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写作与快乐(黄亚洲)

　　在我女儿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谈我对女儿学习写作的一种态度，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女儿大起来不会当作家或者编剧，这是我多年的估计。因为她写东西，基本上是靠逼的。你说呢，出游一趟，连跑几国，笑也笑了，买也买了，吹也吹了，就是不会想到动笔写点什么。若不是我照例扮红脸严厉地讲一番道理(并不光是心疼出国旅游费)，她是不会主动写下任何文字的。

　　“好好好，我写我写。”她这样说，然后一下子从上海寄回来五篇。我妻子读了后，对我大嚷：“比你写得好。”

　　我女儿上网、买手机、读书之余，总是想到哪儿打打工(兼玩玩)，甚至于客串影视剧小角色，甚至于悄悄报名“选美”，对于这些“酷”她都乐此不疲，心向往之，而动笔写文章这种苦差事，绞脑汁的事，没有扮红脸的人在一旁叱责，她不干。

　　这不是作家应有的品性。作家的青少年大约都不是这样的。

　　虽说她近几年发表了不少散文，最近《萌芽》第五期上又是一篇，题目被编辑改为《旅途上五个可爱的家伙》。其实题目不标明可爱整篇东西也很可爱，这是我后来的读后感。“我自己投稿的！”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很得意，“我可不认识任何编辑，我也没说自己是你女儿，我就是个普通大学生！”

　　其实我也不奢望她成为作家。女儿说过，生活就是为了快活。这话有点尼采的味道。说到底她快活了我也快活。世界上最快活的绝不是作家，最忧愁的倒可能是。作家的自杀比例相对高一点东半球与西半球全是。

　　关键是她没有压力，她现在感受到的压力那不叫压力。

　　在以后的日子里，如若生活或时代取代父亲给她“扮红脸”了，她真正感受到什么叫“酷”了，她倒也许会在写文章之中寻找出“快活”来，“生活就是为了快活”到那时会解读出多重意义。

　　但是我仍旧不奢望或者说不希望她当作家。我只希望时代不要太酷，女儿能保持平常心，按时玩她的年龄，快活一生。

　　女儿后来大学毕业，去莫斯科大学读研了，回国以后在北京工作了，现在专做影视剧的策划、编辑、引进、发行、制作之类。她先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直属企业当“国内部副主任”，几年后就来电话“通知”我她要“下海”，我说好端端下什么海，但她还是投身于一家民营企业去当什么“总监”，近来频频代表这家企业在各地的颁奖会上领奖，许多七七八八的奖杯砸到他们的电视剧《悬崖》和《北京爱情故事》上，她飞来飞去致答谢词，忙得不亦乐乎，我打电话去她经常是拒接，说“现在不要来电话，没时间听”，而后她的来电中喉咙十有八九是沙哑的。

　　她果然没有成为作家，现在文章也写得少了，只写策划书之类，她只是跟作家、编剧打交道，做他们的“星探”，跟他们签约。她当然一直不跟我签约，嫌我老套，只晓得“主旋律”，而且把“主旋律”也弹拨得音色单调，这当然使我惭愧，知道自己离人民大众的需要很远了。

　　其实女儿最终不成为作家我也是很高兴的，尽管她自小对文字的感悟力不低。我觉得，只要她自己快活就行了，她喉咙沙哑着并快活着，这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活方式。她的“下海”完全是自找的，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都三十了我可不愿意就这么安安逸逸一辈子。”所以她跳下去了，我知道她是在找自己的快乐。

　　说实话，一个人，也就这么几十年。

　　再说实话，我当我的作家也很快活，老套着并快活着。我按照自己的思路虚无缥缈地摸索着中国的历史风云，尽管这一过程经常伴随忧愁、惊愕、拍案，但也快活着。我跟历史签约，用我老花的视力一句一句解读它们。

　　所以，做不做作家都是可以快活的，只要有一颗主动寻找快活的心，哪怕喉咙沙哑一点，也不要紧，多备点胖大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