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魂之歌》(竹林)

　　一

　　《魂之歌》这部长篇，是作为我的第三部知青小说来写的。为什么我对知青生活题材情有独钟？这个问题我曾在《解放日报》2012年12月7日的“周末访谈”中作过回答：“这部作品是我知青小说的收官之作。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深入的。如果说我写《生活的路》只是想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企图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和人生价值及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同一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

　　当然，有了写某个题材、某种内容的激情，还得有生活。就像造一栋楼，立了项，还要有设计图纸、建筑材料；还得经过作者的艺术劳动将它建设完成。那么，这部小说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约在三十年前，我采访到了一件震撼心灵的事：某国家级科研单位里的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在当时世界上激光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时，提出了X光激光的设想。光的X波段是光波的最短波段，从而能量也最高。而激光又能将该波段的光能极大地激发放大。因此，这个设想如能实现，则是光学领域里一场巨大的革命，它可应用于小到纳米技术、细胞切割，大到太空战的光武器等领域。当时尚在“文革”中，他的研究课题被当作天方夜谭。然而他以陈景润式的执着，不顾一切地投入进去。经历了数年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和屈辱，他终于取得了初步成功。可他的成果先是无人重视，后又被人剽窃。他不得已将论文投到了国外的科学杂志，又被当作泄露科学情报遭审查。这位青年科学家内外交困，终于在抑郁中患肝癌离世。而美国随后便在该项目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收获。不久，美国总统里根就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件事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我想写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X光激光和人生道路上的X”。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媒体刊物肯发。这段生活就一直搁在我心中。

　　以后，我数次去云南边境，积累了许多新鲜的生活素材。比如我去瑞丽地区采访，在中缅边境内外，遇到了一批“文革”中赴云南插队的知青。他们有的已在当地傣族村寨安家落户，变成了地道的“少数民族”；有的在缅甸开矿做起了翡翠生意。他们向我介绍了许多那里的民俗风情和传说。还有一位腾冲本地知青，当年曾与一大批热血知青奔赴缅甸参加了人民军；　他担任过人民军某部的参谋长，亲历了那流血的战斗岁月；后来又在缅甸做过玉石生意，办过工厂；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回国在瑞丽经营农场，种青枣……他不仅热情周到地招待我，还将当地的宣传部长———一位年轻的傣族姑娘介绍给我，让我在她的协助下大大增加了采访的容量。而最大的收获，是这位人民军参谋长自己的经历———我整整听他讲了三天三晚，不但做了记录，还录了音。至今我与他(我称他刘大哥)还有联系。现在小说中的一些缅共游击队的生活，还有玉石方面的知识，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中，至今未能释然。那是又一次去云南的旅程，在从昆明飞保山的飞机上，我认识了上海某木材厂的厂长。他去老挝采购木材，听说我是搞写作的，就向我动情地讲了始终令他揪心的一件事：

　　原来他已数次去过老挝，走过那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是当年我国给越南抗美战争输送军需物资的山间丛林通道。那时我们许多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肩背人扛，靠自己的两条腿穿山谷越丛林，将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千里跋涉运到越南南方。但这条人力运输线遭受着美国包括武装直升机、导弹、化学武器在内的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无数年轻的生命默默倒在了“小道”两旁的山谷丛林里。他们牺牲后被就地掩埋，同伴们在烈士遗体的掩埋处插上一块用竹片或木片做的小牌子，写上战士的姓名和牺牲日期。几十年后，这位厂长还在小道两旁见到了许许多多残存的牌子———我们的国际主义英雄战士的纪念碑，如树叶般数不清。

　　厂长那时约五十多岁，家里有妻室儿女，日子过得很美满；然而推己及人，他对我说：“那些孩子长眠在如此荒凉的异国丛林里，就这样被时代默默地遗忘了，实在于心不忍啊！”

　　他抄了一些战士的名字，拿给我看；　还写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呼吁信，要求由国家出面给那些尚可以辨认的烈士遗骨迁回国内安葬，并设法通知其家人。他问我这样做是否妥当？我说让为国家的派遣而牺牲在国外的战士魂归故里，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这么做的。你的建议很好，没什么不妥。我还问他，你是厂长，是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如是，则在开会时可将此信作为提案提出。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只问我是否愿意一起签名？我含着泪对信的内容作了些文字修改，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寄出的信没有指望得到答复，但这些年轻战士的英魂时时在撞击我的心。我想，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青年，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遭受了同样的时代命运，只是我和一些知青下乡插队了，他们去当了兵；或者他们可能也是插了队然后再去当兵的；　而我们历尽劫波生命尚存，他们却长眠在异国他乡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青年啊！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究竟是被一只怎样的巨手操弄？它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怎样的痕迹？

　　我还去过一次怒江峡谷。那儿的风光奇丽秀美堪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在茶马古道的重镇丙中洛，我见证了当地藏族青年小余和一位温州姑娘的传奇式婚姻。他们的爱情故事甜美浪漫，却又在现实、理想和民族习惯的碰撞中波澜起伏，向我展示了又一代华夏青年人的人生命运，以及关于民族融合的诸多思索。而更加震撼我心灵的是，在那个高山峡谷间多民族聚居地的多元宗教信仰。正是这些信仰使他们能够长期和谐相处，民族繁衍至今。在进入通往西藏的怒江要道秋那桶村时，我遇见一位九十八岁的老太太安祥地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我上去问候她，问她老伴可还在？老太太显然耳聪目明，她望着我摇摇头，微微一笑：“他像羊一样被人牵走了。”

　　我大惊，这是什么意思？经打听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生产队干部，1958年大跃进挖水渠，为了保护水源他反对开挖，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帽子绑走了，后来死在丽江劳改农场。那个时代到处都有冤假错案，这不奇怪。令我吃惊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老太太不恨不怒不争不斗，只让生活回归自然，让心灵回归安宁。为什么？因为她说她有信仰———她信奉基督教。

　　中华民族的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跋涉前行；但是有人就会有思想，就会寻找生存的方向，就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撑他的生命空间。每代人的命运遭际大不一样，但他们就像河流山川一样是有源头和流向的。让这些从不同高度和方向流出来的山川河流汇集起来，组成一条两岸有绮丽风景和世俗人情的有声有色的大河，让后来的旅游者能够在河上欣赏和休憩，也可以在它流经的地域作些考古和探寻。也许，这就是作家的责任。

　　于是我将那位青年科学家的故事，将刘大哥自己的故事和他讲给我听的其他故事，将我这二十多年来在云南边境采集到的许许多多故事和风土人情，以及时代前进、社会变迁给我带来的矛盾、思考和感悟，统统汇集起来，组成了我自以为比较宏伟可观的一条河流———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魂之歌》。

　　二

　　上面谈了我这部小说的写作因由和作品素材、生活的来源。下面，我想就生活和创作的关系说些自己的体会。

　　生活是作品的原材料，但作家创作所用的“材料”，并不只限于个人的直接生活。作家使用的这些生活素材，可以说绝大部分来源于间接：或听别人讲述采访所得，或从报刊网络媒体以及图书资料所获。这个道理，我想每个文学创作者和论者都是明白的。否则，试想如果写的是历史题材，难道作者还要乘时光机来个历史“穿越”，回到古代去亲自体验不成？

　　但也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记得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出版后，在西南省份的一家刊物上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说我根本没在云南下过乡，怎么可以写云南知青生活的小说？我一向珍视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要觉得有一丁点价值，都会感恩不尽。然而此文对小说没有任何具体的批评，只是隔空放炮，围绕着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抓住我不是在云南插队落户的，就断言我的小说在胡编乱造。我不认识这位论者，与这家刊物也从无联系，估计他也是从认识我的人中知道了一些我的大致情况就匆匆下此结论的吧！

　　说到这里，我愿意就这部小说的创作再谈一些情况。这部作品完成于1988年，1989年在《小说界》长篇小说专刊发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马上出书，直到1995年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在此期间，加拿大的一家女性文学杂志全文作了刊载，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也与我签订了出书协议。但他们对出版这部书稿很慎重，据说特地请了台湾了解云南情况的原“康藏委员会”的一些老人审读稿子，看作品中所描写的当地风情景物有否差错。审读结果，只对两种植物的名称存疑———“望天树”和“鸡蛋花”。出版社向我质疑，说他们查了台湾出版的有关地理书和 《云南植物志》，无法查到它们。我回复他们：“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作物所就有；而“鸡蛋花”则是那里路边、山坡上的一种野草花，是傣族人自己起的土名，恐怕未收进植物志。我说这些，只是要说明我对写作中所用的生活素材是认真对待的；一石一草、一花一木，我都会询问查阅比较核实，决不敢脱离生活实际信马由缰地胡编乱造。　　也正是由于台湾这家出版社对作品的审慎认真，使我结识了敬仰已久的我国文化思想界的前辈胡秋原先生。当时先生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审读。他说他被作品里描写的知青生活深深震动了。他主动写信给我，还为这部小说写了一万多字的评论，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年轻一代的拳拳关爱之情。也从此，我与先生成了忘年交。

　　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时，见到一篇文章评论儿童文学前辈陈伯吹先生的作品。这篇文章称陈伯吹先生为“儿童作家”。我当时见了十分讶异。现在想来这位作者大约犯了我上面所讲的那位论者同样的错误，认为文学创作能用的生活素材，只能是作者亲自生活其中的；除此之外的生活都不能进入作品，所以认为儿童文学就一定是儿童写的。而这位写了许多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老作家，也一定是个儿童了。

　　不过那个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极“左”的文艺思潮里产生什么样的怪论都不奇怪。如果时至今日，还这么幼稚和偏执，就有点荒诞了。

　　其实，生活虽是创作文学作品的基础，是作品的原材料，但也并不是有了生活就一定能创作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试想，自从人类组成社会以后，每个人都在和周围的人发生关系，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工作着、奋斗着；除非你像“白毛女”一样一个人躲进空无人烟的大森林———但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生活里，每个人都有生活，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吗？

　　当然不是。文学是形而上的果实，是思想的结晶，是文化，是艺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作家要“熟悉生活，体验生活”。这就是说，作家有了生活，还需要对生活进行“体验”，进行自己的分析体味和思考，将它上升到符合时代和人类进步潮流的思想理性的高度；与此同时，还需要发挥作者合理而丰富的想象。文学作品没有充满思想活力和艺术追求的丰富的想象，只是录像式地复述生活，那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也只能算是一本故事大王。

　　苏联著名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对文学作品的构思过程作过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大致说：好像天上朝朝暮暮积聚着云，那云越积越厚，突然间积聚的乌云中电闪雷鸣，接着大雨倾盆。这雨水汇成的大小河流，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

　　如是，那天上逐渐聚集起的云层，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而作家对生活的理性思考和想象，则是闪电和雷声了。然而，闪电需要一个刺激点燃。这个刺激，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叫作“灵感”。

　　我的三部知青小说，如果说第一部《生活的路》的灵感是想在那万马齐喑的境地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说一些真话，为他们发出一声微弱的呐喊的话，那么，第二部《呜咽的澜沧江》 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到嘉定时女知青小邓在我心中所引爆的隆隆雷声。

　　小邓来找我的目的就是与我说话，说她的家庭，她的失落和痛苦，她在云南兵团经历的一幕幕惨剧……由于在那里受了太多的苦和精神压力，曾一度双腿瘫痪。我与小邓用煤油炉一起烧饭吃，晚上挤在简陋的木板床上睡觉。小邓聪慧敏感，又有坚忍的意志和很强的表达能力。她对我的讲述连续了数月之久。她和那些兵团同伴的故事，既有传奇色彩，又充溢着那代人对理想的天真的探求和反思。最终她向我道出了心中的愿望———要我把她与命运的搏斗，她的思考与追求，用文字的形式传达出来，告诉世人。因为她读过我写的第一部知青小说，她认为我可以而且应该完成她的嘱托。

　　就这样，我责无旁贷。在数次去了她的兵团所在地采访补充素材之后，以她的经历为主线，完成了这部作品。

　　而现在的第三部《魂之歌》，情形则有些反过来。我已经有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但需慢慢等待那引发“闪电”的刺激。许多年过去了。我在“观察”我们的生活，看到了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的社会喧嚣浮躁之气在不断上升；贫富不均，公正与法制遭践，群众的情绪在积累和散发。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如何消解这些矛盾？许多学者和论者都会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来搪塞：这是体制问题。似乎这句话一拿出来，问题就被挡住，再也无需认真思考和解决了。忽然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沪郊农村我看到村子里的农民对自家屋后的粪缸都十分重视，连安放的方位、缸下面填的石块都有讲究。后来搞卫生村，要将粪缸搬迁集中，开始几乎都反对，后来一定要搬，于是家家先要看风水和岳神方位；但粪缸搬了，有的人家缸下的石头还留在原地不敢动。因为据说那石头一动可能就会“动了刹”，要倒大霉出人命的。于是我傻想，我们的改革目前面临的这道障碍，难道就似那块粪缸下面的石头，知道应该搬走但又谁也不敢动它？然而，改革开放毕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和认识了世界；我们提出的追求人类先进文化的口号何其响亮！那么，先进文化一定不会阻止人的自由思想；让人们比较、思考一下体制问题；或者说探索一下关于人类的理想和信仰问题，也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体现和标志。于是，突然间，我脑子里的闪电被点亮了。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位青年科学家的事迹遭际，以及当年怀着虔诚革命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年轻知青和战士们，他们的那些理想、信仰和我们的现实，和眼前的金钱崇拜协调吗？和当今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一致吗？他们的奋斗和命运，有价值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矛盾与差距？围绕这些问题的雷声越来越大，终于激发成了一场大雨，流淌成了我的河流。

　　综上所述，我以为，文学创作是需要生活的，但它必须以生活为原材料进行再创造。作家不能把“生活”原样照搬进文学作品，要对“生活”进行取舍选择，要进行分析思考、集中提炼，要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要将它提升到思想人性灵魂的层面。而作者的真功夫，也就在这再创造的过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