃惊的是，面对“时代”这个背景，针对我这样一个青年作家的写作，竟具有更为切题的意义。

　　“时间”是小说艺术最不可或缺的要义之一，它在形式与内容上，素来是这门艺术最为器重的利器。在这里，我想表达的不是这一利器在小说中所向披靡的普遍性意义，我想说的是，当我以“千禧年”来策动我的写作时，“时间”已被置换为“时代”这样一个变格。

　　和任何艺术一样，小说从来就在“单纯”与“复杂”之间抻拉着她的张力。“单纯”关乎天赋，是上帝给予一个小说家的不二法门；而“复杂”只能来自尘世，来自个人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本雅明那个著名的判定：“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离群索居，一个多么难以完成的指标，我非不愿，实不能。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几无转圜余地地剥夺你离群索居的权利；而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几乎没有了争取这种权利的勇气。我们呼吸着这个时代的空气，贪恋着这个时代的贪恋，被这个时代的呼吸和贪恋滋养与戕害，在这个时代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训练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技艺，被规定与侵袭，还需要额外的说明吗？

　　那么，在这样一个奔跑着的、一切皆在“提速”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品质发生了怎样的位移？对于文学而言，最为致命的是，她本是一个应当何其缓慢的姿势，被裹挟在峻急的时代里，文学难免步履踉跄，事故频发。文学现场里的事故，必定会伤及我们每一个书写者，无论如何，不管你是一个看客还是肇事者，你都在场。离场虚构，在某些时刻象征性地实现离群索居，这是上帝恩赐给小说家的最好礼物。如何让现在进行时的“场”，成为我们一切虚无感的起点？答案是，你必须到场纠缠。读写经年，我当然首先是在临场辗转。我体会了所有这个时代应该体会的况味，感染了这个时代文学现场一切能够感染的积弊。我自认是一个敏感者，否则不会去写小说，何况我还“青年”，一个“青年”敏感者，过分地感知世界，这亦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自认不是一个健硕者，大口呼吸的同时，有着一切文学细菌都能将我感染的风险。由此，极有可能，这个时代的文学事故对我更具杀伤力。如今回溯，十多年来，我的写作堪可当作一份厚厚的病例，一个青年作家所能够犯的一切毛病，我几乎都犯过。可我并不想因此沮丧。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被这样复杂地训练过之后，变得世故，是一个青年作家最大的陷阱，而过分沮丧，恰是导向世故的致命根源。

　　如今我惟一惧怕的是在写作中被同一条壕沟反复撂倒。就我而言，最容易撂倒自己的那条壕沟在自己的骨子里——就是所谓的“天性”。当然，我珍爱我的“天性”，但我必须承认，全然依靠“天性”所写下的那些作品，如今已很难令自己感到安慰。它们曾经对我堪称重大的支撑，如今已日渐崩塌。靠着天性发言总是相对简单与轻易，就好比石器时代总是容易泾渭分明。作为一个年逾不惑的小说家，我还能够被允许以“青年”为口实、仅凭着天性来书写吗？如果我足够尊重小说这门艺术，足够尊重这个已经远非石器时代的今天，我就只能向着更为艰难和复杂的方向跋涉，不惮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来修正我的道路，因为，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也许，当我竭力以整全的视野来关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破绽，这也许会赋予我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惟有此，才能解决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轻浮。(弋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