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慢”节奏与“漫”声腔中的奇观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自发表以来收获的荣光不少，很多人议论并激赏。《繁花》写得从容散漫，谈《繁花》的论文写得深奥缠绕。其实，《繁花》这部小说，如果真的要做评论，可能最适合的是张竹坡、金圣叹的点评路数，茶酒伺候，看一两行，点下批下。

　　我们不能因为小说附刊的几幅上海地图，就想当然地以为《繁花》是一部地域小说。而且《繁花》不是一部沪语方言小说，不是一部装腔作势后撤到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不是一部市民小说，不是一部没有结构意识的小说——至少不仅仅是吧。遗憾的是，这些命名从《繁花》甫一面世就成为附着在其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概念”。

　　我私心揣测，金宇澄没有向中国小说“伟大传统”致敬的企图。现在，谈论《繁花》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就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这样的结果一定意义上和金宇澄自己的暗示有关。金宇澄说：“《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会是什么。”金宇澄想象中的《繁花》是“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 我不知道这种“过于明晰”的小说观是小说未尝成篇之前作者的预期，还是小说齐备后的后设？

　　“中国”小说的标识从外观上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结构，二是叙事的态度和腔调。《繁花》共31章，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每章3或4个小段落，约等于一百回的古典章回小说格局。小说前28章，奇数章节写六七十年代，偶数章节写八九十年代。第29章好像忽然按了快进，奇数章节和偶数章节的时间会合。其实金宇澄是可以慢下来的，但“当代”小说已经很难让金宇澄漫无节制地“慢”。事实上，中国小说“慢”的是节奏，“漫”的是漫不经心的态度和声腔。

　　我们可以笼统地指称“中国”小说，或者“中国”叙事，但“中国”小说是有内在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是小说与小说之间的，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对小说的建构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很大一部分是由小说评点家通过批评和改写活动的创造性建构。因此，一定意义上，所谓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其实是一个想象中的传统。而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典小说和话本之间存在一种内源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话本确实是匮乏一种结构意识的，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事实上却不是民间艺人所为，而是文人“有意结构”的个人创作。揭示这一点，我是想要说，我们在一种什么意义上去讨论《繁花》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之间的关系？

　　茅盾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中提出“民族形式的结构”，他认为自宋人话本到《孽海花》，“其结构的变化发展显然可见：由简到繁，由平面到立体，由平行到交错。……在这发展过程中，我们的长篇小说却完成了民族形式的结构。这可以12个字来概括：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确实可以用来表达《繁花》的“形式的结构”，但这种“形式的结构”是不是就是“民族”的？在当下中国还存在“非西方”小说吗？这也是浦安迪在讨论“前现代中国的小说”时提出的问题。没有“西方”，何来“中国”？或者倒过来说，没有“中国”，何来“西方”？当代小说的中国发现，正是因为有一个“西方”的潜文本。和那个“慢”而“漫不经心”的“中国”不同，那个“西方”如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中指出的：“任何小说都无法毫不含糊地结束，也无法毫不含糊地不结束。”事实上，“西方”小说不可以的，“中国”小说却是可以的——《繁花》中好多人物的“结束”和“不结束”都被金宇澄“含糊”掉了。不仅如此，在希利斯·米勒看来，小说应该有一种“秩序”，小说的“写”与“读”其实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意义寻找和秩序建构。但是如果像《繁花》这样对所有的“叙事成分”充分尊重呢？如果叙事成分没有“相干”和“不相干”的界限呢？如果小说的叙事成分不是彼此的征服和取代呢？直接的结果就是小说“秩序”的建构。

　　再有就是小说的态度和声腔。“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八十年代，上海人聪明……”“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金宇澄的讲与评不是自说自话的，“如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啊夜……”“谁”不相信？显然，叙述者时刻意识到他的读者在场，所以他要挑逗、激发读者，让读者参与到他的故事中来。我在阅读《繁花》中比照了它和滩簧、沪剧、滑稽戏、越剧、昆曲等在沪上流行的涉及语言的艺术样式，也咨询了专家《繁花》的语言是一种什么语言。《繁花》的语言是什么样的“沪语”值得仔细辨识。现在我对《繁花》的语言是什么也还在思考中，但吴组缃说的“想来他们的运用口语也曾经经过选择，并且受了文字的限制，未必能够纯粹，更未必与其口语符合一致”，《繁花》肯定也是这样的。我反对的是笼统地用吴语、沪语小说来粗糙地指认《繁花》，对《繁花》的文学语言学研究是必须真正具备“语言学”的基本前提的。

　　我认同夏志清明确地肯定“四大奇书”是文人小说。因此，我不同意现在学界似是而非地认为中国小说传统就是市民小说传统。如果仔细辨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其实发育出市民和文人各自建构的小说传统，问题是，虽然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各自建构的市民和文人的小说传统，但“爱以闲谈而消永昼”是不是仅仅属于市民小说传统部分？至少金宇澄的《繁花》证明了恰恰是文人小说传统最“爱以闲谈而消永昼”。

　　话说到这里，好像都在转圈子。我说《繁花》不是这样一部小说，不是那样一部小说，那么《繁花》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我认为《繁花》是一部有着自己腔调和言说印记的，发现并肯定日常经验和平凡物事“诗意”，而不仅仅是“史意”的小说，就像浦安迪所言：“小说本质上是对日常通识(familiar)的重建，将小说的叙事焦点及叙事步调缩小为日常经验的参量……小说从平凡物事中辨识出非凡畸异的品质，开辟了一条重新认识日常经验世界细节的新路。”也正是在这里，《繁花》同1990年代以来号称写邮票大的地方的“小历史”的小说书写区分开来。

　　《繁花》是2012年沪上小说奇观，就像小说本身发微着的“日常”奇观。(何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