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文学史的“血肉”和“体温”(徐刚)

　　近年来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转向”，使得李洁非这位曾经敏锐犀利的批评家，转而成为睿智沉潜的文学史研究者。短短数年间，便有《解读延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等著作问世，引起不小的学术轰动。尽管在追索这些研究成果的历史来路时，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可视为其学术启示的重要线索，但李洁非研究的独特个性，他对历史“血肉”的细致复原，却在这些散淡而沉着、严谨而带着体温的文字中一一呈现出来。

　　文学史的“血肉之躯”

　　纵观李洁非的近作，“典型”系列是颇引人注目的。尽管按照既有的学术规范，这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而毋宁说是他读史论事的随笔，可恰是这种闲散和感性所带来的鲜活记忆，完成着复原文学史“血肉”的重要工作。而按照李洁非的意思，文学史的“血肉之躯”恰是对“无生命的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的反驳。正如他在《典型文坛》自序中所说的：“当代文学史著述目前缺的不是骨骼，是血肉。”而他的工作正是要“让当代文学史从宏大的架构，或者高屋建瓴的概括，或者建立在各种观念之上的主观评说褒贬，还原到具体的人和事，还原到细节。”在机械的文学史框架和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之外，以“叙事”为方法，重返文学现场，实现文学史认知的“实感形态”。

　　我们且看《典型文案》的结构，第一编为“人”，包括茅盾、路翎、郭沫若、舒芜；第二编写“事”，有萧也牧落难、陈企霞事件、刘绍棠“从神童到右派分子”之变，以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谜案；第三编说“史”，囊括“周恩来时间”、“大连会议”、《海瑞罢官》始末等。这些饶有意味的叙事点，并非当代文学史宏大叙事架构的枢纽要地，但正是这些掌故、八卦，或曰历史的“边角料”，在李洁非拓展的认知视域内，直抵文学史幽深繁复的肌理。从“典型人物”到“物的结构与属性”，李洁非通过细致绵密的“案例分析”，重审历史暗角处被遗忘的文学事实，于探微索隐中发见文学史别有洞天的境地。由此我们得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本内外一连串的风波和隐情，也更清楚地看到“寂寞茅盾”未尽其才、未逞其志的苍凉心影，以及“胡风集团分子”中寻常人物的惨痛遭遇。而这些正是文学史上语焉不详，或者干脆隐而不彰的层面。

　　“典型环境”的呈现

　　从僵硬的文学史面孔，还原到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这是李洁非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然而，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却并非为了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而是聚焦他们置身的历史，勘探特定年代的“体制化文学”，分析它的来路和流转的形式，及其带给文学的无孔不入的政治隐喻。换言之，“典型人物”和“事件”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典型环境”才是其分析的目标。

　　在此，个人不过是历史的“牵线木偶”，而体制才是剧中人悲剧的缘由，这便是李洁非学术研究的锋芒所在。恰如他在《典型文案》中所说的，“我们文艺最终面对的不是人而是物：体制、政策、形势、运动，等等。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他对书中的人物充满了“理解之同情”。

　　《凋碧树》一文论及“文坛掌门人”丁玲在上世纪50年代的“轰然倒地”，并未纠缠她与周扬的个人恩怨，而是将历史的目光推得更远，锁定的“罪魁”是那个时代的迷误。同样，在紧接着的《长歌沧桑》中，李洁非以同情之笔划分出不同时期的四个周扬，从这位“红色文艺CEO”的复杂多变入手，揭示出那个时代“体制化文学”的波谲云诡。此外，对“胡风事件”的透视，作协秘书长郭小川的“来与去”，也皆取整体性的视点。

　　其实不惟以上所提及的“名人”，就连历史剧中的配角，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也往往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秩序中创痕累累。《胡风案中的人与事》中的普通文学爱好者“化铁”和“苏州一同志”许君鲸，《悲惨的信》中的“宋波”，其命运令人不胜唏嘘。作者通过他们的遭际，更为清晰地呈现了新时期之前，当代文学的体制面貌。

　　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或许在李洁非看来，历史中的个人虽有瑕疵，但历史之恶更应审视。同时，他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聚焦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以便在文学史的“血肉”中彰显研究者的体温。

　　如果《解读延安》一书从总体上解答“从五四到延安”这一20世纪中国现实危机中的精神困境问题，那么“典型”系列则从个案角度分析知识分子的挣扎之痛，并以此反思文人的永恒困境。比如《反复——舒芜的路》一文，其实早已超越了对舒芜作为文坛“犹大”的道德义愤，而还原为一个受“五四精神”感召、去实行精神探索的知识分子的个例。同样，《少年维特，长眠大寨》里的郭沫若，《龄同世纪看夏衍》中的夏衍，在作者的分析中，都以其各自的方式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份证词”。

　　就此而言，李洁非实际上书写了一首中国文人的交响曲。这是超然物外的悲悯，更是以史为鉴的教谕。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李洁非的文学史著述，或许能清晰地体认那句被引用得几乎滥俗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点现实意义。

　　徐刚，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洁非

　　学者、作家，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传记写作，著有《小说学引论》、《当代小说文体史论》、《城市像框》、《龙床》、《解读延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和《黑洞：弘光纪事》等，曾获“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