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塑造强省新形象(雷涛)

　　让梦想在飞——陕西文化大家谈

　　文化精神塑造强省新形象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复兴。陕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大省，理应在民族文化与精神复兴的构建方面强化自己的原创意识和话语权。这既是真正建设西部文化强省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梦”赋予三秦儿女的时代课题。

　　思想觉醒促进文化新发展

　　毋庸置疑，文化艺术复兴的前提和根基是思想与精神的新觉醒。以周秦汉唐尤其是大唐文化为标志的中华灿烂文明之所以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与坐标，其实质是全方位的思想自由开放与兼容并蓄的结果。以唐诗为代表中华文化发展到近乎极致的高度，是因为众多的诗作者的思想与精神有了前所未有的浓度与高度。其明显的特征便是摒弃了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藩篱。思想的解放和自由驰骋引发了诗人们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强度，也是促使诗作者们以更加现实与浪漫的笔调进行艺术创新。还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在当时出类拔萃的著名诗人队伍中，属于秦地土生土长的不能说不多，但并非占主体地位，而大量的江南才子，还有东瀛、高句丽优秀学子入秦才形成了璀璨耀眼的诗歌队伍的整体形象。来自四面八方的才俊，不仅仅是带来了自由的艺术天赋与创造力，更重要的是带进了当地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自由奔放的艺术思想。这些思想观念与艺术思想已经相互交流与碰撞，必然产生出全新的思想火花和艺术见解，这样，唐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便自然而然地展现开来。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达到一种巅峰状态就不难理解了。览古鉴今，陕西文化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繁荣大发展，就必须从一种固有的地缘文化的观念圈子走出来，从“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的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假如我们抛弃偏见和自恋倾向，便可发现，在近现代历史上，江南的思想先驱和新文化开拓者依然是众多的。在当代，更是这样。我们只有在这一新的历史高度与时代高度上，才能正确评估自己。三秦文化繁荣发展的希望所在，近观是陕北、关中、陕南文化大融合深挖潜的新成效，远观则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放下架子，大胆引进新思想、新观念、新成果，在中华南北文化的融合上找对策并确定目标。同时，还要下大力气研究与吸纳当下世界文化发展中的精英因子，以充实自己的“元气”。思想与精神的高度，决定着文化艺术的高度，也决定着文化的张力和内涵，我们制定文化发展规划和目标任务，切莫忘记或疏忽了这个根本命题。

　　原创意识推动文化大繁荣

　　文化艺术繁荣发展，不仅仅是数量的显示，更要紧的是它的原创性。窃认为，长期以来，制约我们思想维度的误区是，总以农耕文化为核心价值，而缺少甚至忘却了现代文明理念的强大推进作用。其后果便是，文化实践总是被动而非主动，数量增多而创造性减弱，声势可观而后劲不足。“中国梦”从文化角度看，就是告别历史，面向未来的创新之梦，是全面刷新纪录之梦，也是一个层次更高，品质更佳的全新之梦。只有深入到文化规律中去，深入到“文化”的骨髓中去甄别和划分，才能找到真知灼见和相应的方法步骤。笔者不赞同把一切文化置入产业的范畴去理解、去匡衡。似乎文化产业GDP高，文化就一定是发展和壮大的。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一切文化艺术产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就急剧攀升了，这是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一味的产业化追求往往是对利润、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而对原创意义不屑一顾。须知，民族的物质塑造和精神塑造只有同时推进，才会有社会思想和行为的变迁。而人们的审美意识的提高、精神情操的优化以及自觉的自我教育的提升，均与文化艺术的原创作用密不可分。否则一切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谓文化原创力的增生，其实就是一流人才的涌动和迭出。一流的杰出的文化人才是物化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文化生产力，是文化发展，抢占制高点的根本和决定性因素。不深刻认识这个道理，“中国梦”之于文化，很可能是一个空梦。发现和培养一流的顶尖的人才，包括从省外、国外引进人才，应该有超常的思路和气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主要弊端就是机制滞后即官僚主义的纯行政的管理体制和用人制度。古代就有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似乎成了奢望。笔者以改革开放初期为例。那个时候，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一轮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势如破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深入人心。在文学战线上就出现了大胆发现和启用人才的众多事例。路遥、陈忠实、叶广芩、高建群、邹志安、冯积岐、吴克敬等等都是从农村或者最底层的处境中正式调入文化部门工作的。如今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可是在打破常规发现和启用人才方面反而今不如昔。多少有志的文学青年圆不了自己的文学梦。动人的口号和僵硬的体制产生了一种人为的对立。这个现象常常令人煎熬却无可奈何。留不住人才、吸引不住人才、培养不了人才，就不能形成强势的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一流人才队伍，文化文学的原创很可能就成为不着边际的侈谈。不久前，赵正永同志提出要从最基层选拔任用干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还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打破旧的机制束缚，树立新的选贤任能观念。这个思想和主张在全省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照着这个思维和做法，打破地域之别、身份之别、职称之别，把有真才实用的人才选拔上来，用好用活，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

　　原创精神文化的挖掘与弘扬，高等学校和学术思想界以及专业研究单位的力量组织整合理应引起充分的重视。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前后，我省有一批一流的人才和成果在全国享有盛誉。现在，随着年龄自然老化，调离和其他原因，这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不容乐观的变化。说得不客气些，一流知名人物再没有成批涌现，从而影响了我省新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一流的人物就是文化名片和文化效应。正如提到莎士比亚就会想到英国、提到托尔斯泰就会想到俄罗斯，提到泰戈尔就会想到印度一样。去年，莫言作为中国大陆作家荣获诺奖，不但使自身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也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全世界大放光彩，我们也从中获得诸多启示。

　　文化精神塑造强省好形象

　　在全社会能否形成浓厚的读书与学习风气，是检验文化强与弱的试金石。笔者曾经在一次世界读书活动日中说过这样的话：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是读书与学习的模范。姑且不论读书可以增加知识，开启智慧，扩展视野，陶冶情操，单就坚持读书和学习就可以让心沉静下来，就可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应酬，就可以改变浮躁的党风，从而影响世风的转变这一点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各级各行业的领导干部，只要能够坐下来认真多读书、读好书，形成良好习惯，仅此一举，就能在改变党风和世风方面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官员大量购书入室上架，排列齐整，风景可观，可是年复一年，书架却封尘依旧，从不问津。而为数众多的打工族，漂族人士渴求知识，视书如宝，总想利用一切时间苦读提高，可是囊中空空，无钱购买。这个现象也在提醒政府部门，加大公益文化事业的建设力度，为社会中下层人士提供更多的各类书籍和学习资料该有多么重要。

　　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培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历史任务。所谓文化精神，简言之，就是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敢于以思想锋芒和献身行为荡涤文化污垢。并且能够承担种种磨难，有一种春蚕到死而不悔的品格和气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统治者常常把仁治和法治交替运用。其规律是：当社会稳定，需要休养生息时，便倡导仁治；而当社会动荡，政权可危之时，便拿出法治的利剑。即便这样，不同朝代，总有仁人志士出现，表现引领文化高端的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襟。站在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的高地观看，不论是仁治还是法治，其弊端均在“人治”。而民主与法制则是对人治的反叛，这是世界文明走向成熟的大趋势。顺则昌，逆则亡。社会文明进步的本质表现是民主与法制的健全，是人的正能量的增强。文化强省建设需要在民主与法制得到保障和加强的大环境下，让文化工作者的天赋和个性充分张扬，智慧与主张充分施展，积极性与创造力充分运用，同时，也让这些文化人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与安全受到宪法、法律保护，这才是我们的理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