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让荒漠成为小说情境(阎晶明)

　　“特殊”构成的小说“杂色”

　　近5年来，我对董立勃小说的认识并没有真正长进，但我知道，董立勃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于创作的小说家。他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白豆》，而我认识 他的小说，是从他同时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烈日》开始的。这应该是一部比《白豆》还要完成更早的作品。2000年左右，我因应约编辑一套“大西部长篇小说 丛书”，在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推荐下，读到了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烈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代，兵团的特殊生活，三男一女的特殊人物关系，从大城市到 西北荒漠的特殊经历，残酷、恐惧、仇恨与爱情的特殊情感纠葛，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特殊转折，让董立勃小说呈现出别一种风采。这是一种只有生于斯长于斯 才能写出的小说，是自觉为生命个体寻找尊严，而尊严却一次次被残酷命运摧折的不幸。在这残酷之中，又夹杂着不时闪现的人间温情、人性温暖与些许的心灵慰 藉。董立勃小说的多彩或者杂色，正是基于这种种“特殊”而构成，使其小说在中国文学界具有“异军突起”、“标新立异”的特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白 豆》却最先发表，等我拿到《烈日》的样书时，董立勃已经忙着接受《白豆》带来的热烈反响。作为朋友，我真心为一位西部作家能够在过了“不惑之年”后，还能 以一个“文学新秀”的形象得到文坛和读者认可而高兴。这本来就是我当年决定为西部作家编辑出版长篇小说丛书的本意。

　　从那以后，董立勃的小说才华得到井喷式表现，以一系列小说组合出击，成为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小说家。最近10年来，董立勃时有小说发表和出 版，我也时常在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董立勃的名字，与兵团、与新疆、与西部、与中国小说界发生极大关联。他是人们讨论近十几年当代小说创作时不可绕开的小 说家。

　　在新疆，兵团生活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历史标识性的现象。直到现在，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同时代的生活已被彻底改变并重新评价，而兵团，仍 然是今天新疆社会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生活可以用文学描写，不过人们更多关注大历史中的大故事，展现的多是与之相关的大主题。这似乎是一 种很难进入小说的生活，因为它看似缺少那么点柔性和诗意，或很难将其挖掘出来，得到诗意表达，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不失小说性，这的确是个难题。

　　董立勃一定不是把这种生活“引入”小说的第一人，但他一次次集中的书写，却使这一特殊的生活领域成为中国小说“现实”中的一部分。这10年来， 董立勃小说的题材领域不断扩大，但“兵团生活”仍然是其创作中最显眼的看点。而我毫不讳言的另一点是，有了《白豆》《烈日》的高起点，董立勃后来创作的 《静静的下野地》《米香》《乱草》等，仍然是他在同一条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足迹而非转向。这些作品的不断推出确立了他的创作风格，也让人更加想到他的成名起 点。

　　具有戏剧色彩的小说风格

　　和《白豆》一样，董立勃在《烈日》里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戏剧性究竟是因为小说故事的偶然性、连环性及交叉性所致，还是小说 结构形式的完整、缜密、讲究以及与之相随的中规中矩引发，我还真的下不了定论。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董立勃是一位精通戏剧艺术的小说家，看惯了散漫不经的 小说之后，读到这样讲究形式的小说，真的有一种亲切和惊喜。

　　董立勃的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他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荒凉、原始、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深深烙印着现代政治的人间故事，如此不协调地共存在他的小说中，引发出充满野性活力的原始冲动、政治权力下的生存定律等一系列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故事。

　　董立勃小说的戏剧性突出地表现在他为人物设置的戏剧性关系上。人物之间呈明显的“对手”关系，冲突表现在几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两三个不可多得 的女人，三五个政治地位悬殊的男人，是他特别擅长的人物结构方式。《白豆》里的女性是并不漂亮、但在农场已经十分难得的白豆，三个男人是马营长、老胡和老 杨。《烈日》里的女性有三个，兰子、梅子、雪儿，男人也以三个为主，身为队长的“你”及他的部下老胡、老朱。集中的人物数量与戏剧结构非常相似。

　　戏剧性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突变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的“情节突变”论非常吻合。白豆是下野地农场里那些如饥似渴的男人们梦想的对象，马营长依 靠至高无上的权力肯定要力拔头筹，但故事并没有按照常规展开，戏剧性转变来自白豆被人在野地里强奸。于是马营长就把这个到手的果子扔掉了，情节的紧张在 于，老杨得到了白豆，老胡以强奸罪入狱。最后的结果是，老杨才是真正的凶手，老胡才是白豆最爱的人。

　　戏剧化的故事还需要戏剧化的叙述风格，简约的语言，诗化的、散文化的叙述方式，使董立勃的故事好看耐读。《烈日》运用了长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第二 人称口吻，并且全篇10多万字行云流水般畅快淋漓，除了作者沉静耐心的写作态度，还得益于他的叙述能力。以对话为主的叙述进程和没有引言的对话方式，使人 物对话与作者叙述浑然天成，妥帖自然。戏剧性也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上，董立勃长篇小说的人物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不足10个人物身上，而且这些人物共同 影响和推动着同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他们之间无论相熟还是陌生，在命运上都有不可剥离的关连，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纠缠在一起，事件的偶然性和结局的必 然性里，暗示出一种宿命的感觉。这种人物之间互相发生“情节关系”的做法，也是戏剧里面最常见的结构方式。

　　性爱也许是董立勃小说最大的主题，但女人的命运、爱情的得失并不是小说的重心，性爱其实只是构成生活权利的一部分，获得性爱的多少决定于每个追 求者权利范围的半径。权力在董立勃小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马营长还是生产队长，他们可以任意操纵他人的性爱权利，而他们自己的性爱权则拥有最大 限度的自由。人们如此敬畏这些权力者，就小说而言，是因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全部交付出去了，听凭安排。这就使小说的寓言性大大增强。每个男人面对女人的渴望 都带着对权力许可的奢望，命悬剑上的感觉使平淡寡味的生活充满了紧张。无论是《白豆》里老胡的入狱还是《烈日》里老朱的赴死，根源都是他们在女人身上犯下 的“罪过”。而那些女人们，他们嫁谁不嫁谁都要由“营长”、“队长”来决定。权力在食色上的占有和分配上的权，在原始的环境中更显出其至高无上、为所欲为 的性质。不论男女，人们对“营长”、“队长”保持的敬畏感具有极强的寓言色彩和人性深度。

　　还有一点，董立勃小说的情节突变建立于女性人物贞操的失去。在一个两性比例严重失衡的环境中，贞操被严酷地作为致命因素列入命运沉浮的条件之 中，极具象征意义。缺少女人的农场里，权力的至高无上最主要地体现在谁有机会被分配到结婚的机会。然而贞操引来的动荡，让这场游戏显出它另一面的残酷。不 管是《白豆》里的老胡和老杨，还是《烈日》里的老朱和老胡，他们的命运，都牵系在女人身上。而女人们的命运，又维系在她们的贞操上。《烈日》对女人的描写 比《白豆》更烈，梅子出走后找到真爱的传奇和做过妓女的雪儿出现在队长身旁，都让故事进一步延伸。从队长的女人观可以看出，他娶兰子为妻和把雪儿当玩物看 待，都是他对贞操的苛刻态度使然。男人的权力地位与女人的贞操就这样纠缠到一起，成为决定小说主题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策略，贞操的失去以及由 此带来的命运改变，不是男女传奇故事的佐料，而成为改变小说走向、延伸小说主题的意象。

　　董立勃以柔性之笔写下布满惨烈味道的故事，他越是把女人写得美若天仙，小说故事的紧张程度就越高，他把掌权者对贞操的苛求同普通人求爱权的丧失 交融在一起，更加突显出不平衡世界里的混乱、残忍和悲哀。性爱是可以挥霍的东西，这还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主题深度。我想起了昆德拉，昆德拉小说里有一个随处 可见的故事“眼”，遭遗弃者为自己被遗弃而暗自得意。被遗弃变成了自动解脱，从而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它的悲剧性被扭曲为喜剧，喜剧就这样比悲剧更有 深度。董立勃小说人物的性爱观，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下野地”书写需要突破

　　董立勃是一位风格明显的小说家，他精湛的笔法和精巧的故事结构，使那些看似平平的人物活跃起来，成为极有戏剧性的人间故事。他的创作在今天有一 种特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小说是一件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才华要有所控制，才能在倾泻的同时显出执著的流向，有了这种流向，小说才会显示出力量。当然， 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会出现的创作障碍，题材资源相对固定，主题方向和故事趣味趋于相似，叙述语言还不够挥洒自如，这都对他今后的创作提出挑战，寻求突破一要 靠新的题材资源，还要有明晰的创作观念。在某些细节的处理方面，还要更加自然圆熟。当我看到昆德拉从容出入于故事和议论之中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小说 家多么需要一种把复杂的哲学深度与生动的人生故事整合起来的能力。想象中，董立勃的小说在主题上会更加丰富，形式上的戏剧因素会被人淡忘，使形式消失在内 容中，成为他小说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更多地以技巧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阅读中。

　　董立勃为自己的小说创设了一个叫“下野地”的环境，这一地名的反复使用，体现出他在创作上坚持某一格局、努力以一斑窥全豹的雄心。当然，他也努 力把笔触伸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长篇小说《暗红》反映的是边地军人生活；《箫与刀》叙述的是一个将战争、边地生活与情爱故事杂合一体的传奇故事；《青树》 则更突出西部大漠中刚烈人性的精神气质。近年来，他的一些小说直接关注当下现实，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寻找奇崛之处。如短篇小说《杀瓜》，就是以一个被通 缉者的故事，折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揭示其背后潜藏着的危机和问题。当然，“下野地”仍然是他不能离开的小说情境，《暗红》《白麦》等小说可以被 视为是对《白豆》的延伸与续写。

　　董立勃还在勤奋写作中，“下野地”看上去仍然有很多可以开掘的资源，作家也意识到要把小说疆域扩大到更加广阔的时空里。但我以为他的创作同样有 一个需要寻求突破的课题。因为他无论写的是不是“下野地”，无论写今天还是过往，故事框架时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女性历经磨难，心中怀着复仇的火焰，心灵 又充满柔软和温情，在人生中过着隐忍的生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命运结局，成了他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我真心期望，他能在保持自己创作风 格，甚至保持自己小说“标识”的同时，也能够寻找到突围自己笔下人物的新路，为自己的创作推开更多的门窗，把自己的小说推向更高的境界。(阎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