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守护出版人的神圣和纯粹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陈昕因在市场取向和文化价值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而让出版的本质更具魅力，引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更大体量和更强动力，为中国好出版树立了新的海派里程碑而荣膺2012中国书业年度评选最高奖项年度出版人大奖。

　　在颁奖盛典现场，他在从新闻出版总署前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手中接过奖杯和证书后发表了简短而意味深长的获奖感言，举座为之动容。陈昕平静地说：在这样的时刻，我内心却有一丝不安。我觉得，我不应该获得年度出版人称号。我认为有很多同行在过去一年中比我做的更好。我以为，我是代表新一代的上海出版人来获得这一奖项的。在此，我想代表上海出版人说，我们热爱出版人这个职业，珍惜出版人这个称号；我们努力多出好书，为中国文化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上海出版人的座右铭是，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我希望出版界同行一起来守护出版人的神圣和纯粹。

　　今年是这位长于以精深实用的理论体系解读书业趋势的经济学者和出版家从业35周年，他的当选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在资本时代如何坚守出版本质的价值。

　　回归进步主义传统

　　近三四年来，有中国出版经济学家第一人美誉的陈昕有一个变化，引起业界关注：出席各类论坛就产业趋势问题发表高见的时候少了，撰写呼唤出版人坚守启蒙大众、追求进步使命的回忆文章多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成为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2005年成为中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出版企业，此后，在上市问题上表现谨慎。因此，有业者认为，在主张商业价值的产业派和主张文化价值的文化派中，陈昕属于文化派。

　　对于这样标签，陈昕并不认同。我确实听到这样的说法。在网络时代的争论都会变得极端，不是左即是右，不是黑就是白。其实，成熟的出版人总是在平衡各种力量的关系。实际上，在推动中国出版产业化的进程中，我可能是中国做得最早的人，也是呼吁最多的人。陈昕在接受《出版人》专访时强调。

　　的确，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入行至今，陈昕以它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书业历史变局的重要见证者。早在1985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出版业的论文就是《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研究》。这也是全国第一篇将出版定性为产业的文章。在此之后，他陆续做了大量出版产业研究，也最早呼吁按照出版产业要求发展出版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中国图书价格改革到发行中盘建设，从必须组建以出版集团为主要形态的新型市场主体到建立超级书店、连锁书店和现代物流体系，直到近年向数字出版转型，可以说，围绕每一个阶段中国出版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昕都曾撰文剖析。我想，当代中国书业有关出版产业的概念，有不少是我率先提出来的。而且，我在出版实践中身体力行，领导我所在的出版企业不断完成产业化转型。陈昕说，因此，对于那些说我不认同出版产业的观点，我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陈昕并不否认近几年来他更多强调出版的本质和文化功能。陈昕说，2008年是他观察和研究中国出版业视角转换的分水岭：此前，聚焦于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过程和问题；此后，一直都在强调出版的本质发展出版产业的目的是为了出版更多好书，是为了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建设。

　　陈昕发现，2008年以后，在向出版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一部分出版企业确实出现了小小的偏差：过多地注意出版的产业属性，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忽略了出版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他所忧虑的。为此，他利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话题呼吁对进步主义出版传统的回归。2011年8月，在上海书展以阅读的未来与价值选择为主题的阅读论坛上，陈昕发表了《出版和阅读的春天在哪里》的演讲，敲响当出版一脚跨入资本时代后，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的警钟，强调进步主义出版传媒的核心主张出版的根本价值在于启蒙大众，追求进步。同年11月，他在《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出版》一文中再度申明，书业做强做大应该在坚持出版的本质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前提下开展，应该以多出好书为根本目的。即便从创造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要求出版业。也应该清楚，出版创造的经济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出版产业内部，而是体现在出版产业之外。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向出版产业转型的重要性，而且一直主张转企改制以培养真正的市场主体。我也在强调，在出版进入资本时代后不要完全否定资本的作用，强调资本对于推动出版产业发展，尤其是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不能把盈利作为唯一的目的，这样中国出版业就有可能像美国出版业一样出现过度娱乐化的倾向，甚至走得更远。陈昕说。

　　2013年1月，陈昕将近四五年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成长历程和出版前辈的回忆文章结集为《出版忆往》，交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他强调这些提前到来的回忆乃是出于对出版企业可能异化为金钱奴隶的担忧。我们必须要有坚强的信念，才可能在这个时代驯服资本，让资本为出版更多好书服务，而不是出版为资本所利用，成为资本的附庸。这是我们艰巨而重大的责任。到底能不能做到，还很难说；但是，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陈昕对《出版人》说。

　　先知先觉的思考底蕴

　　其实，早在2003年，当各个出版机构忙于转企改制与事业单位身份说再见时，陈昕便敏锐地注意到另一种产业苗头：唯利润派一哄而起。当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在筹备组建股份公司，面临企业使命的重新定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陈昕鲜明提出后来被广为传诵的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的核心价值观，为海派书业树立了文化新标杆。应该说，在整个出版业将产业转型作为第一驱动力的时候，这样的提法因貌似保守而显得不合时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超前判断正在成为被事实证明的预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陈昕是中国书业的未来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昕撰文呼吁的焦点也常常是中国书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而且，往往是在大家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指出并被后来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路径。1988年，针对1986年后中国图书市场在高速增长后回落的事实，陈昕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得出中国图书市场在19841985年以前属于买方面市场，这之后属于买方市场的判断。此论一出，议论纷起。期间，陈昕还与出版界前辈王益打起笔仗，成就了当代出版史的一段佳话。随着中国书业市场的演变，业界都接受了陈昕的观点。

　　此后，几乎在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陈昕都会打响第一枪：1995年，首倡组建出版集团，此后，出版航母改变了中国书业的竞争格局；1996年，提出发行中盘建设，新华系由此获得发展动力；2001年，鼓吹打造现代物流体系，平台建设借此拉开序幕。特别是2005年、2006年间，在美国使用电子出版这一概念的时候，陈昕率先提出数字出版的这一全新命名方式，为中国乃至世界书业数字化转型确立了大方向。

　　在过去近30年间，陈昕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出版产业中的重要问题，而且，先声夺人，对其趋势作出正确判断，以致有人开玩笑称陈昕好像是为出版而生。陈昕说，在从普通编辑到出版集团老总的职业生涯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工作中养成了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他有两样法宝，一是了解出版史，鉴往知今；二是在了解历史基础上，预测趋势。陈昕说，他早年做经济读物编辑的时候就喜欢分析未来趋势，这一习惯后来也用来分析出版产业发展，其中，一直把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作为重要参照。

　　在激情满天飞的当下，陈昕推崇有根据的认真而严肃的探讨。陈昕不讳言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不参加任何业内论坛，这些讨论基本上很少建立在具有学科背景的基础上，争来争去，意义不大。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这个行业有敬畏之心的人不是太多，做研究的人少，做判断的人多。

　　陈昕下过乡、当过兵，曾阴错阳差地进入出版业，资料室是他的大学。陈昕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罗竹风、巢峰、宋原放等上海出版界老同志的言传身教让他获益良多。后来，在系统地阅读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后，他对出版业担负的责任有了升华和感悟：实现个人文化理想和促进国家进步。这些经历构成了他入行的第一课，给他打下了出版作为文化积累和传承阵地的底子。陈昕如此表露对出版的深爱：历史曾给我一个机遇，1977年，我成为一个出版人。在这个行业工作4年之后，我选择出版作为终生职业，虽然以后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和诱惑，但对出版的选择和信念一直没有动摇。因为，在我看来，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它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本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构建。还是因为出版是历史长河和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回首观潮，总是心生豪迈和虔敬。

　　在陈昕构建的具有针对性的出版理论体系中，不断深化是一个关键词。他把自己的出版经济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是第一轮分析，而2005年以来是第二轮分析。相对第一阶段，他的第二阶段研究，资料更新，更为深入，也更加系统化。陈昕透露，继他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出版产业发展阶段研究(19782005)》和专著《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之后，目前他正在进行关于中国出版业市场体系和竞争的研究。陈昕认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目前中国书业市场体系还不够成熟，虽然竞争激烈，但是，都是低水平竞争，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果说我们出版业的改革还存在短板的话，那就是市场体系、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市场环境的建设还远未成熟，甚至出现一些难缠的悖论，一方面市场化(管理、规范)不足，一方面市场化(野蛮竞争)过度。陈昕在《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出版》中曾这样写道。陈昕这项新研究已进展一年，旨在破解2005年以来中国图书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今天的市场发育不好的话，未来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业务形态就建起不起来。陈昕说。

　　放眼百年，上海出版业目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的重组完成，上海出版业将迎来继曾在解放前成为中国出版中心后的第二个重大发展机遇期，蓄势待发。

　　在出版产业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出版人如何寻求经济效益与文化追求的平衡点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它不但关乎对出版本质的重新认识，更关乎现代书业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陈昕正带领新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给出答案。张元济、陆费逵等一系列民国前辈曾把出版作为文化救国和报国的途径，这也是陈昕想要延续的充满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书业传统不回避市场，也不回避资本，为出更多好书服务。出版人要始终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而利润是作为出好书的一个伴生物而出现的。陈昕对《出版人》说。

　　陈昕曾把过去30多年的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目前仍处于1995年以来的常规增长阶段，而它的发展与渐入佳境的技术革命互相关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出版产业正在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传统出版业正面临巨大挑战。适应技术革命要求，实现产业转型，这是我们目前的重要任务。陈昕说。但是，他的认为，对这一转型过程还要冷静观察，目前还处于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混业经营的状态。无论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要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内容提供者的目标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内容提供始终是出版最重要的价值所在。陈昕说。

　　近年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一直在打造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工具书、古籍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在内的六条产品线，而随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的战略重组，其内容提供的竞争能力得到空前强化。据悉，目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的项目已达176项，位居全国出版集团之首；而其以辞海、汉语大词典和英汉大词典三大编纂基地为龙头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能力也足以傲视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已拥有10个以上利润在1000万元至3000万元间、以出版为主业的赢利机构，使其择机上市的底气更加雄厚，有信心进入到资本市场后凭借出版主业就能有很好的赢利能力，将来不会走偏去做其他非相关业务。

　　有基于此，从完成向数字出版转型到加强功能性业务平台建设，从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主业到拓展海外市场等一系列战略举措，这些将推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陈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