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极忽隐，令人惆怅——悼念颜元叔

插画：田威

　　摘要

　　颜元叔突隐江湖，其原因二十年后似仍不很明确，不过对于台湾上世纪70年代的学府文坛，他刚健的背影，重大的贡献，却十分可观。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锐气，将当时美国的显学：新批评与比较文学，引介回来，不但大声宣扬，而且大力演练。更难得的是：这些新学他敢于活用，并用以探索台湾当代的诗与小说。

　　报载去年底颜元叔先生因肝癌逝世，消息忽到眼前，令人难以回应，但并不令人惊骇。首先，他“离开”我们已经太久了，令我们失望而不能谅解。哥儿们正一起忙着呢，他怎么说放手就放手，一个人就退隐江湖去了，也不给个说法。可是又未能真正没于江湖，而是仍然大隐于市，甘愿低调于市井之间。二十多年前，当然还没有“人肉搜索”的做法，可是在我遍问之余，仍不时听人转告，说他去了对岸某处，正卜宅安居，又说他已回来台湾，现正养病。那么悠长的岁月，这世界早已变得难认，偏他，不回学府也就罢了，却连文坛也一起弃了，犯得着吗？不，这太不像元叔了。显然，他是一怒之下，把我们大伙儿都像洗脚水一般一起给倒掉了。

　　此刻，他怎然一走了之，不给我们任何机会，除了发表没来由的什么感想，带着苦笑。

　　我跟元叔不是很熟。我们的友谊说不上什么腻在一块，泡在一起，却也没有浅得、淡得只谈正事。他是湘人，带点乡音，说到兴起更呵呵大笑，很得我的好感。当然两人都出身台大外文系，背景亲切，我正好长他四届，可谓顶头学兄，他也绝非客气之辈，不会文绉绉地呼我学兄。至于王文兴、白先勇那一班平均小我十岁，倒一律称我先生，就觉得是晚辈了。

　　元叔在美学成回来，1963年初任教授，到接掌外文系，已经是1969年了。其间我自己也有四年去美国任教，要到1971年才回台。尽管如此交错，我们都在台北，交往渐多。倒是进入70年代后，两人见面更频，就算1974年我连根拔起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两人在港、台交流之中，不但常一起开会，而且还有几次“同仇敌忾”，径直批评了文革。《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是香港当时左派统战的领导，他发动了左派的围剿，对不识时务的夏志清、颜元叔、余光中遣词严峻。前两位远在美国、台湾，我却就在香港战场，压力尤大。罗孚其实是十足儒雅的中国读书人，旧学颇醇。文革既过，我在香港某次的研讨会上与他重逢，他竟然当众向夏志清、元叔与我道歉。

　　元叔和我在“非常时期”虽是“战友”，在平常时期也是同行、同道，而且互相尊敬，但是彼此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未尽相同。1974年我出版文集《听听那冷雨》，在后记中解释该文集内诗论不多，是因为年轻一代已经出现了此道健笔：“像陈芳明手里的那一枝，清新而勇健，已经有一点史笔的意味，同时从学院的围墙里，也伸出了颜元叔那样的淋漓‘刚笔’，有担有当，敢言敢怒，非常‘湖南’，我虽然不能篇篇赞同，却十分乐意做一位读者。”

　　在1970年五月号的《纯文学》上，远在丹佛的我读到了元叔所撰长达万言的《余光中的现代中国意识》，既感高兴，又感困惑。该文盛称我的旅美小品《我之固体化》，却对那时为止我的其他诗作表示“厌恶”。接着元叔就《敲打乐》与《在冷战的年代》两本诗集选出《敲打乐》、《当我死时》、《带一把泥土去》、《双人床》、《如果远方有战争》、《忘川》、《有一个孕妇》等作品加以分析，结论说我是一位写实主义者，颇能表现知识分子的现代中国意识。同时又指出：许多人都认为我的诗比较“干瘦”，近于奥登而远于汤玛士(Dylan Thomas)。

　　另一方面，元叔对我的散文则评价只有负面。当时有三两文友告诉过我，说元叔认为我的散文太浓太花，简直糟糕。我一生阅批评家多矣，贬我者固然不少，誉我者似乎更多更坚持。元叔快人直语，并无恶意，我也不会斤斤计较，所以两人的友谊始终愉快。1985年《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文学奖”把诗的推荐奖颁赠给我。元叔代表决审委员会写了一篇千多字的奖词，以《诗坛祭酒余光中》为题，语多溢美。那年香港回归，九月间我带了家人正大举回台，不是回去台北，而是迁来高雄。印象里此后和元叔也就渐行渐远了。其实元叔自己的“遁世”，似乎也就在此时开始。有一件事倒很确定。离港前我最后的一首诗《别香港》，虽为小品，却颇揪心。元叔读后对我说：“看了真令我妒忌香港。”

　　颜元叔突隐江湖，其原因二十年后似仍不很明确，不过对于台湾上世纪70年代的学府文坛，他刚健的背影，重大的贡献，却十分可观。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锐气，将当时美国的显学：新批评与比较文学，引介回来，不但大声宣扬，而且大力演练。更难得的是：这些新学他敢于活用，并用以探索台湾当代的诗与小说。这么一来，外来的理论就不再自囿于学府的课本，而变成了一把燎原野火，和本土的创作烧成一景。不但外文系，连中文系也觉得用武有地了。以前，是外文系多出作家而中文系多出学者。此后，轮到中文系多出作家了，外文系呢，却多出比较文学的学者。

　　元叔当年创导比较文学，有时操之过急，虽有利器，却用非所当。例如唐人李益的五绝：“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元叔在解释时把“信”附会为是影射“性”。这种“泛性”联想，不免厚诬古人。其实古人习用的说法，是“色”，不是“性”，倒跟sex读音相近。另一方面，元叔引入“新批评”，并在论析台湾现代诗时用来操练，正如他在《余光中的现代中国意识》一文中所运用的，倒是比较中肯，不无收获。但是他用这手法来分析我的长诗《敲打乐》，指摘我的长诗结构失控，则未免太拘泥于新批评了。新批评之精读、详读，用在短诗小品，较有功效，但不足以对付惠特曼《草叶集》式的浩荡狂吟。我写《敲打乐》时，受了金斯堡《嚎》(Howl)的影响，大开大阖的美国江湖行，滔滔长句实在不吐不快。

　　此外，元叔在朱立民院长的支持下，大大刷新了外文系的课程，并将《诺敦英国文学选》指定为主力教材，也提高了专业的视域，调整了一向亲美疏英的浅碟学风。所以1972年我转任政大西语系主任，也响应台大的壮举，把政大沿用了多年的大一英文薄册，从寥寥的70页，加重为多元而较深的300页。

　　这么一位虎虎生风的启蒙者、改革者、推行者、论战者，出现在70年代台湾的学府与文坛，确是应运而生的主流人物。后来他更奋自淬砺，写出一种刚健明快的杂文风格，令人期待他层楼更上，领域更开。谁料就在高潮的浪脊上，这主角竟然突地失踪，有不得见者达二十多年。这反高潮的一招，究竟是元叔戏弄我们的幽默，还是幕后另有我们未明的隐情，该由文学史家来揭示了。

　　逝者

　　颜元叔(1933年7月3日－2012年12月26日)著名的散文家及英语教育家，湖南茶陵人。1933年生于中国南京，1956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58年赴美国留学，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台大外文系主任任内成立台湾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班”，1972年6月创办《中外文学》及《淡江评论》等杂志。其笔锋犀利，议论风发，编有《时代英英英汉双解大辞典》、《万人现代汉英辞典》、《万人通用英汉辞典》、《万人最新英汉辞典》。著有《文学的玄想》、《谈民族文学》、《文学批评散论》、《颜元叔自选集》、《莎士比亚通论》、《翻译与创作》、《宝岛时空》、《社会写实文学及其他》，译有《开天辟地：西洋文明的变迁》等。

　　作者简介

　　余光中

　　籍贯福建泉州，1928年重九日生于南京。1950年赴台。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先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又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为杰出诗人、散文家、评论家。著作丰硕， 获奖无数，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