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勾起无尽的思念(孙友田)

　　徐州煤矿的诗友刘玉龙，在《徐州矿工报》2013年2月22日的“煤海”副刊上，发表了组诗《这座关闭的矿山》，其中一首《留守的井架》勾起我无尽的思念。因为我年轻时工作和生活的夏桥煤矿，就是一座关闭的矿山，它曾经哺育我18年，我为它写出千首诗，是我飞向中国诗坛的起点和基地。那一座留守的井架，留守着我的青春、我的欢乐、我的梦想。

　　2012年秋天，徐煤开采130周年之际，我应邀赴徐参加青年矿工诗歌竞赛的评奖工作，曾在刘玉龙、何圣龙、王宝金等老友陪同下，去贾汪看望日夜思念的已经关闭的矿山。一进熟悉的矿门，就感到陌生的苍凉和悲壮，不见了上班下班的人群，不见了川流不息的煤车，铁道旁野草丛生，办公楼门窗紧闭，鸟雀的鸣叫代替了汽笛的呼唤，只有高高的井架，依然屹立在原来的岗位。刘玉龙在《留守的井架》一诗中写道：“割煤机外出创业/信号灯外出创业/螺丝钉外出创业/只有井架无法移动担当留守/脸上的表情苍凉悲壮。”

　　高高的井架是矿山的标志，是煤矿的脊梁。矿山的兴起和关闭是自然规律，井架放下了肩上的重任，但不愿倒下，被诗人称为“留守”。这“留守”二字，形象生动，意味深长，充满了人性和诗意，只有矿山人对矿山封闭后的井架，才会有这样特殊的情感。留守的井架“让太阳镀成一层层金光/成为不食人间香火的一尊佛像。”钢铁的井架就是一尊太阳神。在关闭的夏桥煤矿内仰望井架，往事如潮，冲开记忆的闸门。

　　1957年8月30日晚上，我们一群淮南煤校的毕业生，走进夏桥煤矿的老东门，向煤矿报到，一眼就看到了主井和副井两座高高的井架，井口旁闪烁着盏盏矿灯，在我心中，那挺立的是诗，那闪光的是诗。当晚，就在日记里写下入矿的第一句话：“煤矿不仅产煤，也产诗。”

　　因为我学的是矿山机电，就被分配到位于井架旁边的机电科，与煤结缘，从此开始。上世纪60年代，是徐州煤矿大发展时期，站在夏桥煤矿工业广场上，就能听到远处的开山炮声和新矿鸣放的汽笛。白天跟师傅下井劳动，晚上就想把心中的感受写出来。当时，我住在夏桥矿东门外的集体宿舍，晚上写诗怕开灯影响别人休息，就跑到门外的路灯下写，口袋里装一盒龙虎牌的万金油，写困了就抹一抹额头。《诗刊》1961年1月号发表的《大山欢笑》，《人民文学》1961年9月号发表的《矿山电工》等诗歌，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夏桥煤矿是一座百年老矿，有悲痛的血泪史和英勇的斗争史。在为煤矿编写矿史的过程中，我写出了两首儿童长诗：《矿山鸟声》和《带血的泥哨》，分别由上海少儿社和江苏少儿社出版。

　　我父亲会唱“数来宝”，这种基因也传给了我，在矿上，知道我写诗的人很少，却都知道我会唱快板。入矿不久，我参加了机电科的业余宣传队，经常到井口宣传矿工的先进事迹。与王明章合说的对口快板《说唱夏桥煤矿》，从贾汪唱到徐州，又从徐州唱到南京，参加了江苏省职工文艺会演。与郑金柱合演的双簧《肯尼迪哭五更》更有趣，我在后边唱，他在前边演，突然，全场大笑，原来他把用白面做的大鼻子，扭下来甩到了地板上。

　　1958年，我在夏桥煤矿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煤海短歌》，封面上就有高高的井架和上井的矿工。由于设计精美，还参加了莱比锡书籍装帧博览会。1959年，我在夏桥煤矿结婚，高高的井架是证婚人。1960年，我从夏桥煤矿乘车北上，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高高的井架为我送行。如今夏桥煤矿关闭了，感谢诗人为关闭的矿山，写出了《留守的井架》。诗的结尾，井架悄悄隐入矿工甜蜜的梦乡：“给坚强的骨骼补钙/给结实的肌肉加力/给舒展的经络运气/打造出一个个象形的井架/每天托举鲜红的太阳/从梦想的心中升起/从厚实的手中升起。”

　　关闭的矿山，你的汽笛在我心中回荡，你的矿脉正向远方延伸。留守的井架，留守着矿山的青春、矿山的欢乐和矿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