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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称应警惕宏大叙事:我可能到死都写乡村题材(万建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23日10:02 来源:长江日报 万建辉
《河岸》 作者:苏童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页数:291页《河岸》 作者:苏童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页数:291页
苏童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记者彭年 摄苏童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记者彭年 摄

  苏童(1963年-),中国当代作家,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南京。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米》、《1934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苏童是中国当代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苏童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从那时起,苏童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的主将。1989年以后苏童的风格有所变化,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妻妾成群》是典型代表作。《妻妾成群》后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2009年11月,苏童以《河岸》赢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继2007年姜戎的《狼图腾》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强攻“神性”往往徒劳

  “一个写作者更重要的一面,是要珍惜自己写作中的世俗心态,世俗性的一面其实最靠近神性。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精神角色定位于世俗的一面,他的道路是宽广的。这是一条捷径。”

  4月20日,数十位湖北知名作家、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齐聚华中科技大学,探讨苏童作品的“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讨论收尾,苏童抛出不同于与会专家理论式剖析的个人经验解读。

  他说,“从世俗走向神性,这是我的方法。颓废与否,与我无关。”

  苏童说,这些年他观察,一些作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有意无意追逐甚至赋予自己创作的“神性”,赋予自己某种精神角色。最后,无数这样创作的文本所散发出来的“神性”,在许多意识形态和宗教里都能找到,这就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怀疑,“强攻,往往效果是比较徒劳的”。

  “在我们过去的文学秩序中,作家经常被扮演成一个医生的角色,似乎在启示,好的作品对社会有疗效。然而标高作家角色真起正面作用了吗?不一定。我认同法国作家让·科克托的一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病人,我们只不过需要一个对病情的诊断’。对病人的定位,我认为准确。”

  关注人性的中间地带

  “其实我关注的从来不是人性的黑暗面。人性是有褶皱的,打开这个褶皱,恰好是宽阔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是我感兴趣的,它的天地很大。”

  苏童说,看待人性,他反对唯一性界定。“人性的深度、宽度是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所不能概括的。写作是打开人性的褶皱、打开自己身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无需过多考虑读者,考虑作品给读者呈现怎样的人性。”

  他以《河岸》为例,“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一直都在对那个时代的人性进行观察和思考。‘十年浩劫’中,那些人伦惨剧,真正来自于人性溃烂、暴戾的东西”。

  作家不要离现实太近

  “作家真的是在反映现实吗?其实有时我是怀疑的。”

  苏童讲了《红粉》背后的故事。“我上小学时,要经过一户人家的门口,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和两个十分漂亮的女儿。听说那位老太太曾经是一个妓女。我非常好奇,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娶了这样一个妓女,然后生了这么漂亮的两个女儿。后来,我就写了《红粉》。很多年后,我问母亲,陈阿姨(就是那位老太太)为什么要做妓女?母亲非常生气,问:‘谁说她做过妓女?’原来我的这种所谓冲动的原型,是冤枉的。”

  有人问,我们的时代有很多可写的东西,为什么你的一些作品跟当下生活总有一段距离?苏童的回答是,作家跟现实的拥抱要有一拳之隔,拥抱太紧彼此都要窒息。“我的蓝图是离地三米的低空飞翔,飞得太高会不接地气,但要有飞翔”,苏童说。

  可能到死都写乡村题材

  “一个人所有的写作资源其实都是个人记忆。有时我会对人说,那个时代那么清晰,不就是一篇小说吗?写作就是如何利用记忆力的问题。有人问我,写了几十年怎么还在写乡村题材。我的回答是,是因为我的童年记忆取之不尽,可能到死都写乡村题材。”

  苏童说,他童年记忆的丰富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那时各家的门都是开着的,各家的事都互相知道。小时候的家,房前一个门,房后一个门,除了街坊,就是船夫。7岁时还到过父亲的老家,那里水很多。这些零碎的记忆穿插起来,构成了《河岸》的底色。

  “香椿树街、枫杨树故乡与童年疾病生活,成为我写作的根据地,和地理、精神意义的存在,一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作家从局部拥抱生活

  4月20日,在华中科大举行的苏童作品研讨会,主题为“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苏童对这个主题的看法带些冷幽默,“我有点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有一种异己的色彩。我特别害怕高屋建瓴,大一统。文学永远需要异己,需要敌人。你要文学生态健康,没有异己,要培养异己。从这个意义上讲,颓废是正当的权利”。

  批评界称他善以“少年视角”,写少年孤独、绝望、邪恶与犯罪的边缘故事,如《城北地带》;还写疏离主流的边缘故事,如《红粉》中关于被改造妓女的命运,这种“边缘叙事”,实质是选择一种他认为合适的话语姿态和话语视角。

  对此,苏童回应,“边缘叙事”是相对“宏大叙事”设置的概念,这种区分是出于建立某种文学秩序的需要。然而所有的文学秩序其实都是主观的,注定是脆弱的。“2000年左右,法国朋友带我去看夏多布里昂墓,我问,夏多布里昂重要吗?朋友答,曾经非常重要,夏多布里昂曾为法国文学设立标准。但是今天,曾经根深蒂固的标准早已失语。可见所谓边缘,经过时间和文化的大浪淘沙之后,它是可以滑动的,甚至可以成为主导文学的力量。边缘不必以弱势的地位给人俯视。”

  他认为,宏大叙事反倒值得警惕。

  “如果说一个作家在筛选和淘汰生活的素材时,像鸟一样守候在海洋上,一定是局部的守候。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局部的’。所谓作家的敏感,其实是海鸟对食物、气味的敏感。通常来说,作家们拥抱生活都是从局部开始的,发现现实的真相也是从生活的局部开始的。所以要警惕那些理论家们批评家们所倡导的,什么宏大叙事啊,伟大的时代啊,时代的召唤啊,我的观点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苏童很喜欢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一个人的心灵史通常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表达,能有这样的野心和信心,说我要写中国的当下现实。他只能从一个局部楔入。”

  苏童的“边缘”生活

  对非主流的东西保持敬意

  苏童的写作、阅读到生活,有一些“边缘”的反主流之举。他说,“对非主流的东西保持敬意,这是我的癖好”。

  他的阅读“可能有点死板和怪。精品会反复读,市场上的新作反而会警惕,人人叫好流行的东西会警惕。就像看片,我会看闷片,因为障碍和阻隔的背后,一定有寻常意义之外的东西。最近我看东欧的电影,看看他们摆脱意识形态后,电影如何表达人生与社会。与欧美比,东欧就有一种不同眼光和气息”。

  阅读方式,他也“有些老派,不习惯在网络上看超过3000字的文本。因为那样没有我要的阅读姿态——靠着或躺着阅读,很自在的那种”。

  当代网络作家大量出现,苏童小心地保持距离,“听说有网络作家一边写,一边就发表到网上,改都来不及改。这样的速度,在我们青年时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方式,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流。当时我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一种写作姿态,如今正好有点边缘了”。

  未来,苏童更倾向于创作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

  苏童的回答同样“非主流”。“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说,我的梦想就是写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小说。作家的梦想都是写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而且越长越好。”但“我从来不掩饰我对短篇小说的爱。你要说为什么,我只能说:身体气质。这是唯一可靠的解释。所以我说自己生活在夹缝中,不仅是生活的夹缝,还有我的文学、我的爱好和我的理性,也有一个夹缝。所以,我用几年写写短篇,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是写写长篇吧”。

  苏童说作品

  《河岸》是我最好的小说

  《河岸》写了两年半不到三年。目前来说,它应该是我最好的小说了。它调动整合了我关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记忆。

  《河岸》中,我并不是刻意要表达船上或是岸上哪一块应该是库家父子的天堂,哪一个是地狱。我其实一直是写他们在流动当中,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但是,在船上的生活,在河流之上的生活,其实我赋予了一种诗意,或者是一种最温暖的人性生存环境的色调。

  库文轩是被多重力量所挤压的一个人物。一方面挤压他的有当时的政治风云,有他的血统问题、身份认同问题,有他的私生活问题,也有权力所带来的堕落。他剪去自己的男根,认为这是一个原因,后来才发现他人生的困境不是来自于肚脐以下这么一点点小范围,他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导致他最后绝望、放弃的原因。

  儿子库东亮的成长过程,正好对应于父亲的腐烂过程。这个小说真正的谜底,是库东亮在河岸上将怎么生活。小说最后,傻子扁金的一个告示牌,不许库东亮再上岸,这才是我比较着力,刻意想要抖出的一个谜底。

  我最新的小说名为《黄雀记》,《收获》今年第3期将刊出。书名源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讲的是一个青少年强奸案,一个错综复杂的案子,时间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三段体,解扣式的结构。

  三个人一个事件展开,三个人的视角,三个受侮辱的人的命运,背后是时代的变迁,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关于绝望和希望。

  记者手记

  把写作当做一件俗事

  万建辉/文

  苏童坐在那里,周身仿佛有一个画框,他的水墨形象在其中微微荡漾。牛仔裤,黑框眼镜,苏童远看像一个少年。

  方方开玩笑说,看见他“胡子拉碴的沧桑形象”,他就坐在那里不时抚弄自己的胡茬。在喧哗的会场,他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在一起。

  苏童早已超越了为生活而奔忙的阶段。这位深谙江南之美的作家,仿佛已经活成了他所写的那些文字,温暖静美。

  他把作家比作一只焦灼、渺小地在生活的海面之上飞翔觅食的海鸟。生活充斥着种种细节,但那不一定是他要找的现实。所谓现实,他说,就像一阵风,只有作家能把它捕捉到。这么说,他是承认《传道书》那阴郁的预言:“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苏童肯定世俗,也怀疑世俗,因此有所批判。他写了那么多南方故事,却怀疑南方只是一个空洞幽暗的所在,只是一个存在于文字中的文学主题,书写南方等于求证虚无。他根据传言想象了一整套故事,发现那个激发故事的传言是假的。不过,他的悲观留有余地:他承认捕风的价值。这就是世俗托起了他,他把写作作为一件俗事,一件结结实实可以去做的事情,不至于因怀疑而落入完全的虚无中。

  作家、学者、批评家、媒体,各路人马要围绕苏童忙碌整个“春讲”季节,以便把他写进文学史。在这场“当代文学经典化”运动中,他会亲眼看见自己被写进历史。这种书写很可能被擦去,但仍非同寻常。毕竟,只有较少的时代才有这样的余裕,让身处其中的人当下修史。

  主持人感谢苏童“陪我们玩了一天”,苏童冒出一句:“谁跟谁玩也不一定!”这是谦逊是客气,同时也是怀疑,是虚无在发声。

  “这边好像也有一条路,可以回房间去。”从报告厅出来下楼,苏童突然对同伴谢有顺说。这就是苏童,从高深的关于虚无的论辩中出来,一脚就踏入世俗的生活技巧,那么灵敏,像香椿树街上一个自得其乐的男孩。

  他们说苏童

  苏童有实证主义精神。他曾问我他写的故事有无真实感,这是很可贵的东西。真实感,比强调灵魂还重要,没有物质外壳,灵魂可能是空洞的。真实感是让作家和读者彼此有信任感的东西。有些作家小说里的人物,那钱是哪里来的,住五星宾馆,穿名牌,与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生计不符合,那你所探讨的所有灵魂问题和精神问题都是空洞的。故事里人物的穿着、室内器物,如果对那个时代了解有限,作家不会轻易碰,要有这个禁忌意识,苏童的小说里就有。

  ——谢有顺 (中山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他把原来的故事反着写

  苏童小说主要是消解过去小说中的主题,把原来的故事反着写。如《妻妾成群》,以前做妾都是被迫的,苏童笔下的女大学生是主动进乔家大院;如《红粉》,1949年后对妓女改造得不成功,没改造的反而从良。

  颓废是个后现代概念,江南式的伤感、忧伤,体现了苏童的艺术天赋。我不同意“先锋”是写不好现实才去玩技巧,苏童有底子、有才华,会释放出来。

  ——昌切 (武汉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他写少年犯罪让人印象深刻

  暴利、鲜血、性和死亡,苏童小说写少年犯罪给人印象深刻。这些犯罪不一定是思想犯罪,可能天生就是血液中多一种犯罪的激素。少年的恶是否与生俱来?这种出生选择的观点可能许多母亲不接受。从社会角度找原因,这个社会许多人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相当多年轻人处于不可逃避的生存悲悯状态。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但他们自己还不认为这是犯罪。

  ——樊星(武汉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他的“边缘”被主流关注

  “边缘”原指知识分子中心地位滑落,也有反叛主流的意味。苏童写边缘或者说边缘叙事,却一直受主流关注,苏童与文学主潮保持距离,看似作品与主流没有联结,实际上与主流有联系。苏童对民间、边缘表现出兴趣所在,把自己置身历史舞台之后,享受更大的自由,以便更好设计自己的话语。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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