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端木蕻良致胡风信谈起

　　1937年至1938年，端木蕻良曾经给胡风写了21封信。这批书信是跟随胡风历经战火烽烟和逃难的颠沛，后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胡风案”案发时作为罪证从家中抄走；到上世纪80年代胡风平反后公安部归还给家属，近年来由他的家人捐赠给了鲁迅博物馆，作为资料保存。

　　这批书信在时间上涵盖了端木蕻良与萧红初始于上海、定情于西安的全过程，因而还透露出些许此前不曾见过的信息。其中有7封信——即第14至第21封，直接关涉到两萧。而在第13信(1937年7月31日)之前，他们还未曾谋面。

　　1933年8月，21岁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端木蕻良(当时名叫曹京平)，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视为激进分子，为避当局的秘密搜捕匆忙逃离清华园，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在天津避难时又开始了一向喜爱的写作，并在4个月后写出了他此生最好的长篇小说，30万字的《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12月中旬，他去北平再次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随后为避追捕从北平南下，1936年年初到了上海。

　　此时的端木蕻良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除了自己埋头写作，几乎不会跟外界交往，但他一直在和鲁迅联系并试图在文坛有所作为，7月底，病中的鲁迅委托胡风看过他寄来的《大地的海》等稿子，因此和胡风有了联系。因着郑振铎介绍，并在王统照主编的《文学》上发表《鴜鹭湖的忧郁》等文，人们也逐渐认识这个文坛新人。

　　而此时的两萧，因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影响，在上海文坛已经小有名气，他们因为鲁迅和写作的缘故也与胡风时相往还。

　　时间大约是在1937年8月底，“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之后，在胡风召集的《七月》杂志筹备会上，端木蕻良首次见到了他早有耳闻的东北同乡萧军和萧红。随后，由于开战，大批文化人撤往内地。端木离开上海前，因没有住处在胡风家暂住，9月25日，两人在火车站握别。胡风去了武汉；端木因腿疾又犯，去往浙江上虞他的三哥曹京襄处养病。

　　10月初，信札中的第14信，由浙江上虞发往武汉，是离开上海后的第一封信。

　　这封用毛笔所写的信函字迹潇洒，展示出端木的古文底蕴和书法功夫。“窗外竹影萧萧，曲水一泓，不知生于何时何代。三郎及红小姐已抵汉否，至为怀念，希望能得他们长住，则中国文坛可在汉口留得半壁天下。”“今日此间有人谓我中国才一担，东北占八斗，此语可转寄三郎，笑破肚肠也”。

　　其中“三郎及红小姐已抵汉否……”等句，询问晚他们几天离开上海的两萧，是否顺利到汉，且尽显年轻的东北青年作家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豪情。

　　第16信，亦从上虞寄往武汉，时间为10月20日，应是接到胡风所寄《七月》的回复，“风兄：信收悉，刊物亦今日到，皆满意，甚为兴奋。”“盼望能早日和你们相见。三郎夫妇近况何似，念念。”第十七信，11月8日，上虞发武汉，信中有云：“今日得三郎夫妇信，何以又有去意，心甚怆感，吾辈能团聚如几时，又复东西！”此信透露的消息说两萧有去陕西的打算，并预设11月15日动身，但后来并未成行。

　　第18信，11月10日，上一封信的两天后，上虞发武汉。信中，端木在比较了这一期《七月》好于上一期，并通报寄出稿子之后，直言“前日接萧军萧红来信知他们打算十五日去陕，心中颇为悒悒，不知萧红也去否，看她样子身体不太好，那边生活甚苦，她能吃得住否？与军不能一欢会，便言离去，殊不能释。我给他寄武昌一信，计日恐他收不到了，但愿它能快走一步，在他刚一出门口时接到手呵！”这段文字见证着当时的端木对两萧的友谊和牵挂。

　　第19信，1938年2月19日前后，山西临汾寄往武汉。盖因1938年1月底，端木和两萧等人应邀前往临汾，到阎锡山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文艺指导”。这是他们到达临汾后第一封信，主要是向胡风介绍初到的情况，“此间工作尚好，学生水准甚高，对来的七人观念尚好。”信中七人指同来临汾的端木蕻良、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和李又然。

　　最有意义的是下面两封：第20信与第21信。

　　第20信写于1938年4月10日前后，此信上来就说“我，萧红，萧军，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三人又聚首的原因是：1938年2月，晋南战局吃紧，日军进逼临汾，“民大”准备向乡宁撤退，2月底到3月初，他们这几个“文艺指导”大部分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到达西安。而萧军则与民大师生一起转移，他本欲前往武台山打游击，因故受阻，所以转道延安，而后又随去延安“述职”的丁玲和聂绀弩一同到了西安，抵达的时间是4月7日。

　　此信主要事项如下：“我有一套西装，是我顶喜欢的。希望你能把他托人带出，带到汉口，交给孔凡容寄给我。寄到兰州炭市街四十九号白危转端木蕻良。”当时青年作家白危(本名吴渤)在兰州办宣传抗战的报纸，为扩大阵容他写信到西安，邀请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王洛宾、塞克等前去参加救亡工作。“兰州炭市街四十九号”是白危所居之处。也许与此邀请有关，端木也打算和他们一起去兰州。

　　然而时隔不几天，4月16日，端木就此事再致胡风，是为第21信。信中称：“前次写了一信，嘱老兄将我的西装寄到兰州的事，请先不要执行，因为还是存在武汉，等着我以后再麻烦你，或许就从此不麻烦了也，一笑！”

　　此信与前信时间相距不远，虽然都在说同一套西装，但值得注意的是，端木的打算已从要去“兰州”而转向了“武汉”，一句“或许就从此不麻烦了也”更是堪称微妙。“兰州”换成“武汉”，并不单单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命运的拐点；先请寄西装不久又叫停执行，其内涵亦远远超过一套西装。这等变化令人诧异，所有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短短几天内，目睹和经历了两萧的最终分手，他和萧红的感情走向有了质的变化并渐趋明朗——他们已经打算彼此牵手共度余生了。回溯始于1937年8月底上海的初见，端木与萧红并无多少交集。真正近距离接触是在当年11月下旬端木到汉之后，相互之间更多的了解也始于此时，至此时间不足五个月，且多在动荡之中。在武汉，一次端木和萧红月夜晚餐回程，路过一个小桥时，萧红曾对端木吟诵“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的诗句；在西安，他们也曾同去碑林访古……那时也许周围的人对他们交往已有看法，但信中并无多少端倪，除了正常的友谊和牵挂，亦显现不出所谓端木的刻意插足等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至少在4月中旬以前，除了在创作上比较谈得拢，进而非常欣赏萧红的才情之外，端木完全是无心插柳，起码是准备不足；倒是那个与萧军彻底了断后的萧红，潜意识中颇多可能有心栽花，兵荒马乱且有孕在身，实实不宜独自赶路。根据后来的有关记载，当时在西安确实发生过一些与此有关的大不愉快，所以局面明朗后，他们在视萧军的去向而定行止，萧军要和塞克、王洛宾等人去兰州方向，他们就选择了结伴而行，再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