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三种面目或一分为三的词语

　　为了总结新世纪十年的新诗状况，展示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诗刊》、《诗探索》、《扬子江》 诗刊、《作家》、《花城》、《诗选刊》、《文学报》六刊一报共同商议，在2013年度联手推出36位新世纪以来一直活跃在诗坛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作简况和相关评介，希望借此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状态的关注与研究。

　　1

　　作为一个十分优秀的诗人，吕约对词语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心知肚明：“诗人踩在两个世界的国境线上/同时发射出三种词语/进入三个轨道/一个在半空中悬浮，与地面世界平行/一个在高空飞行，不断冲破万有引力/还要留下一个紧贴地面，被重力吸引，与死亡结伴。”(吕约：《诗人同时发射出三种词语》)吕约的意思大概是，鉴于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诗歌中的词语应该一分为三，或者，至少得拥有三种面目：词语必须在其内部进行自我协商，但首先是在诗人的心性中发酵、酝酿，直到充满爆发力。是诗人对称于时代与生活的心性，为词语内部的自我协商，提供了新鲜的起跳点。

　　和旧体诗写作中词语承担的任务大不相同，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词语更具有命悬一线的特性：它被诗人驯服、吁请和抚摸，却被迫承担着凸显更为晦涩、更为复杂难缠之现实的重任。在大体上一成不变的“甲子”中国或“天下”中国，旧体诗漫长、灿烂的传统，支持词语和现实之间具有一种一一映射的关系；现代汉语诗歌却必须建立在否定一一映射的基础之上。比本雅明描述的巴黎拱廊街的命运更为险峻，现代性带来的快疾，总是倾向于将昨天定义为古代，将明天定义为未来，仅仅将今天定义为现代；而昨天性的“古代”经验，必定不能被今天性的“现代”所认可。关于速度和快疾，路也写道：“大宇客车如飞，油箱里盛的似乎不是汽油，是酒精/行李箱里有一本《宋词选》/连‘声声慢’都具有了125公里的时速/……车身颠了一下，越过了地图上的分界/从夫差的领地进入了勾践的家。”(路也：《沪杭道上》)在这种随时处于古代和现代的“分界”线上，在推崇裸体的现代性中，词语必须自我繁殖、增生，必须不断更改自己的语义——它不能让自己停留在昨天——以求对称于不断到来的今天性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不支持类型化的词汇，它不允许月亮代表团圆，菊花代表隐士和他高洁的品德，也不允许鱼仅仅表征生殖或情爱。词语的类型化，只能属于“甲子”中国或“天下”中国。在当下，词语和诗人彼此对望，其情形，类似于《突厥语大辞典》中的一句话：“你看着我，就是治疗我。”

　　现代性的快疾特性乐于扫荡记忆，“健”与“忘”的古怪搭配，道破了其中的一切秘密。不用说，现代性是记忆的天敌，但它更倾向于将中国定义或搞成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家。这在吕约写于2004年的 《法律的羊毛披肩》一诗中，有非常好的展现：“这头羊被判处死罪/因为它用烤羊肉/喂了一名逃亡到我村的/杀人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让我们首先杀死杀人犯/从他肚子里掏出羊肉/然后请来爪哇国的炼金术士/……从发臭的羊肉里提炼出/最纯正的犯罪基因/然后/来自密西西比河的克隆大师/……　终于克隆出/这头羊/……让我们将这头罪犯/立即押赴刑场！”“这头”与“罪犯”的语言性联姻，在一个看似轻描淡写的瞬间，改变了这两个词语的本来含义。在神圣的穆斯林世界，宰杀牛羊，必须得有阿訇念经超度。而在中国的远古时期，“这头”(牛或羊)是献给祖先或神灵的牺牲，它是从同类中被挑选出来的优秀个体，具有不可企及的神圣性；“这头”倒下的地方，正好是“这头”的福地：“这头”不可能是“罪犯”。任何动物都不可能成为罪犯。但现代中国改变了“天下”中国的信条或经验。这种类似于卡夫卡的语言搭配和场景设置——尤 其 是 场 景 设置——揭示了当下现实深入骨髓的荒诞：只有魔幻，才是真正的现实。而在卢卫平眼中，在高楼上擦玻璃的清洁工，远远看上去，“比一只蜘蛛小/比一只蚊子大。”但诗人和诗歌的任务不在这里。他(或它)必须要揭示出暗含其间的荒谬性：“最底层的生活/怎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挣回？”(卢卫平：《玻璃清洁工》)作为词语，“高”曾经是神圣的，它总是与天、乾、阳等高贵的属性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高”被迫改变了自己的语义和身位：它是定义最底层者的一个词语物件，它是属于最底层者的词汇。在这里，“高”的本质就是“低”；“高”和“低”对调了语义和身位：高高在上者站在低下的地面，卑贱者则处于危险的高空。吕约是正确的，一分为三的词语的重点，还是留在地面的那个部分：“留在地面的词语/不时与地面发生冲突/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它们以绝望做燃料/突然腾空而起，撞向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它们的尸体/让词语的死亡之谷/又增加了一毫米/那些在高空飞行的/带着同伴的灵魂继续飞行……”

　　2

　　也许在人类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的作家、诗人像二十世纪的作家、诗人们那样悲观与绝望。二十世纪作家、诗人的自杀现象，应该成为文学人类学的重要课题；而忧郁症作为一种世纪病，至今无法在文学中得到痊愈。对付荒诞的现实，诗人们仅仅是将之揭示出来就算完成任务了么？词语必须要一分为三的“三”，更应该理解为“三生万物”的“三”。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急需要具有生育能力的“三”，更需要“三”的生育能力。但这必然是以痛苦、悲观做底色的欢乐或乐观。李小洛以低婉而忧伤的语气，道出了其中的实质：“我们依然还在：远久时代里的油灯/纸张、格言和真理。”(李小洛：《我们》)对此，朵渔或许称得上更有同感。在引用过托尔斯泰日记中的句子“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之后，他的诗句来得格外坚定：“我们依然没有绝望/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朵渔：《夜行》)朵渔因此更加相信：“什么样的悲伤会聚集成力/取决于你的爱。”(朵渔：《聚集》)。小海则这样写道：“如果不是来自空灵的尘土/就是来自敬礼和爱。”(小海：《追问》)是的，取决于爱，取决于内心深处服膺的伦理和道德。一分为三的词语或词语的三种面孔乐于在悲凉与苍凉中，为诗歌书写爱意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这需要坚强和韧性。而在爱情杯水主义的时代，在昨天仅仅是古代的岁月，爱还存在么？李小洛倾向于给出肯定、但又是小心翼翼的答案：“此刻，我有瞬间的恍惚，发愣/看灯，看人，看着离别的窗外/想起生命，光阴，未来/……想起那些比我们更加孤独的人/秋天，大地。水塘，芦苇/我，隐隐约约的爱”(李小洛：《但是，该告别了》)李小洛用近乎哀婉的语调，提示了爱还“隐隐约约”存在；荣荣则诉诸一种坚定的心性。面对即将干涸的白洋淀，荣荣写道：“她还要坚持将有限的水尽可能的铺展/坚持浩荡 坚持沁心入肺的湿润/让回乡的人老泪纵横/……她要坚持一份长久的理想/我说的也是一个坚韧男子的品格/我说的也是一个朴素母亲的情怀。”(荣荣：《白洋淀》)对山水的仁慈，说到底，就是对人的仁慈；对山水的善意，就是对人的善意。这需要格外坚强的心性。新世纪的中国诗人终于参透了祖传的法宝，激发了词语内部暗含的德性：它有孕育柔情和爱意的能力。

　　或许，路也对爱的回答，才更倾向于肯定。写于不同年份的《我想去看你》、《木梳》、《你在病中》、《在临安》、《山坳》等诗作，更应该被看成爱的组诗。不必讨论组诗中那个“你”是否真有其人，不必讨论组诗近乎完美的表达，重要的是那种感人肺腑的情愫，在温馨中对爱的流连忘返。氤氲、湿润、柔美的气息，吐气若兰的氛围，激发了读者对爱的记忆；让生活于灰烬之中的读者一下子心肠变软，沉浸于对爱的缅怀与追忆。至少，它提醒读者，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爱还躺在那里，它还没有被完全冻僵。路也的爱的组诗是对爱的重访，是对爱的采访手记，显得特别珍贵。在当下中国，每个人从童年开始生长，都有一个由热心肠变冷心肠、由柔软变坚硬的过程。但对某些人来说，通过学习，通过修炼，通过觉悟，还有另一个相逆的生长过程：由坚硬变柔软，由冷心肠变热心肠。对于这种人，他或她的生命过程构成了一个圆，甚至构成了拥有两个焦点的椭圆，美丽无比。路也就是这样的人。生活与时光教育了她。在这组诗中，她几乎完全抛弃了从前诗歌中的戾气和自恋。词语必须拥有这样的生育能力。它繁殖，它生育，是为了美好，为了爱与幸福，而不是悲哀和仇恨。路也喜欢的安徒生有一句名言：要为幸福而想象，永远不要为悲哀而歌。路也懂得这句话的分量，懂得忍住将落未落的泪水歌颂爱。正如朵渔坚定地说，坚定来源于“爱情”同“灾难”的联姻：“只有伟大的爱情/才会爱上灾难。”(朵渔：《最后的黑暗》)

　　3

　　“三”不只在一个维度上拥有繁殖能力。潘维给“三”定下了另一个走向：颓废。颓废在潘维那里，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岁月，热闹而怀孕着，/敲门声有着姓名，/连枝条上的脆弱也呼吸善良。”(潘维：《梅花开了》)所谓颓废，就是骨子里的慵懒。但它空其腹心，仅仅是为了承载善和柔软：“爱情是别人的今生今世，/即便我提前到达，也晚了；/即便玉环戴上无名指，/恨，也不关国家的事。”(潘维：《短恨歌》)颓废意味着放弃一切世俗的功名与利禄，只寄身于时代的边缘，爱上自己的贫穷、疾病、衰老、小性子，甚至坏运气。颓废就是蔑视一切不公，蔑视一切不义，仅仅是一个斜视的眼神。颓废到骨子里的潘维深入了颓废自身的虎穴：“白墙上壁虎斑驳的时光，/军机处谈恋爱的时光，/在这种时光里，/睡眠比蚕蛹还多，/小家碧玉比进步的辛亥革命，/更能革掉岁月的命。”(潘维：《同里时光》)是啊，激动人心的革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去热闹吧，我们只固守于自己的糜烂与腐朽，在一个静悄悄的角落，在一个无人关心的庭院。

　　“三”的生育繁殖不仅体现于爱、颓废和置身事外，更意味着悲悯。悲悯就是软到极致的心性，就是将人生弄成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卢卫平一系列描写底层生活的诗作令人刮目相看：《老鼠家史》、《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修坟》、《分离》、《玻璃清洁工》、《说谎》、《父亲的火车》等，为诗歌能够具有何种道德力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古典诗歌在本质上跟善、德性靠得更近；所谓古典诗歌之美，最终，必然来自圆满的善意和德性，杜甫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将这条定律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一特性被现代汉语诗歌遗忘得太久了。卢卫平的诗作，可以被看作接续了这个伟大的传统：“现在，乡亲们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我们谁是骨头，谁是肉/我们在岁月的噬咬下/骨肉分离后，有谁能留下来/听听我的骨头用方言搭几句家常。”(卢卫平：《分离》)“骨头”和“方言”，或者，有一个乡下出处的“骨头”和蛰居乡下的“方言”，该怎样在城市里扎根呢？“骨头”和“方言”的词语婚配，以诗人的悲悯之心，为词语赋予了再生的能力。而在小海的诗中，甚至连城市里的泥土也值得施以悲悯之目：“市政公司在改建大街/马路上翻挖出喘气的黄土/这些地下熟睡的好泥巴/散发暧昧的潮湿气息/粗暴地堆弃在人行道两旁/……黄泥巴的车辙印让人又心疼又亲切/那是夜里偷着进城的卡车留下的/先前那些泥巴的表亲/它们无辜地躺在崭新的马路当中……”(小海：《地下的泥巴之歌》)瞧瞧，现代性在怎样对待我们必须依赖的泥巴？和卢卫平的“高”、“低”对换身位不同，在小海那里，“低”回到了自己的本位。现代性意味着对物的粗暴：没有一种物可以逃过它的手掌，除非它对人没有用处。面对一匹衰老的马，澳门诗人姚风如此写道：“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看着你使尽力气低下头/把大车拉上了斜坡/却不懂用你的语言喊一声：/老马，进来喝一杯吧！”(姚风：《老马》)现代性支持硬心肠，诗歌却鼓励万物和平相处，倡导心肺走向水的特性，柔软、光滑，让心脏落泪。吕约说得好：“他们闭上眼睛，语言就流了出来/他们将手放在胸前，语言就流了出来/他们用梦中发明的语言祈祷，也许是在为我的无知祈祷/而我还在等待我的词出生”(吕约：《成为野蛮人》)

　　现代汉语诗歌要完成上述一切，必须要“等待我的词出生”，而等待出生的词依然需要心性的转换。罗兰·巴尔特说，风格是心境的蜕变。但他忘了说：向何处蜕变。等待出生的词必须仰仗相逆的人生过程，向具有两个焦点的椭圆蜕变。这是新世纪汉语诗歌的重要任务——如果不说首要任务的话。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及新世纪十年创作简介

　　姚风，1958年生于北京，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交部任职，后移居澳门，曾任澳门大学葡文系副教授、代系主任，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副局长。在中、葡文学术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中、葡文诗集7部、翻译著作10余部。为《当代国际诗坛》 编委、《中西诗歌》 主编。曾先后应邀参加在巴西、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我国内地和香港多个城市举办的诗歌节及诗歌朗诵活动。曾策划“澳门第一届中国与葡语国家诗人对话”等活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行走与停留》(组诗)、《在我爱的地方》(组诗)、《绝句》(长诗)

　　荣荣，女，原名褚佩荣，1964年2月15日出生于宁波，1984年毕业于浙师大化学系，先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为文学港杂志社主编，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曾获首届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第五届华人青年诗人奖，诗集 《像我的亲人》 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08年 《诗刊》 年度诗人奖，2010-2011年《诗歌月刊》年度实力诗人奖，诗集《看见》获全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曾任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诗歌组总评委。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秋来书更疏》(组诗)、《李商隐》(组诗)、《零碎》(组诗)、《地方新闻》(组诗)

　　潘维，1964年5月出生于浙江安吉县孝丰镇。现居杭州，为浙江省文学院特约研究员。国家二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当代诗坛》编委。三月三诗会组委会成员。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锦书》(组诗)

　　路也，原名路冬梅，女，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1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6部。曾获《作品》小说奖和散文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诗刊》 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诗刊》 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奖、《星星》年度诗人奖、人民文学奖。参加过第19届青春诗会。曾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美国KHN艺术中心入驻诗人。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韩语、冰岛语。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城南记》(组诗)、《江心洲》(组诗)、《美利坚》(组诗)、《一九八七》(长诗)、《灰楼纪事》(长诗)、《欧式火车站》(长诗)、《白洋淀》(长诗)、《心脏内科》(长诗)、《文学院》(长诗)、《木渎镇》(长诗)

　　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单县。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独立写作。著有诗集两部，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多部。曾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等多项诗歌奖。曾主编民刊 《诗歌现场》。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虚构系列》(组诗)、《冬天来了》(组诗)、《民国》(组诗)、《小叙事诗》(组诗)

　　李小洛，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陕西安康。200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参加第22届青春诗会、第六次全国青创会、就读第7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提名、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郭沫若诗歌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度驻校诗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个人诗集《偏爱》等。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孤独书》(组诗)、《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组诗)、《一个有缺点的人》(组诗)、《病历书》(长诗)、《在北京》(组诗)、《偏爱》(组诗)、《所以》(组诗)、《沉默者》(组诗)、《凌晨四点的北极光》(组诗)

　　小海，1965年4月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苏州。1980年开始发表诗歌。诗入选过《新诗潮诗集》(老木编，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4年)等百多种选集，并被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罗马尼亚等文字。有诗集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村庄与田园》、《北凌河》、《大秦帝国》，诗人合集 《1999九人诗选》、《夜航船》，组诗“村庄与田园”进入 《北京文学》“正豪杯”1998年下半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诗歌获得过 《作家》、《青春》 等杂志设立的文学奖；主编《他们十年诗歌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他们》创始人及代表诗人之一。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村庄与田园》(组诗)、《北凌河》(组诗)、《心灵的尺度》(组诗)、《理想之国》(组诗)、《天上》(组诗)、《小粉刺之歌》(组诗)、《大秦帝国》(诗剧)、《大秦帝国(人物志)》(组诗)、《影子之歌》(长诗)、《给涂画》(组诗)

　　吕约，女，1972年生于湖北，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现居北京。9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作品发表于《他们》、《今天》、台湾《现代诗》、《山花》、《汉诗》等刊物，入选美国 Poetry　International (《国际诗刊》)2012年中国诗人专辑、《21世纪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等。著有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评论集《戴面膜的女幽灵》等。2012年获首届骆一禾诗歌奖。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坐着》(长诗)、《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长诗)、《炸弹漫游》(长诗)、《热带海岛》(组诗)

　　卢卫平，男，1965年9月1日生于湖北红安，获中国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2008《诗刊》年度优秀诗人奖、2007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提名奖、《北京文学》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等多项奖。诗作入选120余种诗歌选本。出版 《异乡的老鼠》、《向下生长的枝条》、《尘世生活》、《各就各位》等诗集。有诗歌翻译成英语、葡萄牙语、瑞典语等。《中西诗歌》 执行副主编。现居珠海。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重要组诗和长诗：《蒙娜丽莎瓷砖》(组诗)、《我看到猴子的眼睛红着》(组诗)、《向下生长的枝条》、《尘世生活》(组诗)、《黄昏的挖掘机》(组诗)、《座位表》(长诗)、《在雨中送母亲上山》(长诗)、《九月叙事曲》(长诗)、《寻找那只鸟》(组诗)、《青海湖》(长诗)、《沧桑及其他》(组诗)、《树枝和旧事》(组诗)、《下午四点》(组诗)