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语境化”的文化研究(王林生)

　　《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 　　金元浦主编；群言出版社出版。

　　文化研究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本世纪初，生产扩大化使我们的生活与消费紧密相连，流行与时尚带来的各种思潮更是此起彼伏，一批批名噪一时的“文化事件”构筑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由此，我们问，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些“文化事件”？而当我们直面这些令人目眩的“文化事件”时，却发现了自己话语的匮乏与理论的焦虑。于是，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异域他乡，在霍加特的著述中发现了对“酒吧”的分析，在威廉斯的著述中发现了对“乌合之众”的研究，在汤普逊的著述中发现了对“婚姻启事”的关注，在霍尔的著述中发现了对“交通信号灯”的阐释……由此，我们从探索者那里借来“文化研究”一词，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文化研究”直面现实，能给当下的文化际遇以最为密切的观照，是“最语境化”的学术。

　　《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的编著者金元浦不仅是世纪之初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也是文化研究的践行者。由此，我们又问，作者究竟在这部书中采取了何种路径来做文化研究？正如编著者在后记中所言及的那样：做文化研究应选择个案。何以如此？从学理而言，在于个案是包含文化行为的实践，这里的文化是指涉及一切意义生产、流通、消费、娱乐的日常生活。个案是最生动的文化实践，而文化研究作为“最语境化”的学术始终与大众的文化实践相关，因此，选择个案来做文化研究是二者的“心心相印”，是彼此“心灵”的契合。在具体的“语境”中思考个案，就意味着这个语境要追随个案的改变而改变，也意味着文化研究要在不断的“搭建——拆解”自己工作平台的循环往复中变换自己的学术视野，要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和未定的姿态来面对世界。

　　在急剧转型的时代中涌现的文化事件无疑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可以剖解的个案。由此，我们再问，在这部书中，究竟选择了哪些“最语境化”的个案？这里有对景观世界的关注，它是极富视觉冲击的电影《2012》，是充满“众声喧哗”的《非诚勿扰》，还有更多其他的内容——这些个案的选择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实践性和生活性，而文化研究正是因此而持有一种强烈问题意识，以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立场直面真实的文化事件，并试图给这个时刻变幻着的世界以合理的解释。文化研究成为了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批评立场，它自由穿行于文化实践和理论的旷野，并始终行进在探索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