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毕飞宇(潘向黎)

吴冠中 小亭游鱼 镜心

　　一

　　对毕飞宇最初的印象，不能简单地说好不好，但是他基本上被我划归“不会成为朋友”之列。可能因为先听见了太多关于他的传言了：人长得如何帅、小说写得如何好、又斩获了多少奖项了……这种人一般都需要拿出十足的谦恭随和、低下去把自己铺成一块地毯，才能“平民愤”，等到见了人，这小子居然是说话直眉瞪眼、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他的“反革命气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余一概不论，以至于后来有个年轻记者很认真地问我：“毕飞宇和照片上一样帅吗？”我迟疑地反问：“他帅吗？”那个记者大受打击，几乎是眼含热泪恨恨而去。我当年就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会拐弯加没刹车，真是对不起人。

　　后来小说家毕飞宇反复指出：最烦人家“议论”他的长相———这话应该是真话，不过还是有点“欠扁”，但那是毕飞宇的事——所以我对他长相的不在意，可能是我们“美好友情的开始”(电影《卡萨布拉卡》的台词)。

　　不在意他的长相，当然是在意他的小说了，这一点，有我许多年前写的评论《玉米》的《看败家子毕飞宇请客》为证。他当时读了很开心很得意，在电话里晦涩曲折地表达了这一点，还对几个搞评论的兄弟说：“看看人家，写得多好，把你们都比下去了。”小孩口没遮拦，替我狠狠得罪了好几个评论家。后来法国不知道要出和他有关的什么书，要一篇关于他的评论，他选了我这一篇。

　　何时第一次见到毕飞宇不记得了，但记得他第一次打电话来。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也没有自报家门，第一句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听了半天，才犹犹豫豫地问：“您是……？”他说：“我毕飞宇啊，你听我说。”商量完事、挂了电话我想，这人怎么这样啊？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一起谈笑甚欢似的。这人自我感觉怎么能好成这样？真是！后来才明白，他这人就这样，即使他只是南京某家小报的下岗职工，他也会这么我行我素外加适量的无厘头。

　　他有一次的电话让我记得很清楚。他以一种老前辈、过来人的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听说你得了一个奖，啊，不错。这个奖我也得过。(我想：我知道，你到底是来祝贺还是来炫耀的？)“过来人”继续说：我说我得过，是想说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接下来可能会有颁奖典礼啊媒体采访什么的，你要注意你的态度，你晓得吧，这时候你不能不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清高，不能说你怎么怎么不在乎，(我想：我是那样不知好歹的人吗？)且不说这个奖的含金量，这个咱们可以先不说，评这个奖的过程，你晓得吧，有许多人的劳动，编辑、初评委、终评委，人家都很辛苦，最后你们露脸了，人家有什么好处？你至少要对这些人的劳动表示尊重和感谢，所以你大小姐一定不能说错话，那样就不应该，也不体面了。最后他说：当然，主要还是祝贺你。还有，过了这一阵就忘了它吧，好好写东西去。

　　这番谆谆教诲，还是挺让我感动的。虽然没有达到从此把他当前辈当楷模的程度，但是从此交情明显升温，然后多年保持在三十七度五左右。

　　二

　　毕飞宇说话有几个口头禅，一个是伴随微笑和闭眼睛的“不是，你听我说”。这是他长篇大论的开场白。另一个是“你晓得吧”。用来作句子的“后缀”，或者代替中间的逗号。有一次我整了他一下，大家聊着天，他一个人滔滔不绝，我肚子都饿了，等到他第101次说：“你晓得吧。”我立即答：“我不晓得。”他说：“不是，你听我说。”我说：“我不听。我要吃饭去。”他顿时舌头打了结，好几秒钟后才说：“好，走吧。”

　　我们见面基本上都是在南京。他常来上海，但几乎每次都不通知我，然后回去后必定打个电话来说：“我去过上海了。”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事先通知我，既然不见面就不用说了。他说觉得是有正事要办，不是找朋友玩的时候，但是还是要说一声。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和常人不一样，写小说的人，我也不和他理论了。

　　小毕同学身上不脱长期受宠的脾性，我总说他像一个上面有许多姐姐的弟弟(关于他兄弟姐妹和排行的情况，我求证过，但是忘了)，比如有一次见面就诉说他如何在健身房拉伤了肌肉，我刚要同情，被贾梦玮一句点醒：“他这是撒娇，我们一般都不理他。”这几年，也许是有了点年纪，他的自我要求明显地高了，脾气好多了，分寸感强了，也更会体谅谦让了。还有，日子过得从容起来了，我每次到南京，他请吃饭的地点和菜式也讲究了，特别是有一次专门请我去一个地方喝了咖啡，居然是我在国内喝过的最好喝的！我一说，他高兴了，居然在我随身带着巴掌大的记事本上写：“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毕飞宇”。小说里的刁钻和凶狠都不见了，露出几分孩子气。这种洁净的孩子气，在他的短篇《地球上的王家庄》 比较集中地体现———这么多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开头：“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识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忍俊不禁。这个以轻取重的短篇堪称当代短篇杰作。我怀疑，毕飞宇在写它的时候是处于一种薄醉状态，乘着醉意他回到了孩童的视角，以未被污染的眼睛审视了那个时代的荒诞，也写出了荒诞之中不灭的童真和渴望。

　　毕飞宇有脾气。此人写作虎虎生威，做人牛气冲天(抱歉，近年常陪儿子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影响了词汇和思维)。平日里，说话一认真就直眉瞪眼，讨论的问题如果比较重大或者所揭露的人和事比较不堪，他简直咬牙切齿，要不是剃的是胡茬一样的寸头，绝对可以“怒发上冲冠”的。他脾气不好的例子很多很多，比如在北京有一次电视台录制节目时，因为觉得对方不尊重人，就中途退出，人家急得在后面追着喊也喊不住；比如硬是拒绝了一个奖项，一时舆论大哗。那时我正好去南京，和他在茶楼里见面，隔壁坐着的茶客都在看报纸上他“拒奖”的消息。

　　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另一个作家，我随口说你们好像关系很好呢，毕飞宇居然很严肃地说：“我和某某某，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话大有意味，现在许多人的关系都不对了，如果作家和作家、编辑和作家、老师和学生、有权势者和平头百姓都能保持本色的正常的关系，生活应该会正常许多，空气也会洁净起来。

　　我和毕飞宇可以勉强算是牌友的关系。有一阵子我一到南京就找人打牌。所谓的“人”，常常也就是贾梦玮、毕飞宇这几个。毕飞宇是我见过的作家里算牌最精但手气最差的一个，然后他又有着职业赌徒般的认真和投入，每次都让我很开心。最好玩的是有一次，我和叶弥约好一起去南京玩，和飞宇、梦玮一起打牌，梦玮说环境要好，就去了大钟亭，在亭上的茶室每人一杯雨花茶，清风徐来，开始打牌。每次打牌我总是选梦玮做搭档，他不在乎胜负，不会因为我打得不好而怪罪。于是毕飞宇就和叶弥搭档。叶弥和毕飞宇是鲜明的对照：她手气好，但是不算牌。有一把梦玮和我的牌差得几乎组织不起来有效抵抗，我一直嚷嚷：“不要打了，你们直接升一级好不好？”飞宇沉着冷静地说：“要打，这是规矩。”梦玮更加沉着冷静地说：“要打，而且我们会赢。”打到最后，发现叶弥手里少了一张牌，她扣底多扣了一张。梦玮说：“我说我们会赢吧。”飞宇脸色微变，但还能控制。下一把，飞宇好不容易有一副姐妹拖，处心积虑留到了最后，这时每人手里五张牌，毕飞宇除了那四张姐妹拖，就是大怪一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眼看大局已定，这时叶弥出牌，她轻轻巧巧地出了一张，飞宇脸色大变，他的姐妹拖被自家人“稳准狠”地捅开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下子他崩溃了，只听毕飞宇说：“叶弥，你晓得吧，我不怕别的，最怕人家没脑子。”叶弥把手里的牌一扔，说：“毕飞宇，你知道我最讨厌人家说我什么，就是说没脑子！”梦玮居然虎口拔牙地说：“好像没人喜欢吧。”我笑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差点没被茶呛死。后来幸亏王彬彬上完课及时赶到，说请我们全体吃饭，两个气呼呼的小说家才缓过劲来，吃喝过半，就恢复了“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的关系”。

　　三

　　作家内心常常都是拧巴的，但毕飞宇和现实的关系总的来说还算平稳妥帖，就是他总能让自己显得很正常。他言谈中常常提起自己的父亲，他也很敬重他的老师们，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平时超级宅男一个，旅行也常常会带着太太和儿子。说起孩子，大概是七八年前，我的孩子还很小，有一次在办公室给毕飞宇打电话(大概是约稿)，他居然就在电话里向我传授育儿经，絮絮叨叨说了许多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强调孩子不怕冷，是怕风，千万不要让孩子吹风，“如果带孩子出去遇到起风，你怎么办？赶快回家？那来不及，你要马上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裹上！你晓得吧，你必须这么做，不然他就感冒了。”等我挂了电话，同事说：“那头肯定是个老阿姨吧？”我哈哈大笑。

　　毕飞宇有些地方固执得没道理。比如他顽固地不用手机，是为了躲清净还是显得“有气质”？他不承认，他说：“我不需要。”好吧，他不需要。那年在苏州开笔会，他为了和荆歌约打一场乒乓，用我的手机不知道给荆歌打了多少电话，他刚说完，一会儿荆歌的电话又来了，缠绵地说“我再和飞宇说句话”，烦都烦死我。晚上众人在湖边悠闲散步，毕飞宇脸色凝重地过来，说儿子今天有点不开心，需要他这个老爸出马做思想工作，于是借了我的手机，在湖边一会儿站一会儿蹲，说了半天，花掉我许多漫游费。这还罢了，车到上海，他要去华师大给什么班上课，接头的人是吴俊(彼时的吴俊还没到南大，还是华师大的人)，毕飞宇下车之前成竹在胸地对我说：“给吴俊发条短信，说我现在去找他了。”过了一会儿，吴俊的电话来了，从来没听过他那样失态的嗓门：“你把毕飞宇叫住！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现在过来？我不在学校啊，我在外面和人家吃午饭，他不是和你们一起吃完午饭才来吗？”我等他咆哮完，轻轻地说：“你别冲我喊呀。我不知道毕飞宇和你怎么约定的，我只不过替他发条短信而已。”吴俊绝望地明知故问：“他也没有手机？”我说：“是的。”吴俊牙疼似地说：“好吧。唉，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不知道那天是吴俊丢下客人赶回学校，还是毕飞宇像个约会的大学生一样在校门口痴痴地等。

　　我写这篇印象记的初衷之一是想说毕飞宇绝对需要手机，但是写到这里我改主意了。手机满世界都是，有脾气的人千金难求，好吧，毕飞宇可以继续“不需要手机”。

　　这样一个人，现在当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去了，那么南京大学的学子们有机会聆听毕老师的口若悬河语重心长了。以我多年被他指点开导的经验，我可以负责地说：毕飞宇会是个好教师。对这一点，我比他“不需要手机”肯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