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爱护我们的民族品牌——关于莫言、茅台及其他(红孩)

　　最近，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深度解读，在文学圈引起格外关注。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本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媒体对莫言的热炒也大大降温了。这个时候，李建军专门把莫言授奖辞拿出来解读，确实有些意味。众所周知，莫言获奖后，关于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给他的授奖辞，权威媒体从来没有完整的发表过，只是从中拣出有代表性的话加以摘要报道，这就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即诺奖评委对莫言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一般读者当时只是被莫言获奖给惊住了，哪里还会管它什么具体的内容和细节，在人们心目中莫言获奖就行了。但有心的文化人，特别是文学评论家，尤其是李建军则不行。熟悉当下文坛的人都知道，评论家李建军博士知识渊博，在文坛以文字犀利生猛而独树一帜，近些年其针对贾平凹、莫言的激烈批评多次成为文坛的关注对象。这次莫言获诺奖，我一直期待李建军要发出怎样的声音。因为，他不可能不发出声音。等了几个月，李建军始终没有任何动静，心想李博士这回学聪明了，知道沉默是金了。人家莫言毕竟获奖了，你再站出来说人家，一是不合当下的顶莫潮流，二是也显得太不厚道了。然而，李建军毕竟是李建军，经过几个多月的准备后，他还是理直气壮的以授奖辞为突破口对诺奖提出了质疑——

　　在二〇一二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看到的，却仍然是一百年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话语，是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生活的极为严重的“偏见”：“他比那些喜欢模仿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令人震撼。他的语言属于辛辣的那种。在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幻梦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的猪圈式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莫言为那些不公正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通过明显的意指与朦胧的暗示，诺奖评委们处处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西方”的高级文化和西方人“幻梦般”的生活，那么优雅高级，那么富有诗意，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却仍然停留在“猪圈式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国的确仍然处于现代文明建构的滞后状态，但是，用如此傲慢的“东方学”态度来审视中国，用如此充满偏见的语言来“阐释”中国，却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对话态度和有效的言说策略。(原载三月七日《文学报》新批评专刊)

　　说实话，作为新闻媒体同行，我挺佩服上海《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如此大胆。在这之前，他们针对贾平凹、迟子建等名家的新作也曾拿出大量的版面进行解读。我能理解，对于当下好好先生的文坛，《文学报》的同仁们能冒着胆子这么做，确实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好在他们坚持了下来，上海市委宣传部还拨了专款，以此支持他们“加强文艺批评”的举措。作为《文学报》多年的老读者、老朋友，我在为新批评专刊鼓掌叫好的同时，也有一些担心和忧虑：如果是健康的合理的文艺批评，于哪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是刻意以攻击性和否定性评论以引起文坛的轰动，赢得一时的名声和卖点就是个问题了。前几年，有人提出要警惕文坛的“酷评”——即抓住作者或作品的致命一点，不是从建设性出发，而以挖苦人、打击人，将人置于死地的做法评论。这种酷评的结果，使酷评者一夜成名，而被酷评者却痛苦万状，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恢复到常态。当然，被酷评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由于相当“著名”，往往被社会宠坏了，惯出了毛病，因此遭到别人的妒忌与痛恨就在所难免。所以，挨一板砖、受一闷棍，也并非无缘无故。在莫言之前，贾平凹、王蒙、浩然，甚至连鲁迅都遭受过酷评。遗憾的是，大多数读者往往不是从理性去思考，而是像鲁迅当年写小说《药》那样，围观的人只是看热闹，以抢到蘸血的馒头为快事，而根本不知道死难者恰恰是为了他们而死。

　　无独有偶。发生在文坛上的事，近来在经济领域也时有发生。

　　以茅台酒为例。国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五年茅台酒在美国巴拿马一举夺得万国博览会金奖后，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当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点扶持下，茅台酒已经成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酒，见证了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方面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关于茅台酒的故事，人们知道的很多，如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用茅台酒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建立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周总理曾激动地说：“在日内瓦助我成功的有‘两台’，一是贵州茅台，二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无疑，茅台和同仁堂一样，是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记忆中的重要的民族工业品牌，也是一张无须验证的国家名片。透过它，世界看到的是具有千年历史沉淀的中国文化表达；透过它，世界看到的是崛起的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自信；透过它，世界感受到的是中国名牌挺进国际化的强大磁场。

　　十几年前，我曾到过茅台。贵州茅台酒厂是一九五一年以茅台镇原有的三家私营酿酒作坊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自一九九七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拥有全资、控股和参股公司近百家，涉足白酒、啤酒、葡萄酒、保险、银行、旅游、地产等多种行业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月底，趁随作家采风团赴贵州采风之际，我们一行到茅台酒厂进行参观。说实话，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茅台酒厂的变化，我的印象一直认为茅台酒厂只生产国酒茅台，哪里会知道昔日的“酒厂”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集团”。我们这次之所以要去茅台参观，当然与二〇一一年以来茅台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关，如“茅台酒与腐败”“国酒商标”“茅台酒价格”“茅台酒有机原料认证”“赤水河水质”等。我知道，以我有限的知识，要做到对茅台进行全面的了解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懂得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许这正是我认识茅台的一种有效的通道呢。在此，我只选择一个角度，来说明茅台是负责任的“国家队”。从二〇〇〇年开始，茅台开始推动有机高粱基地建设，着力实施“公司+基地+农户”的三级管理模式，累计投资八千六百多万元支持基地建设，二〇一二年其所在的仁怀市及毗邻地区有机高粱基地认证面积达到六十二万亩，产量达到十万余吨，使十一万七千五百六十七户农民成为直接受益者。二〇一二年，种植高粱的农户户均增收六千四百三十元，形成了当地优势特色农业，促进了有机高粱基地的良性发展。

　　我这样写，似乎并不能对媒体关注的问题说明什么。但我总觉得，不论是对鲁迅、莫言、贾平凹，还是茅台、五粮液等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产品，我们的媒体同仁、写作同行，包括社会公众，应该以理性的思维去友善的爱护他(它)、保护他(它)，包括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当然，也不论什么样的大牌企业和个人，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品格和态度，不断提高自我产品质量，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与批评，维护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才能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个没有了孔子、屈原、李白、鲁迅以及龙井(茶叶)、景德镇(瓷器)、茅台(白酒)、同仁堂(中药)等名人和品牌的民族，肯定是被世界遗忘看不起的民族。品牌就是名片，国品就是民品，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自尊，自爱，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