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底线在哪里

　　【文化谭】

　　4月7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称“文革”式的刻薄语言，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之前，《文学报》的“新批评”专刊现已出版40多期，被批评的作家包括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等。(见本报昨日《〈收获〉主编宣布“罢看”〈文学报〉》)文学到底该如何批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曾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过卓越贡献，很多杰出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文章对文学创作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细致的研究，出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长的良性态势。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却迅速地堕落成为了红包而炮制文章的文学赞扬家，为赶会场而到处奔忙并出卖自己的文学良心。那种种堕落，微妙地象征着一个时代的道德沦丧。

　　《文学报》似乎有意于“反其道而行之”，设立“新批评”专栏刊发了几十篇批评文章，批评对象全是一线作家如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等，而且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受到过多次批判文章捆绑式集中轰炸。

　　可怜的迟子建似乎被“批斗”了三轮。翟业军在《迟子建创作局限论》里说，“迟子建反反复复地传颂并演绎着压抑和拯救的‘神话’，从来不会反省：真的吗？事情就这么简单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的创作集复制之大全。”这个指控几乎要一棒子打死迟子建了，她的全部写作被判了极刑。

　　贾平凹也很不幸地被集中“批斗”了三轮以上。郭洪雷在《给贾平凹先生的“大礼包”——谈〈古炉〉中的错谬》里说“……我们不敢奢望平凹先生对价格不菲的《古炉》实施召回，但如此‘千疮百孔’的作品，作者还是应该有个说法才对。”石华鹏文章题目更犀利：《〈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一通乱棒之下，贾平凹被打得浑身烂皮，看来不根据这两位批评者的指导来写作，就一无是处了。

　　莫言的下场更为悲惨，《文学报》组织了三四轮对他的专门“批斗”，主力队员李建军写了多篇批判莫言的文章。他在《2012年度“诺奖”授奖词解读(下)》里说：“他缺乏最起码的自我约束和朴实态度，有一种刻意为之、故意卖弄的倾向……他以夸张而简单的方式，以令人惊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无情、恣纵无忌、心智残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蛮、畸形变态、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

　　这些文章大多为批评而批评，语言风格都是斧砍式，不按文理出牌。这些作者看起来要把批评对象当成“地富反坏右”，批倒批臭踏上一脚。现在自然是做不到“踏上一脚”了，但泼粪式词语已成“新批评”里大多数文章的语言定式。他们的方法是先私设道德斗场，然后把批评对象绑上来轮番批斗，文章题目都很扎人眼球，却失去了文学批评的基本底线。

　　文学批评范围很广的，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会对各种不同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不会专门盯着名作家来咬以吸引眼球。《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的这种有意约写、脱离作家作品的本身巧立名目、杜撰莫须有罪名加以棒杀的文章，已经严重地丧失了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更丧失了准确、公正地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度。这样的“新批评”，其实“很旧”，旧到了“文革”檄文的程度了。

　　□叶开(作家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

　　【小看台】

　　@陈维建(诗人)：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米歇尔·福柯)

　　@纪念萧红(萧红研究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理想的文学批评实在很难。鲁迅、胡适、郭沫若，谁没圈子？鲁迅、郭沫若、周扬，谁没用过棍子？窃以为，文学批评，吹、捧最为可恶。

　　@陈蒜苗(编辑)：小说家是呈现，评论家也是呈现。小说家呈现真实，评论家呈现文学。小说家的被选择是自然选择，而评论家不一样。所谓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阴阳，明八卦，晓奇门，通遁甲，你以为你假装是个人观点就能摆脱得了所有责任。

　　《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回应《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批评

　　“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

　　新京报讯 (见习记者江楠)4月7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批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认为其刊登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已经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是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语言。昨日，《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李建军万余字的文章，程永新仅用100多字便将其否定，这种做法简单、草率、缺乏学理依据。陈歆耕强调，“新批评”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文学报》刊物的立场，那是批评家自己的艺术判断。

　　“新批评”并未预设立场

　　《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于2011年6月，隔周一期，每期8个版面，宣扬的办刊宗旨为“真诚、善意、锐利”。实际上，“新批评”成立之后，不乏锐利之音，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严歌苓等作家都曾成为批评的“靶标”。

　　据陈歆耕介绍，“新批评”的文章只有一部分为编辑部约稿，“我们会向批评家推荐一些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带灯》，但不会预设立场，而是让批评家看完之后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微博上说我们预设立场，是不符合事实的。”

　　陈歆耕说“新批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不同观点、见解得以在此交流。陈歆耕强调，“‘新批评’刊登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刊的立场，那是批评家自己的艺术判断。原则上，只要是善意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文章，我们都表示欢迎。”

　　并非只刊发批评之词

　　但这种“善意”却遭到质疑。程永新在另一条微博中写道“作家也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必须专业在行，出发点是与人为善。见一个灭一个这叫文学批评吗？这叫‘毁人不倦’！”对此，陈歆耕表示，“新批评”上刊登的文章对事不对人，“比如李建军的文章，我认为是认真细读了文本之后发表的个人意见。”陈歆耕也表示“新批评”并非只刊发批评之词，同一期的新批评，“头条是张志忠的文章，二条是李建军的文章，两篇文章的角度、观点完全不同，张是充分肯定莫言的艺术成就的，李则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待贾平凹、王安忆的创作也都是如此。

　　未来不会改变风格定位

　　对于程永新提出的批评，陈歆耕认为过于简单、草率，“我觉得在微博上不适合开展文学、文艺批评。用一两百字对作品进行评论，只能是只说观点，不说论据，这样缺少学理依据。”

　　而谈到“新批评”当下的风格定位，陈歆耕说现阶段的确以讲问题为主，“以这样的姿态起步，是因为过去文学批评的生态就是胡吹乱捧，讲求个人利益。在这样的生态中我们希望矫枉过正，先以讲问题为主，之后再逐步调整到正常的姿态。”他表示“新批评”不会改变自己的风格和定位。

　　《〈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唐小林)

　　《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贾平凹只不过是将《秦腔》中的张三，变成了《古炉》中的李四，再将《古炉》中的李四，变成了《带灯》中的王五。正因如此，《带灯》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

　　《直议莫言与诺奖》(李建军)

　　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

　　今年1月以来，《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发表了多篇关于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作家的批评文章。

　　■ 评论者说

　　周立民：不应为批评而批评

　　文学评论家、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过《文学报》“新批评”上评价贾平凹《带灯》的文章，第一个感觉就是作者唐小林的批评不讲道理，给人一种不懂文学的感觉。他认为当下对于文学创作的确缺乏批评的声音，但却不应以此为目的，为批评而批评。“我觉得应该从创作和文本出发，而不是预先设定一个框框，批评和赞扬都需要公正。”

　　而程永新的微博也引发对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生态的探讨。《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在微博评价当下的文学批评家“一种是拿红包的吹捧家；一种是博眼球的谩骂家。”周立民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这破坏了整个文学批评界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