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掉书袋如高级“知音体”(何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专访

　　有的文字浓妆艳抹披红挂绿

　　羊城晚报：您最早读董桥是什么时候？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印象？

　　赵勇：当年经常看《读书》杂志，在上边看见柳苏的推荐文章，第二年董桥在大陆出第一本书《乡愁的理念》，我就买来读了。

　　读完《乡愁的理念》之后，我觉得董桥的文章跟自己的欣赏趣味不太吻合，感觉他掉书袋太多，有卖弄的嫌疑。后来看到一个说法，说董桥“何止是掉书袋，通篇尽是书袋”，这个说法跟我的感觉很相似。

　　他的东西，可以翻翻看看，但也仅此而已。他的文章猛一看，觉得有些意思，有点趣味，可以增长知识，这是董桥创作的价值，但再往下走，就不好说了。我对他的整体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小。小格局，小理趣，小聪明，小机灵，小资调，而最终就成了鲁迅所说的那种“小摆设”。而且他的文章，脂粉气比较浓，读多了总感觉不太舒服。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文字的“脂粉气”？董桥认为，天下好文章都是“做”出来的，“真”不过是假得好，弄假成真。

　　赵勇：我给学生上课时就讲，如果粗略划分，有两种文学，一种是从心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不吐不快的；一种是因种种原因“造”出来的。我感觉董桥的文字“造”的痕迹比较浓。

　　从古到今，好的文学都是绝假存真，避免矫揉造作。为文造情，或为文造理，可能都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董桥的文字的确太雕琢也太造作。

　　去年出版的《橄榄香》，那篇《自序》要好些，不太浓妆艳抹，稍微淡雅了一些，但看里边的小说，第一篇《团圆》，感觉还是没有太大改变，仍然是原来的风格。我想他这种风格可能也很难有太大改观了。有的文字浓妆艳抹，披红挂绿，有的文字自然清新，刚健硬朗。而我更喜欢那种自然清新，风清骨峻的文字。

　　越往后越从解构退回到消闲

　　羊城晚报：董桥说自己“从来不喜欢鲁迅那张革命的脸；玩事越久，自然就越不喜欢他那些革命杂文”，持有的是一种消闲的文学观。

　　赵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年大陆的文学都很革命，很主流意识形态化。董桥的文字进来后，确实对我们那种比较僵硬的东西起到了某种解构作用。打个比方，就像当年我们总唱革命歌曲，唱了这么多年，都是高亢响亮的，忽然邓丽君的音乐进来了，软绵绵的，大家就很喜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董桥是有正面意义的。但越往后走，越退回到消闲上，我就觉得出了些问题。我并不太欣赏这样的文学观。

　　文学的确有消闲功能，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但成为一种追求和使命，就会取消文学本身的志向和抱负。文学还有别的功能，比如介入社会，批判社会，等等。过分强调消闲功能，必然会挤压或排斥其他功能。如果消闲功能被放大了，那么介入和批判功能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羊城晚报：林贤治在《中国散文50年》中谈道：整体的台湾散文，缺乏博大深沉的风格，有成就的散文家，比如林语堂、梁实秋等多是教授出身，且属英美派，重个人而轻群体，重知识而轻人生，作风也以雍容幽默见长，影响及于文人圈子，难免“媚雅”。就像梁实秋、余光中等人的文字，就不乏高级庸俗的例子，包括香港的董桥。

　　赵勇：我很认同这个判断。林贤治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十多年前我读他的《自制的海图》，就很受震动和启发。他有自己的文学观，他梳理中国散文50年的脉络，稍带说到台湾散文，这个判断还是非常精准的。

　　受西方影响但化用得不够好

　　羊城晚报：类似英文的essay，“散文”有种无法规范、兼容并蓄的特质，董桥对这点相当自觉，他说“散文可以很似小说，小说可以很似散文，现代是mixed一起的了，是否一定要划分得清清楚楚呢？我看未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无定法，董桥是否拓宽了“散文”写作的疆界，是一种新尝试？

　　赵勇：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散文确实是一种自由的文体，而任何文体也处在不断的演化中，会吸收别的文体的特点，但我觉得最核心的东西无法变，不能变。

　　董桥英文很好，不知道他的文字跟翻译有没有关系，精通英语或多或少会影响母语写作的遣词造句，句式安排，等等。比如台湾一些诗人，受西文影响，写出来的诗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董桥好像又不是这样的。可以感觉到他也受了影响，但化用得还不够好。

　　羊城晚报：都说他写的东西有才子气，但也有观点认为才子气、文人气，对文学创作是有害的，您怎么看？

　　赵勇：这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创作有点才子气、文人气也未尝不可，关键在怎么运用和处理。比如汪曾祺，他的散文有文人气、书卷气，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有股士大夫气，但他的东西还有别的气，尤其他还引入了很多来自民间的东西，让它们形成某种碰撞和交融，这样他的散文就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文字清新自然，又很有韵味。你能说他没才气，没文人气吗？

　　所以还是要看你怎么利用。是用其他什么气来中和才子气、文人气？或是同化才子气、文人气？还是你觉得才子气、文人气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气质，要打造，甚至是炫耀，或者是作为某种品牌来经营？

　　羊城晚报：董桥有刻意去雕琢自己的才子气吗？

　　赵勇：感觉他有一些。为掉书袋而掉书袋，有些读者看了估计会云里雾里。比如：“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堂软垫沙发上，两手捧着一盏新沏的铁观音，白烟袅袅，凄凄切切半蒙住他那张有风有霜的脸，沙发的蓝绒底子洒满翠绿竹叶，衬着窗外一丛幽篁，格外见出匠心。”这里倒是没掉书袋，但我不喜欢，感觉像是高级“知音体”。

　　文化快餐吃多了没营养

　　羊城晚报：这些年董桥的书一直卖得不错，也一直有新书出版，装帧越来越精致，为什么今天的读者会喜欢董桥的东西？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 

　　赵勇：以前小资产阶级情调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经过批判后小资调调基本绝迹了。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生活富足了，所谓的中产阶层、中产趣味、小资阶层也都出现了，这是事实。有了这样的受众，出版商就会去迎合这批读者。而董桥的文字可能恰恰提供了适合这个阶层读的东西。所以书商会用心包装，装帧做得十分漂亮，吸引受众。董桥也可能存在一批粉丝读者，凡是他的作品面世，都一定要“请”回家，读不读是另一回事，但要收藏起来。就像你有可能不喜欢他的文字，但书的包装可能就已经把你打败，让你忍不住就买下了。

　　羊城晚报：把董桥放到港台作家里来看吧，您怎么看当下的港台作品热？

　　赵勇：包括董桥在内的一些港台作家，他们的消遣功能可能更大一些。港台不少作品，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琼瑶的小说，三毛的作品，其实都是大众文化产品。

　　大陆革命那么多年，人们的感情僵硬、板结，基本的七情六欲可能都没了，只剩下阶级仇、民族恨。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软性的东西一过来，对我们那种僵硬的意识形态有化解和冲击的作用，对人们有情感教育和人性启蒙作用，这是正面影响。但这些作品确实又是大众文化产品，是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供人消遣和消费。当然文化消费品也有高低之分，但大体上都属于文化快餐，心灵鸡汤。文化快餐可以吃吃，但吃多了没什么营养，吃的时间太长甚至会影响人们的口味。

　　羊城晚报：但港台文学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严肃的文学作品。

　　赵勇：当然，龙应台的作品我很喜欢，齐邦媛的《巨流河》，包括以前的李敖，包括柏杨，确实有铁骨铮铮的感觉，那就是风清骨峻。不管是做人还是作文，他们流露出来的精神气质，是好多大陆作家都不具备的。

　　场面话和私下评价差较远

　　羊城晚报：文学界是不是存在小圈子的吹捧现象？

　　赵勇：这是肯定存在的。我不知道香港、台湾是什么情况，但大陆的圈子化的确比较厉害。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个作品出来，要先开作品讨论会，请亲朋好友来说好话，说过头的话，请媒体记者把这些表扬的声音传递出去。在此之前，普通读者对这个作家并没有太多的判断力，而小圈子里的人，如果他本人还是某方面的权威专家，大家就很相信他的话，无形之中就形成了宣传和推销的效果。这种宣传方式容易给人一种印象，感觉某个作家很牛很厉害，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大家在场面上说的话，和私下说的话，弄不好有时相差还比较远。

　　羊城晚报：有不少是被小圈子高估了的作家？

　　赵勇：肯定有，甚至包括被写进文学史的一些严肃作家。当某位作家被某个圈子认可，圈里的人又是权威人士，当他可以主编文学史时，就可以让你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但这种叙述有可能是和这个作家应有的文学地位不相称的。比如前几年特别走红的《狼图腾》，我就看到已有“准文学史”给了它一个位置，对它有很高评价。评论家其实也是权力的掌握者，一些作家跟评论家搞好了关系，也就进入了某个圈子，而进入圈子是会得到很多好处的。　　但我还想说的是，某时某地某个作家被拔高了，其实没什么关系，最终还是要经过时间和历史检验。今天他可能在圈子里被一些人捧得很高，但时过境迁，他的作品是否还能被专家学者和读者认可，仍然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