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与“高压线”(高深)

　　1981年5月，杂文家林放先生记述了1957年夏天毛泽东关于杂文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

　　林放又说：“不幸的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初衷。有相当一些写杂文的同志被卷入那个大漩涡的中心去了(指反右派斗争。笔者注)。就连毛泽东谈话时提到名字表示欣赏的一位只不过偶然写了几篇杂文的朋友，也终于不能幸免(见文汇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夜光杯杂文精选·序文》)。”

　　再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就更令杂文作者毛骨悚然了，管你是什么“三家村”、“四家店”，都成了不可逃遁的“牛鬼蛇神”，何止头上有“高压线”，而是拉了一条无形的高压电网，杂文家们几乎被一网打尽。

　　判断任何事物的现状及其变革，都不可以孤立地思考，尤其要与国情与国际国内的大趋势联系起来。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的中国作家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说：今后再不会因为作品给作家戴什么“帽子”了。胡启立在代表党中央作的大会致词中说：要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到会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欢呼中国文学的春天到来了。

　　会后，有一位加拿大作家访问我时问道：“你认为 ‘创作自由’这个口号能实行吗？能实行许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就以半官腔的口气说：“创作自由只能相对的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创作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

　　他说：“不，不，我不是从哲学的层面跟你谈这个问题，是从政策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你以为‘创作自由’这个政策，在中国会不会坚决下去？”他说的“坚决”，我理解是指“坚持”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回答这样很敏感、且“政治性”极强的意识形态的话题，既没有把握也不一定合适。好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外国友人的访问了，比较冷静，还是较为诚实地回答了他。

　　我说：“这就要看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下去，能否成功。如果坚持下去了，成功了，国家发达富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绝大多数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创作自由’就能实行下去；　若是改革开放失败了，半途而废，中国仍然‘一穷二白’，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生存权毫无保障，甚至倒退到‘十年浩劫’那种岁月，不但‘创作自由’保证不了，怕是连文学的生存也是个问题。”他沉思好久，最后拍拍我的肩膀，说道：“也斯、也斯……”表示同意我的见解。

　　本来是说杂文头上有没有“高压线”，一扯就扯了这么远，似乎跑了题。其实不然。有没有“创作自由”，是杂文头上有没有“高压线”的前提。1998年离休后，我已经写了十几年杂文，有的题材相当敏感，以前大多属于禁区；有的杂文语言泼辣，词锋逼人，比我1956年、l957年写的杂文、讽刺诗尖锐多了。但是这些杂文在各报刊都比较顺利地发表了，大多已结集出版，没有给我惹过麻烦。

　　杂文是一种迅速反映社会世相的文体，好比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只“电子眼”，它能发现一些以常规观察方式难以发现的弊病。古人常讲“盛世危言”，愈是盛世愈需要这种“电子眼”，如同愈是繁华热闹的市井，愈需要安个“探头”一样。因此媒体不薄杂文，读者喜爱杂文，大多数领导干部也不反对杂文。

　　杂文有刺。但有刺的东西并不一定就不好。玫瑰花有刺，恰恰象征着爱情。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讽刺与一本正经地劝说之区别，就在于让某些在习惯中已经麻痹的心理引起特殊的刺激与震动。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说：“法律和剑达不到的地方，讽刺的鞭子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